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为了永久地保存敦煌石窟，并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就要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敦煌研究院编《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在前人对莫高窟调查、记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敦煌石窟考古的结晶和划时代之作。本书以敦煌石窟中的“早期三窟”即第268、272、275窟为主，涵盖了第266-275窟等的11个编号。它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考古报告》堪称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一个里程碑，相信它将对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敦煌石窟寺；考古报告；早期三窟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1-0133-08
Abstract： In order to permanently preserve Dunhuang caves and their archiv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ile a scientific，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cave archaeology.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Mogao Caves 266-275， which was edited by the Dunhuang Academy based on predecessors’research， is an epoch-making work and the largest achievement of cave archaeology since the 1970s. The book covers eleven caves， numbered 266-275， and focuses on the three earliest ones， namely caves 268， 272， and 275. As the first complete record of the Dunhuang caves， it not only records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ves’and reflects the latest level of grotto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other similar disciplines. The report， as a landmark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cave temples， will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compilation of such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Keywords： Dunhuang cave temples； archaeological report； three earliest caves
中国是石窟寺大国，不论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还是数量之众、规模之大，都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列有我国各类石窟134处[1]，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作为石窟寺大国，建有许多石窟研究机构，如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等，从事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与世界上现存或已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其逐渐发生劣化，无法使其永存”。而“在石窟遗存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而完整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文物修缮乃至复原的依据。”[2]因此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可以为永久地保存石窟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
我国的石窟寺考古已有了一定的成绩，如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3]描述了20多个洞窟，并附录有“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和“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李裕群的《天龙山石窟》[4]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考古报告，但它对前人成果的追述、石窟考古调查报告和历史分期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景龙、杨超杰编著的《龙门石窟总录》（共36册）有龙门石窟的照片、实测图和文字记录[5]；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6]、《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7]对所属石窟的位置、形制、内容与现状都有详细描述，有助于我们对石窟进行全面了解。《中国石窟》丛书17卷由具有代表性的我国石窟群组成，是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国平凡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彩色系列图书，由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夏鼐、宿白、金维诺和长广敏雄、冈崎敬、东山健吾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各有关文物考古单位负责编辑，两国学者分工撰写论文，从1980年12月开始，在北京和东京两地陆续出版中日两种文版。它包括《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巩县石窟寺》等。每卷发表图版192―300幅，论文2―5篇，并有图版说明、大事年表和实测图，还发表各石窟群的内容总录。《中国石窟》虽然不是考古报告，但对读者了解各有关石窟提供了许多便利。
最早的有关中国石窟的考古报告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云冈石窟》。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于1938―1944年对我国云冈石窟等文物进行了多次的调查测绘[8]，考察成果就是1951―1956年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陆续出版的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其副题是“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与此同时，他们调查龙门石窟的成果是1941年出版的《龙门石窟的研究》，调查鼓山响堂石窟的成果是1937年出版的《响堂山石窟》[9]。 敦煌莫高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石窟最完整，壁画、彩塑最丰富，艺术成就最高的石窟寺，现存洞窟735个，其中有彩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南区487个，北区5个；北区另有243个供僧侣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埋葬的瘗窟、仓储的仓廪窟，窟内均无壁画、塑像）。另外敦煌西千佛洞有洞窟22个，瓜州榆林窟有洞窟42个，这两处洞窟与莫高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2]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长期以来没有对其完成考古报告。虽然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96年又出版了敦煌研究院编写的增补本《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再加上以前出版、发表的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①[10]、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②[11]、张大千《漠高窟记》[12]、石璋如《莫高窟形》[13]及《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共5卷）和《安西榆林窟》等，对我们了解、认识敦煌石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毕竟不是考古报告。
1988―1995年，在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的主持下，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共确认新编洞窟号243个，随后出版了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14-16]。但作为莫高窟主体的南区石窟却一直没有发表考古报告，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可喜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由敦煌研究院编，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8K本，共771页，以下简称《考古报告》）两大册已于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石窟和敦煌学界几代人的夙愿。《考古报告》既是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之作，也是敦煌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一 全面系统的敦煌石窟考古记录
《考古报告》以敦煌石窟中的“早期三窟”即第268、272、275窟为主，涵盖了第266―275窟等的11个编号，也就是第266、267、268、269、270、271、272、272A、273、274、275窟。这是因为第268窟本身就包括5个编号，即第267、268、269、270、271窟，以268窟为主室，其他4个编号是位于第268窟南壁和北壁的4个禅室；第272窟包括2个小窟，即第272A和273窟，它们分别位于第272窟外壁的门南和门北。此外还纳入了第266、274窟，这是由于第266窟与第268窟毗邻，第274窟位于第275窟的外壁南侧，不便与其他的洞窟编在一起，而它们的开窟、绘画时代也与第268窟表层壁画接近，故将这些洞窟放在一起，编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考古报告》所收第266―275窟“位于莫高窟南区石窟群中段自上而下第三层洞窟崖壁上，坐西向东，左右毗邻。南邻北魏第265、263、260、259、257等窟；北连隋代第457、456、455等窟；上承盛唐第264、460、458等窟，晚唐第459窟；下接隋代第56、59窟，初唐第57、58、60等窟和五代第61窟”。[2]19
《考古报告》第一分册除序言外，共由7章组成，即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第266窟；第三章：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第四章：第272窟（含第272A、273窟）；第五章：第274窟；第六章：第275窟；第七章：结语。另外还有6个附录，即一：本卷洞窟调查记录文献摘录；二：本卷洞窟历史照片选辑；三：本卷洞窟相关论著、资料目录；四：本卷洞窟碳十四（14C）年代测定报告；五：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敦煌石窟考古测绘中的应用；六：莫高窟早期三窟壁画和彩塑制作材料分析。其中“本卷洞窟调查记录文献摘录”又包括11项内容，即《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摘录，奥登堡《敦煌千佛洞叙录》摘录，张大千《漠高窟记》摘录，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摘录，石璋如《莫高窟形》摘录，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摘录，史岩《千佛洞初步踏查纪略》摘录，李浴《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摘录，阎文儒《洞窟内容说明》摘录，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摘录和樊锦诗、蔡伟堂《重订莫高窟各家编号对照表》。“本卷洞窟历史照片选辑”包括李约瑟敦煌摄影、罗寄梅敦煌摄影和敦煌研究院藏历史照片多幅。
除文字描述外，第一分册还收有各种插图250多幅，与文字描述交相辉映，增加了许多直观性，既保存了历史资料，也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理解文字说明。
第二分册全是图版，收有测绘图版99版、摄影图版246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44版。这些图版有些是一图一版，有些则是一版多图，如测绘图版中的第99版“塑像等值线图”就包括第275窟北壁和南壁的6尊塑像；摄影图版中的第12版包括第266窟西壁龛外的弟子和塑像4幅，第55版包括第268窟南壁东端上层重绘壁画4幅，第155版包括第272窟东壁遗迹6幅。这些高质量的图版，既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如测绘图基本上都是实测的成果，其中反映洞窟整体结构和内容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都集中在第二分册，而有关洞窟遗迹的各种局部图，则作为插图放在第一分册的正文之中。摄影图版“主要用彩色反转片拍摄，适当补充数码照片，从洞窟外景到窟内，表现洞窟结构、塑像、壁画、各立面相互关系、遗迹重层叠压以及考古学方面值得注意的其他现象，全方位拍摄照片，以全景和局部取景构图，力求再现现存石窟文物的全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是采用当前数码技术拍摄制作的洞窟全景照片，一定程度避免了照相镜头的透视变形。”[2]25-26
《考古报告》除第一章“绪论”和第七章“结语”外，每章基本上都由“窟外立面”、“洞窟结构”、“洞窟内容”和“小结”等4节组成，只有第四章“272窟（含第272A、273窟）”加了“窟外小窟”一节，另外，有关洞窟“近现代遗迹”的内容，基本上都在“洞窟内容”中介绍，只在第二章“第266窟”中单独列为一节。 《考古报告》首先对窟外立面有历史性的全面介绍，第266―275窟开凿在莫高窟南区中部偏北的崖面上，距离现地面高约6米，“所处崖面相对向前凸出，属于开窟造像比较理想的位置。而且，此处岩质在酒泉系砾岩中相对较为坚固，在南北两端及上方崩塌之后益显前凸。鸣沙山东麓石窟开凿伊始，选择此处当非偶然。此后，北朝石窟的开凿由此向南延伸”。从洞窟崖面布局及各种遗迹，“可推测至少第268、272、275三窟在历史上或许有过一定的规划”[2]243。
第三章“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是这样描述的：“第268窟坐西向东，方向为东南偏8度，高程1337米，南邻第266窟，北接第272窟，上方为第460窟，下方为第57、58窟”；“第268窟早年因崖面崩塌，外立面受到破坏，又于20世纪60年代莫高窟大规模危崖加固工程中被修建砌体覆盖。据现存残迹和历史照片，此窟甬道北侧已无存，损毁及于窟口和窟室北壁前端的上方。在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调查测绘的《莫高窟南区立面图》中，第268窟窟口呈纵长方形，高187厘米，宽72厘米；窟口北沿距第272窟窟口南沿约228厘米，距第275窟窟口南沿约606厘米；窟口南沿距第266窟（窟）口北沿约210厘米，窟口上沿距第460窟前室地面约180厘米；窟门下沿距第57窟前室顶边146厘米，所反映的应是此前未经过维修时的情况。”[2]48
同时还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变化，如第266窟“北壁中部约于近代开凿穿洞，向北与第267、268窟相通。20世纪60年代危崖加固工程中将其封堵，抹以石灰面”；“1948年至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调查记录洞窟壁画和塑像时，在窟室各壁面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墨书于壁画的下边或塑像座上”；“20世纪50年代，为崖体崩塌形成敞开的窟口敷泥，进行修整，并涂白灰”。“窟内地面于20世纪60年代维修，随后铺设水泥。现有的甬道地面、南壁和窟室东壁南侧壁面及南壁东端、窟顶东南角为20世纪60年代危崖加固工程时修建，甬道北壁、窟室东壁经维修；窟门为1987年安装。”[2]46-47
这样全面、详细的描述既保存了石窟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留存了档案资料，又给人以直观、全面的立体感，很便于读者理解。
另外，《考古报告》附录所收照片是第二分册“图版”的重要补充，“鉴于石窟文物历年发生的变化、受到的残损，以及遗迹因维修而发生的改变，需要利用这些照片作为参照。”[2]26
二 石窟考古报告的划时代之作
敦煌研究院虽然竭尽全力与世界合作保护敦煌石窟，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与世界上现存或已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仍然“无法使其永存”。为了永久地保存石窟，并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就要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它是几代敦煌人的夙愿，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石窟界和敦煌学界的期盼。
《考古报告》是在前人对莫高窟调查、记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敦煌石窟考古的结晶，是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划时代之作。
早在1957年4、5月，作为主管文物与博物馆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曾率队对敦煌进行参观考察，并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敦煌考古报告的编写提出了意见。在其日记中就有“拟印行《敦煌》二百四十多本，其中‘图录’ 占一百二十多本”和约敦煌研究所有关同志谈话，说明编辑《敦煌》的计划[17]。“1957年郑振铎先生视察莫高窟时，提出编辑出版敦煌图录的设想，计划全书为120卷，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1962年文化部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对《敦煌图录》的出版工作计划再次予以肯定，此后编辑计划又多次修改调整”[18]。1958年成立的《敦煌图录》编委会由王乃夫、王冶秋、王振铎、王朝闻、叶浅予、刘敦桢、吴作人、张珩、周一良、金维诺、赵万里、赵正之、夏衍、夏鼐、宿白、常书鸿、梁思成、董希文、谢稚柳、翦伯赞等20位学者和艺术家组成，并于1958至1959年召开过三次编委会，制订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草案。到1959年时，已经编出了第285窟的样稿{1}[2]1。
1962年，北京大学副教授宿白先生带领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樊锦诗、马世长、段鹏琦、谢德根到莫高窟进行考古实习，并指导学生按照石窟寺考古学的方法，选择了包括第275窟在内的一些典型洞窟做全面的实测和文字记录。在此期间，宿白先生还于9月11日至11月8日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11次学术讲座，这就是在敦煌学术史上著名的《敦煌七讲》{1}。
宿白先生的学术讲座，对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指导意义。如果说此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以石窟的保护研究为主的话，现在则是在石窟保护研究的同时，开始了遗书的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宿白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尤其是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权威，他的《敦煌七讲》中有五讲都是关于石窟的，除了敦煌石窟外，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对地处偏远、交通信息闭塞的敦煌，无疑是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此，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学记录工作，先后绘制了第248窟、285窟的测绘图，写出第248窟的文字记录，开始编撰第248窟考古报告的初稿，终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2]1。
1963年，在莫高窟南区石窟维修加固期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贺世哲、李永宁先生测量和记录了窟外崖面上窟口及岩孔等遗迹，绘成了《莫高窟南区立面图》[2]23。
20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国际敦煌学的大发展，1983年8月，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随后，甘肃省委于1984年1月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乘此大好时机，敦煌研究院逐渐恢复了石窟考古和编写报告的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敦煌研究院先后组织人员对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进行了传统的手工测绘，后来又增加了相邻的11个洞窟，作为《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的内容，尝试进行文字记录的撰写。1994年再次草拟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并在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报告的编写小组。2002年，敦煌研究院确定由樊锦诗、蔡伟堂等承担《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任务，并与文物出版社达成了共识。2004年8月，成立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的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古报告编辑工作委员会，并确定了报告分卷编写的体例。2006年12月，作者将报告校样分别呈送有关专家审阅，征求意见。2007年，根据专家的审稿意见，作者开始进行全面修改，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与绘图人员一起“对照洞窟，反复核查，修改图纸”。从2009年8月起，在重新测绘洞窟的基础上，作者再次对文稿进行全面改写，直到2010年定稿[2]23-24。 由于敦煌石窟的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除已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外，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规模还要约100卷。要完成这样规模宏大的多卷本考古报告，首要的任务是制定分卷原则。但如何分卷，又是一个难题，其中就有多种意见和方法：或按洞窟编号的顺序，以相同或相近的分量，依次分为多卷；或按先重点洞窟、后非重点洞窟的原则分卷编写；或以洞窟开凿时代的早晚作为脉络，兼顾崖面布局形成的现状，依次组合各卷的洞窟。还有以编辑出版的先后分卷的意见，甚至不分卷的意见[2]2。
以上分卷意见各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敦煌石窟的开凿及石窟崖面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石窟的修造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崖面上石窟群的布局呈现出不同时代参差错杂的现象。“北朝至唐代前后各时代洞窟建造的位置和排列大致有序；同时代洞窟或成组、或成列，大致形成特定的区域。至五代、北宋以后，在崖面基本饱和的条件下继续开凿洞窟，或向崖面的两端和上下发展，或在洞窟与洞窟之间插空补缺，或改造、重绘前代洞窟。另外，石窟分期断代的研究表明，不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建筑形制、塑绘内容、艺术特点、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的共同特征，又在建造规模、洞窟结构、艺术水准和保存状况等方面存在差异。”[2]2敦煌石窟形成过程中的这些复杂因素，都是石窟考古报告分卷中必须认真考虑的。为了使多卷本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学术性，并避免因编排不当造成撰写时的混乱、重复或遗漏，避免各卷分量的轻重差别太大，编委会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方征求意见，制定了分卷的基本原则：“以洞窟建造时代前后顺序为脉络，结合洞窟布局走向，以典型洞窟为主，与邻近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若干洞窟形成各卷的组合。”[2]2
体例确定后，经过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三位编者及许多协助者几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2011年出版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如果从1957年郑振铎提出编辑《敦煌图录》的设想开始，到2011年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已经50多年了；如果从1962年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开始编撰第248窟的初稿，也已经近50年了；就是从1994年成立考古报告编写小组算起，也已经17年了。从郑振铎、宿白到樊锦诗经历了整整三代人，现在樊锦诗也已年过古稀，终于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几代人的梦想。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任务也非常艰巨。因为《敦煌石窟全集》除敦煌莫高窟外，还包括西千佛洞和榆林窟，总规模大约要100卷{1}，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盼望后继者能不负众望，在已有良好开端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高质量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三 具有新意的石窟考古研究成果
除了全面介绍外，本书在详细认真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如第272窟外壁的第272A窟和第273窟，在《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权威分期中，将其归入北朝第二期。《考古报告》认为，这一看法“似不确。经测绘证实，二龛大小、高度、内容、形制均一致，在第272窟外立面上分居两侧，规整对称，同第272窟浑然一体，是在统一规划下建造的。”[2]141另如第275窟壁画敷色中出现了蓝色，曾有意见认为这是莫高窟最早期洞窟的孤例，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后发现，“这部分壁画全部处于隔墙遮蔽处，曾受到严重的烟炱污染，呈现蓝色或者偏蓝的绿色是否属烟炱污染所致尚有待研究”，因为“同样内容的描绘，在窟内未受烟熏的部位都表现为正常的绿色。”[2]238再如经过考察后作者提出，第275窟“曾经过后代数次不同程度的重修，其叠压关系明显，层位大致清楚，可分出三个层次。”[2]155
第一层壁画和塑像是敦煌石窟最早的作品，是开窟时的原作，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切判定第一层的具体年代，但它属于“北朝第一期洞窟”[2]238应该是没有疑义的。第一层的内容十分丰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早期经变画很多，如佛本生故事中的尸毗王割肉贸鸽故事、月光王施头故事、快目王施眼故事、悉达多太子出游故事等。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两次重修。“第一次仅限于对东壁中段壁画的改绘”[2]237。因此第二层壁画“仅见于窟室东壁南侧中段”[2]211。第二次重修前，窟前崖面曾有过大范围的坍塌，因此第二次重修规模较大，不仅对窟室进行了改造，而且对壁画做了补绘和重绘，对塑像加以妆銮彩绘，“东壁南侧的第二层壁画，也一并被第三层壁画覆盖。第三层营修和绘画的时代，可以推定为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即五代、宋时期。”[2]237“1991年，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在剥离、搬迁第三层隔墙壁画时将东壁南侧中段的第三层壁画一并剥离。由此，第二层壁画得以揭露。”[2]211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是中土最先接触外来文化的地方。佛教石窟寺源于印度，作为佛教艺术代表的敦煌石窟，就是佛教石窟寺艺术东传过程中所创造的一颗明珠。敦煌石窟尤其是早期洞窟，显然受到了佛教传播的影响。《考古报告》对此有深入的阐述，如本书所研究的第266―275窟，不论是洞窟的组合、形制、塑像，还是壁画的内容，“无不显示出西北印度和中亚各地文化的印迹”[2]252。如禅窟的形制就直接源于印度毗诃罗窟，敦煌早期三窟的形制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以不同的建筑空间、不同的尊像和壁画内容，比较充分地满足信仰者礼拜和修禅的需要”[2]249。这种礼拜窟和禅窟组合的洞窟，在印度、中亚乃至我国新疆的龟兹等地区都比较常见，但在我国内地却十分稀少。如第268窟内的多室禅窟形制还见于较晚的新疆库车苏巴什石窟第5窟、吐鲁番崖尔湖石窟第4窟、吐鲁番吐峪沟石窟第42窟、酒泉文殊山后山的多室禅窟等。“这种多室的禅窟形制几未见于河西以东地区。”[2]249
第275窟正壁高3.4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大像，似乎受到了龟兹大像窟的影响，也是克什米尔陀历大佛以来造弥勒大像风气所使然，因为这种菩萨像“在犍陀罗雕刻中早有先例”[2]250。菩萨像后面的侍者，也“见于犍陀罗雕刻”，而在“敦煌以东各大石窟中难寻踪迹”[2]251。 敦煌的早期洞窟，不论是形制，还是塑像、壁画的内容和形式，乃至佛、菩萨、天人的造型、坐姿和服饰，故事画的构图、凹凸画法、图案纹样，“西域的影响随处可见”。尤其是盛行于犍陀罗、迦毕式、巴米扬、龟兹、于阗的弥勒信仰，在早期洞窟中有非常完备的图像学表现，“实为莫高窟早期石窟最重要的特征。”[2]253
敦煌石窟虽然受到了印度、西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它并非是原样的照搬，而是吸收了中原文化后，又与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进行了再次创造的结果。如第275窟的阙形龛及其壁画上的阙形城门建筑形象，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阙”的建筑形制盛行于两汉，因此多称“汉阙”。汉以后，“阙”的形式在中原地区渐趋式微，其形象也难得一见。而东汉以后，敦煌及河西各地由于偏处西北，远离中原，因而能避免诸如“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那样的兵祸之灾，就成了中原士人的避难之所，从而保存了汉文化的传统，也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敦煌、瓜州、嘉峪关、酒泉、武威等地壁画和墓葬中就保存了许多“阙”的形象。由此可知，“阙”在敦煌乃是“土生土长”，其出现在莫高窟也就非常自然了。“石窟寺在敦煌营建之始，便已伴随着汉化的进程。”[2]253
作为敦煌石窟早期三窟之一的第275窟，相对而言，其画风稍显自由奔放，所以张大千指出“窟内诸画，殆为北魏初期画，散乱粗野，无有过此者”[12]477；谢稚柳也认为“窟内诸画，率野之极，其他魏窟画，无有过此者”[11]309。张大千、谢稚柳都是著名的敦煌艺术学家，曾长期在敦煌考察石窟，他们的《漠高窟记》和《敦煌艺术叙录》又是敦煌学史上，尤其是敦煌艺术史上的名著，其意见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学术影响。但本书作者既尊重前辈，又不迷信权威，因为“隔墙拆除后令壁画原作精细的线描和工致的晕染重见天日”。由此可知，张大千、谢稚柳所说的“粗野”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当然这种误解“实为细节泯灭所致”。这种既尊重前辈又不迷信前辈权威，而从客观事实出发寻找问题的学术精神，在今天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作者由此也发出感慨：“这提醒我们，观察古代文物，切不可忽略历史造成的变化。对于年代久远的早期遗迹，尤其要注意分辨现状与原貌的区别。”[2]238
对于有些暂时还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作者也不妄下断语，而是加注存疑，留待以后解决。如第266窟的“塑像应与壁画同层，但明显经过近现代的重修”。但不知是何时、何人所修，就加注说：“可能性较大的是20世纪初至30年代敦煌道士王圆主持的洞窟维修。”[2]29另如第268窟主室及附属的4个小窟“壁面遗迹存在重层现象。主室西壁仅见一层壁画。上段的佛龛、塑像与壁画同层，但在下段表层壁画之下透出部分底层的画迹，模糊太甚，辨认困难，或属同一次绘制活动中的改绘，暂作同层看待。”同时加注：贺世哲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说“在这一层壁画下面，还有一层白灰皮，薄如蛋壳，抹得很光，未绘画。”而本书作者在“考察中，未曾发现在主室西壁‘壁画下面，还有一层白灰皮’的迹象。”[2]52-53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今天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另外，本书虽署名是樊锦诗、蔡伟堂、黄文昆编著，但作为一项集体重大成果（敦煌研究院编）的组成部分之一，又是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肯定凝聚了许多人的劳动。对此，《考古报告》既不争功，也不掠美，而是对参与者的劳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全面细致的说明：“2007年之前基于传统方法的测绘图，先后由研究院考古所测绘人员吴晓慧、李D、孙晓刚、吕文旭、祁卫东、罗华庆、宁强，以及北京大学考古系实习生杨晔、俞永炳等参加，并由吴晓慧、吕文旭、李D、赵蓉、祁卫东、胡秀珍等清绘，成为本卷测绘工作的基础”；本卷的测绘图（包括随文的插图），由研究院考古所吴晓慧、吕文旭、胡秀珍、诺日卓玛、赵蓉绘制。测绘工作由研究院考古所与北京戴世达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完成；“图版拍摄预案由吴健参加拟订，之后编写人员根据报告内容确定图片目录，由宋利良完成拍摄任务”；数码拼接图由“数字中心拍摄制作完成，孙洪才、赵家斌洞窟摄影，赵良、丁晓宏电脑制作合成”；附录中的“历史照片，一部分为李贞伯、祁铎、盛海、孙志军、宋利良等拍摄”；论著资料目录由信息资料中心卢秀文、王平先、夏生平、祁晓庆完成（《考古报告》第24页），等等。这既反映了对别人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编写者宽广胸怀与坦荡人格的真实写照。
总之，《考古报告》运用文字、测绘和照相等不同记录手段，逐窟记录洞窟位置、窟外立面、洞窟结构、窟内塑像和壁画、洞窟保存现状，以及附属题记、碑刻铭记，并汇集了前人的文字记录、测绘和照片拍摄的成果等。它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考古报告》堪称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一个里程碑，相信它将对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编著、校对、印刷都很精细，但笔者还是发现了一点小的失误，如第223―225页的“不空索观音变”中的“”全印成了“绢”；第331―337页的“本卷洞窟相关论著、资料目录”的著录，体例不尽相同，也有个别的笔误。当然，作为一部优秀的学术论著，尤其是这样大型的考古报告，有这样那样的一点失误也不足怪。笔者在此指出，就是希望在以后各卷的编辑中，尽量避免同类的失误。
另外，本书的名称是《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早在1990―2005年间，敦煌研究院就与香港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共26卷），现在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又名为《敦煌石窟全集》，这样容易产生混乱。如果定名为《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可能更好，也更符合实际，即《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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