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这句话道出了黄金和收藏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保值和增值作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收藏品的增值绝对值和速度远远超过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增加部分。中国现处在以新媒体为主导、传统媒体依然兴旺的全媒体时代，又欣逢改革开放红利释放、社会情势持续稳定的历史时期，自然迎来了“盛世收藏”的令人兴奋的历史阶段。
“盛世+全媒体”，这就是当今书画艺术市场所依存时代的两大基本特征。就“盛世”而言，它是由历史的一切因素的合力决定的，收藏者个体只能任其引领，并在盛世之中助燃激情。而就“全媒体”而言，收藏者群体则可以在这洪流中大有可为：一方面，艺术艺术市场中关于收藏观念的嬗变、收藏方法的改进、鉴赏水平跃迁甚至藏品的价值宣示等等受媒体传播、影响，另一方面，收藏者充分利用媒体传播迅捷以及无所不传得优势，将所有书画艺术市场的信息为我所用，同时又促进而改变着媒体传播内容本身。何谓“全媒体”？《童子问易》给出的“全媒体”定义是：“所谓全媒体，就是数和象在天、地、人之间变动和周流而建立的备包有无的媒体形式”[2]。这种定义有一种哲学家的孤傲意味，却也道出了以“数”为特征的“新媒体”在“全媒体”时代的主导作用，用美国《连线》杂志的话说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而在微信时代，这种无体不备、综括万景的传播形式更加明显。
可以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全媒体时代，改变了书画艺术及市场诸方面，也考验着书画艺术市场安全。我们先看看以下几件历史事件。
2013年5月，印度出台《国家网络安全策略》，目标是“安全可信的计算机环境”。
2013年6月，日本出台《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网络安全立国”。
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又宣布启动美国《网络安全框架》。
2014年2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探讨建立欧洲独立互联网，拟从战略层面绕开美国以强化数据安全。欧盟三大领导机构明确，在2014年底通过欧洲数据保护改革方案。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
为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段，上述各国均纷纷出台网络安全战略，并成立机构以确保实施？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各国均认识到“网络很重要，网络不安全”！因此，接轨国际，建设坚固可靠的国家网络安全体系，是中国必须作出的战略选择。而身处以网络为主要通道的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并没有消褪的全媒体时代，中国书画艺术市场充满着机遇，当然也充满着安全隐患。以往，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艺术阴谋”论[3]，对那些“宣扬什么都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门类的界限消失；市场投机性，理论家、拍卖行、媒体轮番爆炒，艺术作品的价格随之疯狂飙升”等等现象保持了应有的警惕。虽说这些“阴谋”的根源较为久远，但是不能不说这也会是当下全媒体时代的艺术市场安全性的隐忧。
首先，全媒体信息扩大了书画艺术的消费群体，也消磨着人们对书画艺术的兴趣。毫无疑问，在全媒体时代，关于书画的创作、流通、鉴赏、消费、批评等各种资讯均超饱和存在于各种媒体之中，略微分而述之。
就创作而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传诸于后世，“篆隶楷行草”历经诸朝而各放异彩，而在全媒体时代，书家互相切磋技艺，“五体”争奇斗艳。可以想见，当世习书者折服于汉字书法之特有美学品格、民族气派，从学习书画者、收藏爱好者总体人数而言，自是历朝难及。
就流通而言，盛世之中，百姓富足，书画把玩之风盛行，“最具影响力十大书法家、十大国画家”、“最具升值潜力十大书法家、十大国画家”等等各项排名争相出炉，著名书画家作品更是一字难求，数尺天价。
就鉴赏而言，书画史论学术成果迭出，一些专著研究之深、研究之透，动辄数十万字，完全使书画收藏由“把玩”上升为“综括与分析”之“二法”的学问研究。例如，有研究历代题画诗者，如中国传媒大学王韶华副教授就著有《元代题画诗研究》[4]；有研究书画之印并将印论作为专门研究领域，而与历代“书论”“画论”比肩者，如南京艺术学院黄《中国印论类编》[5] 等，可谓提升了书画艺术本身的学术之品味，锻造了国人书画艺术鉴赏之审美神经。
就消费而言，各种专业博物馆、拍卖场、画廊等不胜枚举，各种普及类读物、理论专著层出不穷，如《艺术品投资指南》[6]者，进行理论分析、实战列举等，可谓周翔，拓展了消费群体……
但是，毋庸讳言，全媒体信息扩大了书画艺术的消费群体，也消磨着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兴趣。例如，尽管就学习书画者、收藏爱好者总体人数而言，自是历朝难及，但就总人数与书画爱好者之比例而言，在当下全媒体时代，仅是汉字书写键盘录入拼音化这一不可回避的现实，就很难促使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喜好书法蔚然而成风气。
其次，全媒体信息的超饱和存在，在一定程度而言，消解了书画艺术的艺术性，消解了书画艺术信息的公信力，消解了民众的文化适应性。书画艺术市场的不安全性与这三种现象息息相关。现分述如下。
就书画艺术信息的艺术性而言，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较多地强调了书画艺术作品的商品性，而消解了书画艺术立身之本即艺术性。例如，一些网站也有一些鉴赏常识的普及、收藏方法的介绍，但是始终还是做了太多的商品介绍的内容。如“书法第一网”官方服务平台宣称：“为您免费进行书法、书画作品宣传，每日推送有价值的书法创作理论文章、挥毫必备资料、学书教程、名家名作欣赏等精选内容”。这里艺术性和商品性其二者就没有有意识的“二重性”定位。倘若增强艺术性意识，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福音。只有将“艺术性定位”提升至第一位，至少与“商品性定位”二者不可偏废，“第一网”方能名副其实而当之无愧。但是，如下图所示，诸如对“十大天价书法”的介绍，夺人眼球者当时“万元”前的数字，而没有对这十大作品的美学特征、历史渊源，进而所形成的收藏价值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就使一般的书法爱好者难明就里。
现将相关“十大天价书法”网帖“前三甲”录于此，方知超饱和信息之中，商品性上升为第一位，而作为专业网站，如果丧失其立命之本的“艺术性”，受众群体将为出现专业知识“贫血”，而不得不盲从。
就书画艺术的公信力而言，当前全媒体时代，书画家的艺术水平的公信力衡量尺度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倘若这个问题回答不好，对书画艺术的公信力定大打折扣。当然，在当前，最具有公信力的群团组织当然就要数中国书协了。笔者以中国书协的“三名”工程为例，来探讨中国书画艺术的公信力问题。而据中国书协的时代判断，当代中国书法事业正处于全面繁荣发展的历史最佳机遇期。为进一步激发广大书家的创作热情，强化代表作意识，努力推出精品，推出人才，中国书法家协会于2011年正式启动“名篇・名家・名作”工程（简称“三名工程”），而要进入这“三名”工程的名录，应该来说，后来选取的五十名书法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会员”，然后才有资格成“名”。那么在这里就应当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当解决好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的文艺创作的“方向盘”。那么，作为文艺创作重要方面的书画艺术创作而言，也自然离不开一个“方向盘”，笔者认为，依然离不开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所提倡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倘若离开了“美学的标准”，离开了创作者与审美者达成的具有中华气派、民族风格的审美约定，其作品的美学意蕴就无从谈起。倘若离开了“历史的标准”，离开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的历史观，势必切断创作者的社会属性，而在那里“纯而又纯”，也势必忽视行进在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人民群众所思所想，那样的书画作品自然没有铮铮然的金石声。当然，现实主义作品并不是只书写现实生活。徐悲鸿大量画作如《九方皋》《形液蟆贰队薰移山》等作品借古喻今，观者依然能够从中强烈地感受到画家那种对祖国和人民的强烈的挚爱之情。因此，提高会员素质，坚持对“入会”会员作品考察的两条基本标准就不能松动，否则，定会“车轮”打滑、“方向”不准而丧失公信力。可以说，脱离大众、“纯而又纯”、躲避崇高、远离理想，就是丧失公信力的表现。当然，一些高明的书画家，如总是谦虚地向人民学习，交由人民检验，交由人民享受到其中的美感，而不是匆匆地走向市场，交由甚至靠炒作起来的“人民币”检验。第二个问题，要解决好身份问题。若干年以来，名人“入会”和高官“入会”屡见不鲜。说白了，就是为了在“盛世+全媒体”时代，在“热闹”书画市场里，运用拥有媒体优势的同时，再为自己获得“书画家”的身份，从而在这市场里获得一份可观的“收入”。更有甚者，“楷书没有练好，直奔草书而去”的个别人，用自己的作品“交流”到真正有收藏价值的作品，更是为人不齿。当然，此种乱象最近已经得到了基本遏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创作者素质和收藏动机良莠不齐的问题，提升了书画创作的公信力。
就书画艺术市场的文化适应性而言，当下的书画艺术创作和收藏正行进在以职业化和专门化为特征的唯市场化道路上。人类往往生活在一种面子文化（a shame culture）[7]当中，这种“面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就是“皇帝的新装”中的从众心理，而中国人尤甚。就中国书画艺术市场而言，如果以职业化和专门化为特征的唯市场化现象不能得到根本改观，那么初学创作者和收藏入门者定不能“附庸风雅”，久而久之就生成于“罪感文化”（a guilt culture）之中，势必这条道路会越走越窄，而脱离一种大众的文化之路。例如，一些作品行进在“新、奇、怪”的路径上，以一种绝对的“自由”而创作，什么“意在笔先”，什么“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等基本创作之法，全然不顾。殊不知，当世书画家们耳熟能详的齐白石最出名的那句话“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这句带有中庸思想、中道原则同样制约着艺术创作，例如作画并不完全在自由状态。当世之中，“太似之作”有之，而“不似之作”更甚。当然，同样的，如果受众的书画的基本知识没有得到提高，再有意蕴的书画作品自然也没有办法达成共鸣，而受众只能审美遇挫。这又说到“普及”与“提高”的老话题上了。笔者认为，在当下以职业化和专门化为特征的唯市场化的书画艺术市场中，在全媒体时代电子录入拼音化的汉字书写文化危机的现实语境下，书画创作和收藏的当下的主要任务，主要还是在于“普及”上。当然，这种“普及”是为了将来的涌现更多的书画家和收藏家而作的“提高”的准备，这种“准备”，其实也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创作水平和鉴赏眼光能够得到更大跃升，从而使书画艺术更具有民族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据胡乔木回忆，当柯仲平告知毛泽东，他们深入农村演出《小放牛》，“老百姓送的鸡蛋、大枣吃都吃不完”，毛泽东很赞赏。不过毛泽东又补充说，“老是演出《小放牛》，恐怕今后就没有鸡蛋吃了”。因此，全媒体时代，赋予了开展书画艺术、收藏知识普及工作的历史机遇，是增强民族艺术受众粘合度、民族文化适应性、民族美学精神自信心的重要时代。
第三，全媒体干预甚至主导了书画艺术价值判断。全媒体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而全球化的最大危机就是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的主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同质化。而一旦文化没有被强势媒体“同质”，极易造成文明的冲突。关于意识形态差异所带来的文明冲突可以参看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8]。该书根据解密文件以及一些私人档案材料和对文化冷战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冷战高潮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一项秘密文化宣传计划：“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战争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9] 如果真如书中披露的那样，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作品，以此摧毁古典和现代经典艺术，“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那么，在当下全媒体时代，无孔不入的书画艺术市场信息当然可以成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君不见，我们一些早有公论的优秀的书画作品，在国外书画市场受到无情打压，而一些“新锐”书画艺术家却在国外屡屡“获奖”，并在书画市场上获得国外买家“青睐”。这样一来，一些没有欣赏“法眼”、创作“定力”的艺术家们对自己民族的美学特征和创作手法产生了怀疑，而不得不追随于那些“新锐”的书画艺术家的“赵公元帅”的指挥棒下。因而实现了他们推崇的口号：“好的宣传就是看上去不像宣传。”[10] 而这，恰好又是全媒体时代的书画艺术市场安全隐忧的又一例证。
注 释
[1] 张金尧，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史论。
[2]《童子问易》，任国杰 ，人民出版社 ，2013 版，第273页。
[3] 参见《艺术的阴谋》，河清，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4]《元代题画诗研究》，王韶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
[5]《中国印论类编》，黄，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12月。
[6]《艺术品投资指南》，祝君波，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6月。
[7] 参见《中国留美大学生学业和文化适应性问题研究》一文，董庆文，陈迅，《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7期第48―52页。
[8]《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
[9]《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第2页。
[10]《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年4月第一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