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作者的亲历，反映了西藏的潜水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和消退的过程。从1960年到1982年的22年中，西藏的潜水作业主要服务于拉萨河大桥，雅鲁藏布江曲水大桥、岗嘎大桥，尼洋河八一大桥等大型桥梁的水下基础工程，所以有它的局限性。随着桥梁结构和施工技术的改变，水下工程对潜水的需求正在消失，潜水工作的利用率很低，所以西藏的潜水作业也适时结束了。文章将这一过程与作者自己的进退作了真实的描述。
[关键词]西藏；潜水；拉萨大桥；曲水大桥；岗嘎大桥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4）03―0093―14
说潜水，一般的都认为只有在海边和大江大河之中才有这种作业。是的，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有潜水作业的这类机构在全国只有几处：最有名的有交通部上海打捞工程局、交通部广东打捞工程公司、天津水下工程局，大连……。还有几个大桥的基础工程，一般都在大江大河和海港码头。
所以，当时如果说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从事潜水工作，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我，恰恰是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开始了我和潜水的首次接触。
这一切，都要从我上海城市建设学校毕业后分到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工交处工作说起。那是1960年4月，正值西藏第一届运动会轰轰烈烈筹备之中，工交处分配工作的部门可能是在档案里发现我是国家足球一级运动员（据说，全体参加运动会的人员中我是唯一的一级运动员），直接让我到功德林的工交招待所参加足球队集训。那时西藏各个地区也都组织了球队参加比赛。赛后从各队中又挑选藏汉族队员组成西藏代表队，类似现在所说的“明星队”，与尼泊尔国家足球队打了一场友谊赛。我担任守门员，西藏队踢得酣畅淋漓，取得了2：0的绝对胜利。
尽管运动会水平不算高，比较业余，且是本文潜水的题外话，但那是百万翻身农奴得到解放的1960年，是西藏“平叛斗争”结束、民主改革开始的1960年，一切事物都在初始阶段，一切也都在生气勃勃地进行中，经济建设自然是重中之重。发展经济，交通是命脉，对西藏来说，尤其如此。第一个被提上议程的是拉萨大桥。
拉萨河大桥修建于1954年，此桥是连接川藏、青藏公路的节点，位于拉萨市东郊的拉萨河上。1954年12月24日，两路通车时，修建的是军事急造桥，用木桩木笼填石墩台，上部是双排装配式“贝雷”钢桁架梁桥，单车道通行。经历了多年的运行，加上不断增加的车运载量，桥已不堪重负，基础下沉，排架变形，桥面木梁和行车道板逐年朽坏，大桥只能限载、限速通行，已经无法适应运输发展的需要。
西藏自治区党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经多次研究，决定要在现在的桥位上游架一座永久性的大桥，中央亦很重视，经国家计划委员会审定，决定列入计划项目。命交通部派员进藏，部组织由公路设计院负责设计，西藏派员参加，开始了大桥勘察设计工作。
大桥的桥型，几经比较筛选，按技术要求、投资可能，先后比选了下承式系杆拱挢、石砌拱桥、简支梁桥等等，加上领导的“指示与干预”，当时在内地尤其是在福建建成而盛行的“T”型刚构桥入选了拉萨大桥深水区的桥型选择，最后选定在深水区采用“T”型刚构，浅滩段采用木桩承台基础石砌墩台，全桥为简支梁结构。
大桥桥型确定后，在设计的同时，开始从全国各地调入设计与施工队伍参加拉萨大桥的修建。
1960年lO月，西藏公路局组建成立了桥梁工程处，承担拉萨大桥的工程施工。处的办公地点设在西藏干部学校（今西藏大学）的大院内，大桥筹备处占了学校的东南角，那里紧靠拉萨河，有相当大的一片滩地，院内有lO幢土坯筑成的平房，组成“U’’字形，每幢有6间房，分别设为各领导的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设计组、工程组、材料组，宿舍和办公室融为一体，工棚设在沿拉萨河的河堤内侧，一式的土坯墙油毛毡顶。这些工棚以后一直是桥工队家属的驻地。
当时大桥的设计和施工单位是由交通部调集的各地人马，以及西藏当地的设计、工程单位，还有一大批复转军人，单位众多，人员复杂。设有党政领导机构的各个办公室，设计单位，施工大队（下设钢筋班、混凝土班、木工班、船工班、潜水班等），材料供应科等。
当年lO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运动会闭幕后，我正式去拉萨大桥指挥部桥梁工程处报到，也就是拉萨大桥工地。在那儿有我们学校（上海城市建设学校道桥工程专业）的同学，有俞明祺、詹希中等。我被分配到了设计组，领导是濮齐栋工程师，承担的工作是“施工组织设计”，按要求要完成大桥工程供水系统的设计。经过lO多天的勘察和内业的设计制图，大桥工地的供水系统设计图完成了，上缴经评审后很快就通过了，我绘制的水系图、供水系统流程图和我设计的临时水塔等得到了较好的评价。这下工作不多了，上工地去转转吧！
到处是搭的工硼，有木工棚、钢筋棚、混凝土拌和机棚等等，当时最吸引我的是1号沉井的工地，我的潜水缘分也是从那儿开始的。
为了完成拉萨大桥的水下工程，大桥指挥部通过交通部从广州打捞工程公司借调了潜水员和潜水设备，但由于广东来的师傅普通话相当差，所以沟通常出问题。当时指挥部选配了4名军工和4名河北籍工人跟随师傅学习潜水技术，他们是雷振和、彭福荣、赵元来、薛天福、张继忠、唐顺义、徐振庆、汤勤，这些人体质基本合格，遗憾的是文化水平低，仅是小学水平甚至文盲，只能进行一般简单的水下操作。
我当时的工作是分管钢筋制作、混凝土浇注和预制件制作的技术工作，空闲时我就去沉井那儿转悠，目的是学点东西。我对一切新鲜事物皆感兴趣，潜水作业，是从事桥梁技术工作水下基础工程的关键，所以我经常止足于沉井工地。那时沉井正在抓砂下沉，我一直仔细观察潜水师傅的下潜过程，对潜水作业的一系列操作默默记在心中，有时也就我不太明白的问题向师傅请教。
1961年1月lO日，大桥开工后的第一项工程1号桥台的基础沉井第一节完工，像一个大碉堡立在那儿，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庞然大物下沉到设计深度，潜水的水下工作亦开始了。 沉井下沉有几个工序，一是掏空刃脚下的土石使其利用自重下沉，挖土石由设在工作平台上的起重机和抓斗完成，二是刃脚下出现障碍物（如孤石等）就需要潜水员下水排障，三是仅靠自重不能下沉时可以设压重或用爆炸振动的促沉的方法等。
一次，我正在沉井工地转悠时，恰遇1号沉井出了一点问题，挖了10多天沉井不见下沉，而广东来的潜水师傅由于不太懂桥梁基础工程的技术问题，在水下没能找到原因。施工技术人员和李承濂总工程师都在那里研究问题出在哪里，弄不清楚水下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我学的是桥梁工程专业，如果我能到水下去或许可以发现沉井不能下沉的症结所在，冲动之下，我这个旁观者就主动到李总工程师面前请战，请求下水探摸情况。这可把他吓了一跳，但当他看到我是个工程技术人员，年轻，身体状况很好，并了解我对水下操作的一套也暗学在手，又看到我坚决的态度，于是同意我下水试试。下水前，李总工程师请师傅考问了我潜水作业的要领，得到师傅认可。我穿上了潜水装备站在下水梯上，扣上头盔，充气，入水！这是我第一次潜水，潜入水底后，水下是一片漆黑，所以全靠用双手探摸。我在沉井刃脚边探摸了两圈，又检查了中间隔墙下是否有障碍物搁在那儿，最后找到了原因：刃脚底下是一块大大的孤石，顶住了沉井一角，所以沉不下去。我用水下电话报告了探摸的情况，和可能妨碍沉井下沉的原因，并提出了排除障碍的建议。得到同意后，我开始了水下排除故障的作业：将四周刃脚边深挖，尤其在东南角大孤石的位置，用高压水枪（消防用的水炮）冲击孤石底下，经过几次冲刷孤石开始松动，并滚落到井底，这时沉井开始下沉。指挥部领导和李总工程师不仅表扬了我，而且决定调我到沉井工程并负责下沉的技术工作。这是我与西藏潜水事业的首度接触，也是我人生起伏的转折点。
潜水员是一个特殊的工种，分重装、轻装还有运动潜水，重装还有空气和氧气着装之分。西藏工程用的是空气重装潜水的着装和设备。这套衣服很特别，厚重的潜水衣是用多层橡胶制成，抗压性能极高。着装时，潜水员先将脚踩进衣服两脚筒内，而后依次穿上潜水衣，带上手箍和钢制的领圈。潜水服外还有两件特殊的装备，一是在领圈的前后胸位置上要挂捆两块各12公斤的铅饼，以克服水的浮力；二是在脚上要穿上各18公斤的铅鞋。这些装备加上头盔，整套衣装足足有150斤，没有强健的身体和体力连迈步都很困难。为防止压伤皮肤，潜水员在着装前要穿上富有弹性的毛绒衣裤、毛线帽、羊毛袜等，全副武装后整个一个庞然大物，挺吓人的。（图1）
与潜水服连接的潜水设备，有给潜水员送气的人工手揿气泵或空气压缩机，送风管，信号绳和水下有线电话，还有防治潜水病的有氧高压减压舱（图2），水下用的工具按工程要求配置，如高压水炮、穿络器等。
1961年4月，由于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拉萨河大桥工程下马了，各单位各自归建，外来的单位陆续撤走，桥工处也缩编为桥工队，归公路工程处建制，大桥工程只留了一部分留守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来的潜水师傅已无事可做，经过协商并征得广州打捞工程公司批准，决定只留下两套潜水装备，算无偿援助西藏，潜水人员则返回广州。
因为拉萨大桥是中途下马，桥早晚是要再建的，为了保留西藏潜水这一点点“血脉”，西藏工交处决定，在送回广州来的潜水员的同时，联系培养西藏自己的潜水员。经研究，决定由我送广州潜水员回去，而后联系培训业务。
当年要从拉萨回内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加上4月份的天气，青藏公路上，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那时的青藏公路路况极差，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颠簸的“搓板路”已是算平顺的了。由于行车困难，很少有人选在这季节进出西藏，无奈广东来的师傅们急于回家，由工交处联系汽车运输公司派了客车从拉萨出发，踏上了几千公里的旅途。一路上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那时的客车密封又差，车内的温度比外面好不了多少，其艰苦难以形容。我深觉担子很重，怕出意外，但因为师傅们都归心如箭，加上潜水员的体质都不错，也不怕吃苦，所以情绪不见低落，经过六七天的颠簸，平安顺利地到了峡东。终于见到了火车的那一刻才真是高兴，那是正在建设中的兰新铁路。在峡东转运站休息了两天，转运站为我们办好了去广州的火车通票，还办到了火车硬卧，太不容易了！一路上还比较平静，但因为是困难时期，内地的供应相当紧张，食品奇缺。为保证潜水员的营养，我们从西藏出发时还带了好几箱肉、蔬菜和水果罐头，虽然还没到郑州这些食品也就差不多吃完了，但这已使我们这一行7人成了火车上的“特殊旅客”，当年全国都在困难时期，其他乘客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吃喝，说实话真有点不是滋味。到郑州后要转车，在火车站给广州打捞工程公司发了电报，告知我们转车的车次和到达广州的时间，当年买卧铺票的人较少，所以全上了卧铺车厢，总算到了广州火车站。
下车场景可谓“热烈”，师傅们的家属早就在车站“恭候”了，所以，站台上哭的哭，抱的抱，十分热闹，谁也不理我。我可傻了，当时听不懂广东话，又不知道谁来接我，站在站台上不知所措。好一会儿，终于有人喊叫我的名字，是公司派来接站的，如获救星，我和师傅一行上了一辆大客车，到了广州打捞工程公司本部。那是广州非常有名的“沙面”地区，是一个高级的别墅区，以前大多住的是富人和外国人。师傅们自然全回家团聚，剩我单身一人被安排在公司招待所，但因为平安将他们送回家，最艰难的任务已完成，公司又派人和我联系上了，悬着的心才落了地。这段困难时期的旅行经历，我一直铭记在心，印象深刻。
几天以后，公司来人召我去见公司领导和总工程师。这公司的干部大都是从交通部上海打捞工程局调来组建的，同属交通部领导。姚总工程师是上海人，和我是同乡，上海话一说起来就亲热多了。我向公司方面报告了西藏领导的指示和要求（其实西藏已和交通部联系，部里也已通知了广州），所以很顺利地作好了安排。经商讨，由广州打捞工程公司负责培训，作为支援西藏建设的项目，费用全免，决定代培5名潜水员，我作为潜水技术员参加培训。公司对学员的身体状况、文化水平和年龄等提出了要求，我立即把情况和要求电告了西藏单位领导，并希望尽快详告送培人员的资料。10多天后，学员名单和材料寄到广州，经公司审查后，通知学员尽快到广州安排学习。 5名学员在当年的6月中旬到达，培训由打捞二队也就是派潜水员进藏的那个队承担，有几个师傅是认识的。队里尽量找能讲普通话的师傅，以师傅带徒弟一对一的方式，将学员分配下去。二队的驻地在广州黄埔港附近的二沙头码头，工作船是一艘驳船，船上有驾驶舱和潜水用的机具和设备，甲板下层是潜水员、二手和船员的住舱及食堂等，空间十分狭窄，睡铺是上下叠铺，每间住4个人，活动空间很有限。幸好船靠在码头上，有空时可以上岸走走，离得不远处是广东省体委跳水运动基地，有时候也去参观一下。没有什么业余活动，除了船上广播喇叭播送一些新闻和粤剧外就只能脸对脸了，当时也没有电视机可言，我设法买了一个小型收音机来消磨业余的时光。
我的潜水师傅名叫朱勤（图3），是印尼的归国华侨，比我大几岁，长得很帅，对我如兄弟。我们住在一个舱内，同住的还有队上的电报员，都是年轻人，很合得来。潜水作业是在另一个方驳上，除起重扒杆和起重设备外，周边还设有很多下水用的梯子和送气设备。培训课程就是着装、下潜、起浮、出水卸装，水深在lO米左右。还有就是“二手活”，包括替潜水员着装卸装、送气管控制、水下电话通讯（一般由师傅或工作负责人承担）、手动空气泵或空气压缩机送气、信号绳手作业等。我除了学习潜水的一般业务外，还要向队上的廖医生（图4）学习潜水病的防治和高压氧舱（减压舱）的操作以及潜水病的防止和急救等。朱勤师傅人很好，据说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辛亥革命时期）的后代，是队上少有的一级潜水员，技术过硬。我们不仅是师徒关系，而且是好朋友（图5），每逢上岸休息日，我便是他家的座上客，他的妻子很贤惠，对我多有照顾，所以我的生活是舒坦而适应的。不久我又学会了广东话，听说自如，也可以当我们学员的翻译。每逢上岸，我还有一项主要的任务是掌握水下工程技术，这是由姚总工程师亲自传授的课目，完全用上海话讲授。星期日对我来说是非常紧张的，除了口授课程以外，姚总还给了我很多资料需要消化，学习生活忙碌而愉快。潜水病的防治是在廖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并通过了考核。廖医生送了我很多资料，对我以后在西藏急救潜水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和廖医生除师生情谊外，还是亲密的朋友，平时无话不谈，回西藏那几年也一直有联系，“文革”时突然中断，原因不言而喻……后来一直也没恢复联系，亦是憾事。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半年就过去了，按计划是半年的培训时间，除了一般的潜水操作业务外，由于其时没有实质的工程，所以没有工程实践的机会。巧了！正好遇到有一艘拖轮在珠江口外沉没了，要救援打捞，任务给了二队。全队紧急出动，主船拖着有200吨起重设备的方驳直往出事地点。这是我们第一次随队出海，真是海阔天空，一览无垠，海浪滔天，到了出事地点船、驳就锚锭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下水确定沉船位置和沉船的状况，卢师傅下潜了，探知沉船搁在了水深20多米的海底沙滩上，起捞不困难，只要在船底穿络（钢丝千斤绳），挂上起重钩，然后用方驳起吊即可。穿络是一项水下技术，要在指定的位置不可偏离地穿过船底，在完全没有光线的水下操作，是一项必须掌握的技术。虽然通俗的说是瞎子摸探，但在操作上不是那么简单，一是定点，二是方向，三是控制水炮的冲击力，四是将千斤绳穿过船底，还是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是一次极好的实践场合。我向队长提出请求，希望给我们学员一次锻炼的机会，在穿第三索时，队长说你们选一位由师傅带着去穿一索吧！征求了他们的意见，竟然没有一个举手的，如此的机会我岂能放过，于是我在朱勤师傅的帮带下，首次在20多米的水下完成了这次穿索工作，对我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难得的实践。回到二沙头的驻地后，队长、工程师和师傅们对各项工作做了评价，亦对我们这几位学员评说了几句，特别表扬了我。
学习期要终结了，如何测定西藏学员的潜水水平，成了问题，因为没有经过45米以上的深潜水，无法判定能否适应深潜作业。经研究决定，在高压氧舱内测试耐压水平，就是在密封的钢舱内，先加压到指定的气压，然后减压到正常大气压后出舱，检测抗压能力。我们5个学员加上朱勤师傅一同进入了减压舱，加压开始，当舱内压力加到5个大气压时（相当水深40米），雷振和、赵元来两人出现气短、心慌、头痛的症状，于是暂停加压，待他们症状稍有缓解后，又将气压增加到7个大气压，相当于水深60米，按规定只能停留15分钟。达到规定后，舱外领导和医生决定停止加压，然后按减压程序逐步减压，主要是排除血管内的氮气气泡，这是造成潜水病的主要杀手，因为氮气（惰性气体）泡在血管中是不融化在血液中的，留在血脉中能造成栓塞，这就是“潜水病”，轻者是全身疼痛和红肿，如不及时医治就危及生命（后来西藏曾出现过2例）。从7个大气压减至达到出舱标准，足足用了两个半小时。经过测试的评价，我们5人都经受住了水深在45米到60米之间的考验，达到中级潜水员的水平。
按当时协商的要求内容和时间，在广州的学习应该是结束了，但是除学了潜水的基本技术外，实践操作的内容太少了。打捞公司姚总工程师建议，上海打捞工程局的水下工程较多，是否去上海实习一下，以提高水下实际操作能力。经向西藏请示，因为拉萨大桥工程尚在停滞状态，回西藏也无事可做，同意去上海实习。经姚总联系，上海同意安排，又通过交通部作了明确指示，由我去上海落实有关事宜，其他学员回家探亲，听通知后再到上海报到。
在广州过完春节，把学员都送走了，2月中旬到了上海，那是我出生的地方，离开上海有一年多了，也挺想家的，我到家当然是皆大欢喜了。住在家里人丁兴旺，但住宿就显得紧窄，尽管这样，到底是到家了，心里还是高兴的。
休息了几天后，就到打捞工程局去联系西藏学员的培训事宜，因为有交通部下的指示，所以局里还认真地作了安排，决定在打捞四队实习。四队当时正在长江江阴段的一个沉船打捞工地，那是抗日战争期间有名的江阴封锁线，蒋介石政府为了阻止日本战舰沿长江而上，在江阴一线下沉了10多条战舰，设置了所谓的“江阴封锁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发展沿长江的经济，决定打通长江航道。打通航道，排除长江上的江阴封线上的沉舰，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工程难度很大。我们到时已经排除了几艘，而现在要打捞的是在航道上较大型的舰船，四队在上海打捞局内是属实力较强的队伍。 在打捞局的招待所里等着放假归去的学员们，总算大部分都到了，唯独缺唐顺义没到（其实他在到广州后不久就请假回家再也未回），后经查询才知他已经是西藏的“逃兵”了，一是不想在西藏干下去了，二是所谓的家庭困难，经请示给予除名处理。这在当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就这样在10月下旬，我们乘坐打捞局的交通船出了宝山港，在长江上逆流而上到达了江阴工地，第一次航行在宽阔的长江上，感慨颇多！（图6）
所谓工地是设在退役的登陆舰改装的工作船，船上的设备较齐全，有送气用的空压机、高压氧舱、无线电话及操纵台（图10），有起重设备、吸泥砂的设备、各种级别的水泵，还有加工车间和修理车间。其他还有船长、政委、队长等领导的舱室加上会议室、活动室和食堂等，剩下的就是潜水员、水手、医生、电台和其他船员的住舱，是一个庞大的水上工厂。
实习开始前，我们5人分别由5位师傅带领，每天的业务是下潜、探摸、上浮和出水，一系列标准的操练比在广州规范多了，水深近30米。下潜的工作与广州学习的要求不同，一是比广州学习时的水深，每次在水下只能停留15―30分钟，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完成水下的工作和一系列操作程序，加上水下减压，所以每次下水都在2小时以上。（图
7、图
8、图
9、图11）
沉在水底的那条船，距水面20多米，最深处达到30多米，船在水下已经20多年了，淤泥已埋没了整个船身。刚开始的工作是先排除沉船周边的淤泥和沉船内的沉积物，这项工作量很大，每天下水抱着吸泥管辗转在沉船的周边和舱内，大约一个多月后，沉船才露了出来。该入舱内吸泥和排除障碍物了，舱内情形比较复杂，弄不好就缠在舱内出不来了，雷振和、赵元来、彭福荣都有过这种经历，还是师傅给解救出来的，所以后来就很少让我们进舱了。舱内复杂的技术活再也没能让我们问津。
我除了上述的这些实际操作工作外，主要还要学习水下工程管理和筹划、工程技术要领等潜水技术人员要掌握的基本技术。
经过几个月的排泥和拆卸工作，基本上符合打捞起浮的条件，这么一个几千吨的沉船要用大型的浮筒才能使沉船浮起，8个500吨的浮筒（图12）已经拖运到工地。下一步的工作就比较复杂了，幸好沉船没有断裂，整体性较好，所以决定整体打捞。
工程师和队长提出了打捞方案，确定了千斤绳的位置，下一步就是潜水员穿络的活了，就是在指定位置把千斤绳穿过船底。穿络先是用穿络器带着牵引钢索穿过（有点像火箭，只是周边有高压水泵提供的，向后喷射的高压水）船底，刚开始操作都很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基本上通过了测验，在师傅的带领下每人都做了一次穿索的工作，当然还有个别学员操作欠佳。
设置浮筒、挂缆等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当浮筒沉到江底位置后的挂缆和固定挂索更是复杂的技术活，我们中间只有我和张继忠、彭福荣下水跟着师傅实干了几次，我们的动手能力可见很一般了。
1962年10月中旬，打捞沉船的浮筒就位、拴索和定位工作全部完成，准备起浮了，沉船在8个500吨浮筒的浮力下，脱离了江底，到一定的水深可以拖拉时即锚碇。整个的起浮过程真是惊心动魄，因为起浮的过程中，控制平衡和偏差是关键，当得到起浮成功可以拖运的讯息后，工地上一片欢腾。打捞成功后下一步就是用拖轮拉到预定的浅滩上，然后卸去浮筒，打捞沉船的任务则全部完成。（图13）下一步还要拆解船体回收钢铁，60年代我国特需钢铁。
这次实习的过程，应该说是一次比较全面的锻炼，但是欠缺的还有几项比较重要的技术如水下爆破和排除障碍物等，经和有关部门联系，作为专题为我们安排了水下爆破和排障的操作，掌握了基本技术，补上了这个课目。1962年的12月初，在上海的实习已基本结束，经考核，可以结业了，请示西藏领导后，学员可以返乡探亲，1963年1月底以前返藏。我还要联系潜水衣具和器材的采订工作，一共订了2套器材和衣具，整整装了8大箱，托运后，于当年的2月上旬运到了拉萨。
到我该回西藏的时候了，1963年2月份接到通知，尽快返藏，因为拉萨河大桥工程二次开工了，工程队伍正在进场。这是中印自卫反击战以后，西藏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所致。拉萨河上的军事急造桥已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交通阻塞越发严重，修建大桥已经迫在眉睫，中共西藏工委派公路局局长杨文廉急赴北京向交通部报告。经努力，报国务院批准，列入了国家建设计划，1963年冬，大桥恢复施工。
1963年冬，施工队伍陆续组建，一是将交通部直属下放到贵州省的100多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由工程处徐兆成主任带领调到西藏参加施工（大桥竣工后，又归建交通部第二工程局）；二是交通部第二工程局一处的两个队，由李志福、郭仲常带赴工地；三是西藏桥梁工程处的队伍。
1963年10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工交处组建了拉萨大桥修建指挥部，杨文廉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徐松荣任副指挥长兼总工程师、韩佩琏任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主任，下设了很多办公室和办事机构：工地设了3个工区，西藏桥工队编为一工区，负责全桥的沉井、主桥墩台工程和主孔挂梁的预制和安装及部分桥面系的安装和施工；二工区为部属二局一处一队，负责浅滩区的施工；三工区由部属二局一处二队组成，负责浅滩区的桩基承台工程。
潜水学员返藏后，配属在西藏桥工队名下，正式成立了潜水班，除了返藏的学员外，召回了原在藏的潜水员徐振庆、汤勤、薛天福等，又增加了尹再庆、何天顺（部属单位的），全班共有8位人员。我作为工程技术员仍在指挥部工程办公室工作，主要业务是水下工程和潜水的技术工作。
1963年冬，大桥举行了开工典礼后，工地就热呼起来了，当然首先是把立在1号桥台位置的1号沉井开挖下沉，这是大桥的基础工程，是需要潜水作业的。西藏的江水是雪山融水，就是夏季也是冰凉的，冬季更是寒冷刺骨，和内地下水完全不同，何况还有高原缺氧！这是西藏潜水员在水下工作的一大考验。所以等待我们的不单是考察我们在内地的学习成果，还有气候、水温、水下环境，领导还向我们提出担负起新手的培带任务……但那时年轻，身体好，这些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沉井下沉是靠自重克服摩擦力下沉的，办法是把井内的砂土挖出，然后用沉井设置的刃脚切入土内，起重机和抓泥斗在不停的工作，沉井亦在徐徐下沉。出问题了，沉井搁住下沉不了啦，说明刃脚下或者其他部位有顶住的状况，因为在常规的情况下，一旦下沉困难，潜水员就会下水用高压水枪在水下排除障碍物和冲空刃脚帮助沉井下沉。但1号沉井在下沉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恰与上面所说相反，是刃脚下已经掏空，而井体不下沉，这时解决的方法：一是采用在沉井上加沙袋压重的办法，二是在井外侧挖泥减少摩阻力，三是施放炸药包振动的方法。最后确定的办法是潜水员在水下按要求设放炸药助沉。水下爆破是极危险的工作，关系到炸药投放位置、炸药数量和起爆时间的掌控，对潜水员的要求较高，出于技术和安全的要求，最初只有我和彭福荣、张继忠承担水下爆破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锻炼，也培养其他人员陆续承担此项工作。培带新学员是采取一对一的办法，我带的是尹再庆，他是一名复转军人又是江苏老乡，年龄比我大好几岁，他死活要跟我学，看他身体素质不错，我就同意了。
在1号沉井下沉的同时，4号沉井也开始施工了，预制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挖砂下沉。1号沉井在下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一般的前述状况，最难办的是在刃脚下和隔墙下有大孤石顶住，清除困难，这时候就需要潜水员在水下清障。孤石是要爆破粉碎的，打眼爆破根本不可能，我提出可以用贴敷振碎的办法，但试验后收效甚微。后来我在水下探摸时，想到可以在孤石底下砂石中采用掏洞埋炸药起爆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最后把5块1立方米以上的大孤石清除并由此取得了经验。在这种危险程度高的水下爆炸工作中，我一直在前沿亲自操作并负责指挥。
水下爆破最难的是炸药问题，当时西藏根本找不到液体炸药，只有硝铵炸药，但无法用于水下爆破，最困难的问题主要是防水，我们经过多次试验，确定用水密性较好的避孕套3―4层装填炸药后用最短的时间起爆，效果还不错，但时间只能在三五分钟内完成，否则药包内进水就失效，所以对潜水员的技术要求极高。从放置炸药包到出水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能够完成这种操作技术的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曾经试过几次让大家都去练练，经证实都差一点出事故而作罢。当然经过1号沉井的磨练，西藏自己培养的潜水员的整体业务水平还是有了较大的提高。为以后几个沉井水下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号沉井将达到下沉的设计标高，下一步的工作是清底、找平、浇注封底混凝土、填心和浇注封顶混凝土，同时4号沉井已完成预制工序，工作平台和挖土设备已经到位。潜水工作有了一段空闲时间，班内几个在内地呆过的人员提出了待遇问题和营养保健问题。按规定潜水员属于特殊工种，国家有规定，除了级别以外还有特殊的营养补贴，在高原上潜水对身体损伤更大，应如何执行，没有前车之鉴。我认为这是合理要求，就向领导反映并提供了有关方案，经研究决定采用交通部上海打捞工程局的工资标准，共分8级，经过与交通部人劳司联系后决定：在基本工资上加地区津贴，营养保健津贴执行上海标准每天1.20元，这在西藏已经是特例了，所有的潜水员用现在的普工2级套为潜水2级，相当于技工6级的工资，加上保健补贴比当时行政17级的县级领导的工资还高。不仅如此，而后在西藏供应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潜水员每月发肉票5斤、食用油2斤、奶粉2斤，这待遇不比当时的高干差多少，另外还发放了每人每年5斤毛线，用来织编下水穿的毛衣裤。后因鲜肉供应困难改为发放肉罐头，无论怎样其实都是潜水员全家共享。后来，领导发现了问题，决定成立了潜水专用食堂。
我的级别怎么办？当时技术系列中没有潜水技术员这一级别，领导说和潜水员一样吧。就这样我成了潜水技术员，定的是潜水级别，工资待遇大大高于我同时进藏的同学，这种不平衡其实后患无穷
大桥的重点工程是基础，沉井是深水区的重点基础工程。拉萨大桥共设了6个沉井，4个在深水河槽，2个在东岸的支流中，沉井采用了不同的施工方法，
1、
4、
5、6号沉井采用填砂筑岛的方法，而3号沉井因为水深超过5米，则采用钢板桩围堰筑岛的办法，2号沉井因水深超过10米，决定采用浮运的方法，各种沉井的施工方法对潜水工作都是极大的考验。
1号、4号沉井下沉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4号沉井在快达到设计高程前出现了严重的倾斜和偏移，后经采用井外掏砂、压重等措施，沉井到达设计位置。3号沉井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就是拆除围堰给潜水作业带来了不少的工作量。3号沉井在下沉前要在水下拆除模板和周边的木笼和钢板桩围堰，这些工作都要在水下进行，水下的钢板桩和木笼架要一根一根的拆除，吊出，前后用了起码一两个月的时间。这是少有的潜水工作，技术要求不高但工作量太大。
2号沉井是深水施工，技术要求高，沉井的刃脚和井身模板是先在设置在上游拉萨岸边的船坞中制作，而且底部是封闭的，整个井体和模板是一个可以浮起的船体，浮运决定在枯水期进行。1963年12月20日，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打开船坞引进拉萨河水，沉井在水中浮起来了，在一片的欢呼声中，沉井在预设的牵引索的拉拽下离开船坞向指定位置浮去，定位后在沉井内放水下沉到指定位置，沉井位置的铺砂找平的工作是由潜水员完成的。浮运沉井是由工程组设计，舒福成技术员负责，因为我在上海学过浮运的技术，整个浮运过程我都是在实际操作位置并指挥潜水员的工作，定位工作是用设计在地垅位置上的绞车完成的。沉井到位后固定了所有缆索，下一步在沉井内注水，沉井平稳地落到河床上。浮运沉井的技术在当时桥梁施工中是先进的，是稀有的，为此还得到交通部的嘉奖。
2号沉井到位后，潜水员先是要拆除底板，我当时建议用抓斗砸烂底板然后清除杂物，还算顺利。沉井浇注混凝土以后，模板拆除是个难题，这项工作难度确实很大，硕大的螺帽怎么卸，模板又怎么拆除，在岸上都很困难，水下就更难了，这项工作确实难度很高。我们试着先拆几个螺帽试试，在水下耍大扳手，真要命！经过努力第一块模板给拆掉了，有了经验就好办了，拆模板用了将近1个月。此时正值拉萨的寒冬季节，一出水就能冻成冰，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2号沉井拆模板用了很多时间，而这项工作只有我和个别潜水员能完成，压力特别大，总算完成了任务，也受到了表扬。 模扳拆除后，潜水工作就是配合挖砂下沉和排障，
2、3号沉井下沉还算顺利，封底和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与潜水工作关系不多，下一步的筑墩和上部构筑与水下工程关系更少，前一段潜水工作量大，组织上考虑让潜水员到内地疗养和调理，这是特别待遇，联系好四川省第一干部疗养院以后，我们就启程了，疗养期为2个月。
1964年7月，我们一行12人到达疗养院，院方已经作了安排，这一下可热闹了，疗养院来了年轻人，因为这个疗养院一直接收的退休老干部和地专级以上的‘‘官”，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到来使疗养院“活”了起来，医生、护士都是年轻人，和我们的交往也是很自然的，歌会、舞会我们成了主角，免不了的交友也很正常，2个月很快过去了，所有的人员探亲返乡，2个月以后返藏。不幸的是我感冒发烧了，医生让打针，就这一针引出了一个事故。
就这一次打针竟然把针头断在了体内，去了华西医院，确定要手术取针以免游走到心脏，当时身边没有亲属，我要求去上海做手术，经领导批准去了上海。10月，取出了断在体内近1寸长的针头，如今还保存着。
在上海休养了一个月，回到了西藏，已经没有了水下工作，浅滩的墩台工程也已完成，主要的是“T”型刚构的施工（图14），我又回到了工程部。满堂支撑和鹰架托梁施工方案争论不下，最后在
2、3号墩实践，两个都成功了，主体工程完成后就是架梁和桥面系的工程了，1965年8月拉萨河大桥竣工通车（图15）。
1965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四清”运动开始了，有关“人员”的揭发，使我莫名其妙的成了“四清”对象，我就靠边站了，并被免去桥工队团总支书记，到底有什么问题，四清工作队也没有结论，据说多半是因为出身不好却又太幸运的关系吧……
西藏的三线建设在易贡进行，公路建设是第一步，所以成立了通易公路修建指挥所，指挥长是张如珍。张如珍书记是我进藏以后的领导，我一直在他的手下工作。在平叛中，我在拉萨至日喀则的军事急造路军工大队里当过他的助手和技术员，他对我的技术和能力颇为了解，赞赏我是细心与大胆兼具。派我去内地学潜水也有他的主意。当时通麦至易贡公路建设急需技术人员，他把我调去了，分配在52师承担的路段，有一个营的兵力，教导员是湖南人和我同姓，我们合作得很好，任务完成得也很顺利。在一次炸岩的工作中，因为战士的失误造成了“关门炮”，我被关在其中，是他把我从烟尘中救出来的。在通易公路的建设中，部队为我请了三等功。通易公路建成后已经是1966年的4月，张如珍又到了曲水大桥工程指挥部，他把我又调到了大桥工地，我也回到了公路工程处桥梁工程队，当时是军事编制，我被分配到三连做技术员，潜水班也在其中。
曲水大桥（图16）的基础工程是采用国内最新的钻孔灌注桩，我又被分到钻孔第一线，就是日夜与钻机为伍。曲水大桥的位置是属于雅鲁藏布江的浅滩宽水区，唐东杰布曾在这里修有铁索桥。我工作依旧很努力，钻孔灌注桩工程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我还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当上了桥工队共青团总支书记。这时我虽未亲自潜水，但遇到问题仍要处理。17号孔的钻头卡钻了，提不了钻头，有人提出用潜水员去捞，当时的彭福荣班长要去捞钻头，我马上止住了，因为钻孔直径才70厘米，潜水员的衣具冲气后达80厘米，根本不可能下潜，加上泥浆的阻力是根本潜不下去的。因为钻孔深度已经达到设计要求，指挥部经研究决定把钻头放弃，这一次的潜水笑话被我给破解了。
曲水大桥的墩台工程如期完成后，大梁的预制工程亦相继竣工，该上梁了，安装大梁是由我和舒福成完成的，深水部分由我承担。大桥合拢时，“文化大革命”也传到了西藏，拉萨到了“红卫兵”，大字报在工地上铺天盖地的袭来，那些投机者和欲整对手的“小人”们也纷纷亮相，上至领导下至我们这些小角色都上了大字报，可笑的是我成了团内的走资派，我再一次挨整。所幸的是，我在曲水大桥找到了知已，至今已共同生活47年。
曲水大桥竣工后，潜水工作已没有可干的了，班里又增加了3名舟桥连转业人员，工作的重点转到了川藏公路的桥梁改造工程。我虽是潜水技术员可学的是桥梁工程，又回到了桥工队一连。不久八一镇尼洋河大桥开工，我们又随队到了“八一大桥”工地，那时候我作为“臭老九”的典型，在工班监督劳动呢！此时西藏有名的岗嘎大桥要开工了，我又随队到了雅鲁藏布江岗嘎大桥工地，可我在运动中“升格”成了“特务嫌疑”，被军宣队宣布停止一切待遇，这期间我当过钢筋工、烧炭工、铁匠、起重工，曾在高近30米的铁塔上干活，还当过炊事员……这段经历给了我几乎干遍工地所有行当的历练，也获益匪浅。其实不管怎样整我，可我还是修桥的技术人员和西藏唯一的潜水技术员。
岗嘎大桥是深水桥梁，采用的是深水沉井基础，而沉井的构成又采用国内较先进的浮运沉井的技术，沉井从刃脚段开始，分几节在水下衔接出水后，再在井壁的孔箱内浇灌混凝土使之连接成整体，整个的浮运（图17）、节段连接（图18）和水下混凝土灌注，都需要潜水员在水下配合。这时潜水班又增加了6名学员，他们是郭泮强（已病故）、徐连生、莫定友、王洪滨、李致远，人虽多了，技术力量却依旧。
沉井各节预制工序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浮运、就位、接高、灌注混凝土（图19），水下工作很不顺利，屡屡出问题，影响工程进度。指挥部领导想起了我这个懂潜水技术的，经与军宣队几番争论，在张如珍指挥长和杨宗辉总工程师的力争下，把我这个“文革运动员”从正在爬塔架的起重工（图20），调到水下工程的第一线，恢复了潜水待遇，又开始指挥和处理潜水技术问题。新来的学员听说我要回潜水班，有一半以上要求跟我学，我最后选了谁都不愿带的郭泮强，虽然条件差点但人品好，又没有什么背景，后来他的技术是最好的，可惜英年早逝死于癌症。
在下沉沉井的过程中，曾出了一件要命的事故，在广东一起学习的张继忠因为没有按减压程序出水，从27米的水下放漂出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体内的氮气泡在血管内滞留是要命的，工地内又没有减压舱，他痛得高呼救命，大喊我的名字，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会治潜水病。工地上的广播喇叭使劲地呼叫我的名字，可当时我还在烧炭的窑边上，听到广播召唤我的声音，想到出了大事，就跑步到了潜水现场。我了解了情况，知道是出水处理不当，当时发现潜水员放漂应立即放回水下，重新按减压程序减压出水，并需立即让另一个潜水员下水，拉开其袖口手箍，按规则帮他排放气，但当时沉井上的人都惊慌失措，只把他抬上平台没做任何处置就打开了头盔，这是相当错误而危险的，严重的话会导致肺或血管爆裂而危及生命。我到时张继忠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我打开他领圈，发现身上已全是红斑，说明血管里已经产生气泡，这时再把他再放入水下已经无济于事，权宜之计是一面输氧，一面采取打止痛针加上按摩的方法以减轻痛苦。我提出要立即联系西藏军区总医院，因为他们有治高山反应的减压舱，本应由我把他送到军区总医院的，但军代表不同意。结果到了总医院，因无人懂潜水减压治疗，又打电话回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时间紧迫，我再去也来不及，只有立即送上海。最后采用飞机航班接力的方式迅速送到上海，才挽救了张继忠一条命。通过这次事故，才使大家认识到潜水确实是个有技术含量的特殊工种，来不得一点差错，而且光会潜水是不够的，还要具备工程、医疗等其他知识，否则，性命攸关。 沉井接高、下沉、封底以后，岗嘎大桥已无潜水工作，我又回到了起重班，开始工地上重要的设地锚、竖塔架、设过河吊装缆索、固定塔架和以后吊装拱肋的缆风索及地锚等，虽然还是在“劳动监督之中”，但到真正关键的技术工作时，还是由我负责检查和操作的，这也是当时指挥部领导应付军宣队的一种手段。大桥的关键工程开始了，关键部位的中肋与边肋的接点都要由技术人员操作和把关，选了半天合适的不够数，因为不仅要有技术和身体条件外，还要有高空的作业能力，张如珍指挥长和杨宗辉总工程师坚持要“解放”我，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压力下，我终于正式回到了技术岗位。当大桥拱肋合拢时，我跨在悬吊在几十米高的拱肋上（图21），感慨万千！到西藏工作十几年了，政治运动中几起几落，就和我的人生轨迹一样，不是下水，就是“上天”，高差如此大……好在我还年轻，只要我努力，一切都会好的！
拱肋顺利合拢（图
2
2、23），岗嘎大桥终于通车了（图24），突然接到命令到军管会工交组报到，原来是成立了岗嘎大桥成就总结资料汇编组，组长是杨宗辉，由设计、施工、军管各单位参加，分专业编写整理资料。一个多月后，各部门资料集中到杨总和我手中，由我具体汇总各方资料，编辑整理成书，经杨总和张指挥长审定，最后由我担任出版编辑，到上海负责出书。1975年7月，这本《岗嘎雅鲁藏布江大桥设计、施工技术资料汇编》出书了，自治区领导和西藏交通局领导十分满意，还报送了交通部，成为当时西藏获奖的项目之一。
回到西藏后，又到工程四队（原来的桥工队）当技术员，参加青藏公路西藏路段内的桥梁改建工程。因没有了水下工程，潜水员中或内调、或调单位，大部分都改了行。西藏的潜水事业就此终结。
从1960年到1975年，先后有4批共计20名潜水员，在西藏的几个特大桥梁工程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世界屋脊”创造了高原潜水的奇迹。以后，我撰写了《在高原上的潜水员》和《高原潜水和潜水病的防治》两篇文章，发表在《西藏科技》杂志上，算是对西藏潜水事业的总结吧。
改革开放后，我相继在公路工程局工程科、交通厅公路处工作，当了工程师，1985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与潜水工作完全脱离，仍干我的道路与桥梁工程的本行。1985年5月，又一偶然的机遇我参了军，在武警交通部队工程设计研究所，当了一名技术军官，直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