摘 要：唐代敦煌诗僧群体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在思想、艺术各方面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局限。吐蕃占领时期，敦煌僧诗随着文学的被迫独立发展而初具地域特点;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僧诗随着佛教的繁荣而至于繁盛;曹氏归义军时期，僧诗宗教色彩趋浓，但因失去中原文化的补养而渐失光彩。
关键词：敦煌诗僧;地域;唐代;文学
本论文拟将文学与地域、政治、文化等因素相结合，以诗作的考证和文本分析为主，寻找唐代敦煌诗僧群体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下独特的诗歌创作，以求深化唐代敦煌文学，进一步拓宽文学地理学在敦煌地域的研究。因每个时期的政治背景不同，敦煌僧诗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与特色也不尽相同。因此仍分列之，以求更为清晰的窥见僧诗的发展轨迹。
一、 吐蕃占领时期
敦煌被吐蕃占领以前，因依赖于中原文学的补养而发展，尚未形成异于中原文学而独具本地特色的僧诗。吐蕃占领后，本地文人乃至整个地区禁止用汉文，说汉语，使其失去了接受和进一步发展中原文化的可能，僧诗也随着文学的被迫独立而初具地域特色。
此时期，一部分诗僧为汉族僧人，其诗歌多含思乡之情。如佚名僧人的《夏日羁情》，这首诗歌所包含的情感复杂而和深刻，表明了身在敦煌的作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在中原的家乡，但诗人仍然以国为家，为国献身的精神安慰鼓舞自己。
除了中原后代拘于异域思念家乡之外，还有一部分僧人的诗歌，描写此时期唐朝边防微弱，致使敦煌被吐蕃占领，其不断的侵扰给本地带来的破坏。如佚名诗僧《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描述侵略之后的败落景象以及诗人看到这一景象的无尽的愁和恨。
吐蕃占领之后，很多文人不愿意受统于吐蕃族，因而遁入佛门，成为僧人。如诗僧日进《登灵岩寺》表达了诗人被困于此，对家乡的无尽思恋以及诗人对整个敦煌地区受到异族侵略的沉痛、悲愤和无奈之情。
以上两部分诗僧，文学修养和自身素质都比较高。此时文学发展最大的特色在于寺院里兴起了世俗化的文化教育。这些诗僧都以僧人的身份，教授百姓中原经史以及流行的优秀文学作品。许多读书人也相继进入寺院削发成为僧人，由此世俗文学不断推广，寺院真正成为传授传统佛家学理兼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型学校。“他们在教学生们认字读书时，经常选择一些有关民族英雄的事迹或文章以及中原文化代表作作为教材，从而使中原文化得以延续。”[1]
因此，此时期敦煌地区的僧诗，并非一味沉浸于佛理顿悟、忘却尘世的空灵世界之中，而是带有了世俗化的政治色彩。这些僧人忧虑于家园败落，拘于异域统治的无奈，他们也在努力维持中原传统文化。而文学毕竟突破不了整个政治环境，诗僧的文人化进程因吐蕃的蕃化式教育，禁止用汉语，佛教只允许对佛学义理的研究等政策而受到阻碍。
二、张氏归义军时期
张氏统治时期，本地佛教、吐蕃佛教以及中原佛教构成敦煌佛教的三大来源。归义军政权初期，敦煌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僧尼数量不断增加，其地位也相应提升。
这一时期，悟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僧人。他是德行极高的僧人、也是文坛领袖、更是一位出色的诗人。现根据悟真的创作时间和地域将其诗作分为两类，同时将他成就突出的《百岁篇》单列一类，通过对思想内容的分析，以求窥见张氏统治时期敦煌诗僧的诗歌创作倾向。
1. 入京之作
悟真的这一部分作品，主要是和朝廷官员之间的赠答之作。
如《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从题目即可看出诗人的谦和之态。诗人表明所居住的地方比较偏僻，和中原富有才华的文人学士相比，并不擅长写作，现在仍要不断的学习，谦和之态尽显其中。由此表明，悟真对中原文化深表认同，同时也非常向往。此外，他能够巧妙地运用典故说明他对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2.在敦煌之作
《奉酬判官》虽为残篇，但从其留存的六句诗中便可感受其意境之广阔，构思旷大而精巧。“重别”、“屡看”、“幸沐”等词语，流露着河西归顺难以自禁的欣喜之态。
3.《百岁篇》
悟真于其七十余岁裁诗十首。回忆了一生的经历，从孝道到佛理，从为人处世到钻研学问，从个人提高到实现男儿抱负，报效祖国，虽多叙事，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中所写的对父母的仁孝对国家的忠诚，是敦煌这一独特地域僧诗普遍所含有的情感。
悟真的这些诗作，结合其身份、经历和地位，可总结悟真相对擅长叙事，而不善描写。他的诗歌大多应和之作，也有不少作品体现了真情实感。
除悟真外，法荣也是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僧，是悟真之前敦煌地区的都僧统。从其存留的几首五言诗来看，其诗明显受到乐府民歌的影响。
通过对此时期诗作的分析，结合地域特点及政治、文化等因素，可以看到：由于张氏推行比较开放的文化政策，同时又归顺于唐朝，因此诗僧地位与吐蕃占领时期相比大大提高，创作更为活跃。而中原的传统文化也能够通过更多的渠道深入僧人们的思想意识，受中原儒家文化的滋养，其作品的儒学色彩就更浓。因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和研读，其宗教色彩较淡。因其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参与到张氏政权建设中，他们的诗作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曹氏归义军时期
公元914年，曹议金取张承奉而代之任本地节度使，由此开启了曹氏统治的时代。此时期，佛教的地位远不及张氏统治时期，佛教首领的地位也被贬为释吏。
如果张氏归义军时期，有明显文人化趋势的僧诗含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那么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僧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期僧人的地位下降，僧统成为释吏，诗僧的作品也多附和之作，没有太多的真情实感，诗歌水平大大降低。
如诗僧道真，在担任沙洲僧政之时，曾跟随本地统治者曹元忠赴莫高窟地区观礼。因此作诗于其石壁，诗歌没有特定场景的描写，没有优美壮阔的意境。感动于山神赐予霜树，虽带有一丝情感色彩却也缺乏真情实感。因此诗歌质量并不高，唯有词语的拼凑，毫无深意。
结合曹氏归义军时期其他僧人的诗作，可发现与前一时期相比，此时期诗歌文学色彩大大减弱，而宗教性和通俗性明显增强。这一现象同样与此时期本地域的政治文化环境相关。敦煌于此期战事频繁，各阶层人们生存都愈发艰难。僧人们的地位大大降低，趋于世俗化的生活导致其思想的俗化。由于统治者未实行开明的政策，未与中原王朝互通有无，文化交流也逐渐减少，文化水平也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潮流。缺乏先进文化补养的敦煌文化渐趋衰落，僧诗这朵独特的奇葩也渐失其艳丽的色彩。
三、结语
唐代敦煌诗僧群体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在思想、艺术各方面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从文学的被迫独立发展而初具地域特点到随着佛教的繁荣而至于繁盛，随后僧诗宗教色彩趋浓，但因失去中原文化的补养而逐步失去光彩。敦煌文学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否，统治者实行政策的开明与否，都见证着敦煌这一特殊地域佛教的不断发展，而这一艰难的发展过程中，诗僧无不起着主导性作用，也成为连同文化与佛理不可忽视的纽带。这一特殊地域特殊群体孕育的僧诗如一支支坚毅的奇葩，记录着历史，也见证着文学发展的起与落，兴与衰。
参考文献：
[1] 宁可， 赦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M].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3： 77- 78.
[2] 屈直敏.敦煌高僧[M].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3] 徐俊.敦煌诗歌残卷辑考[M].北京： 中华书局，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