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陆学者，历来重视古典哲学的研究。特别是
十
八、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因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被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对它的批判研究受到社会的鼓励。当然那个时候的研究，也有许多偏颇的地方，但毕竟下了不少工夫，这是应该肯定的。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国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引进、介绍西方哲学新思潮方面来，把断了几十年的资料接续起来，开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毫无疑问更是必要的，这种工作的积累，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
上面这个过程，我感到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我本人过去一直做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研究，後来更进入古希腊哲学的领域，近二十年来则集中了解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围绕这个方面，不成系统地读一些书，发表一些感想。起初我读胡塞尔的书，後来对海德格尔感兴趣，一度还对现代法国哲学下过一点工夫，我对列维纳斯的兴趣较大。
可是最近这几年我发现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重新阅读古典哲学的书，仔细思考那里提出的问题，这种情绪，在我研究了海德格尔讨论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书後，更加强烈了，所以近日我认真阅读谢林早年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还想反复地读它两遍。
谢林这本书，是他二十五岁时出版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少年的谢林居然已经有了那样成熟、严谨的思想体系。我们过去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重点在康德、黑格尔，这当然也是对的；不过对於费希特和谢林相对地就比较不重视，这就有点偏颇，不太客观。
谢林这本书对我们还能引起兴趣的地方何在？长期以来，我总觉得，西方从古代希腊以来的“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科学）”，似乎到了这个阶段的德国哲学，才开始“成熟”、“定型”起来。我们知道，古代希腊哲学是开创阶段，博大精深，自不待言；而中世纪时代，“哲学”为“神学”服务，虽然这种“服务”对哲学自身也有好处，但当其时也，毕竟是一个“工具”。“哲学”只有从这个“服务行业”中“解放出来”，才展现了自身的特点，拥有自身的光辉。
当然，从“宗教”那里“解脱”出来的首先是“（自然）科学”。“感觉世界”的“自然 (自身)”化，挣脱“神学”的枷锁，乃是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思想上一大变化。“科学”从没有“神”干预的“自身”出发，走自己独立的道路，这是经验科学得以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不过，经验科学的原则，即从感觉经验出发，上升为概念理论体系的路线，尚未能在原则上保证这个理论体系的真理性，所以从培根经过霍布斯、洛克到休谟，出现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为了挽救这个思想危机，“神”似乎仍然是必要的。为甚麽反倒是人幻想出来的“神”，却能够使人“坚定不移”地“不惑——不怀疑”？
我们知道，“宗教”，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它采取的是一条和经验科学相反的思想路线。它不是从既定的 (given)“感觉材料”出发，“上升”为“知识”；而是从“全知、全能、全善”的“至高无上”的“神”出发，“下降”为“世间”之“万事万物”。也就是说，“基督教”是从“创世”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千世界，世上万物莫不为“神”之“创造”，则对於自己的“创造物”，“神”自然就了如指掌。
“哲学”既从“婢女”的地位解脱出来，对於这个主人 (神)的家庭——“神圣家族”的底细也就一清二楚。它知道，要彻底摆脱这个枷锁，不能一逃了事，而是要砸碎这个枷锁。“哲学”要取代”“宗教”这个“主人”的位置，在思想路线上，不能象经验科学那样给它留下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哲学”不能象经验科学那样也从“感觉”出发，单纯地走“自下而上”的路，而是同时也要把持住从“理性”出发的“自上而下”的路。这就是尊崇“理性”的启蒙主义传统。
在这个传统中，成绩最大的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系统。应该说，在这个传统中康德贡献固然很大，但他还是不彻底的，他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条路分割开来，在经验科学知识里从“自下而上”的“感觉材料”“限制”了“知识”，为“(基督教)信仰”留有馀地，而他的“实践理性”走的才是“自上而下”的路，而正是通过“道德伦理”，通向了“神”。事实上，康德学说，就“哲学”和“宗教”两方面来说都是不彻底的，因为他的“知识”不能贯穿到“宗教”中去，他的“信仰”，也不能贯穿到“知识”中去，因而缺乏“现实性”。一句话，康德哲学缺乏彻底的“哲学创造性”。我们看到，这个缺陷——就哲学体系来说的缺陷，到了谢林、黑格尔，在“理性”的层面被克服了。“理性”为克服这个缺陷，也就是说，“理性”为自身的“创造性”“创世性”，形成了“绝对哲学”。“绝对”到底是个甚麽意思？absolute在古代希腊就是“自己 (toauto)”的意思。古代希腊哲学也在寻找这个“绝对 (自己)”，以求知识的确定性；不过因为它们总是把“知识”理解为要受动於外在的感觉材料，於是知识的概念性、主体性与外在感觉的客观性如何协调一致起来就成了哲学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以致到莱布尼兹还要委以“预定的和谐”。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让哲学的出发点不设在外在的感觉上，也不是设在“内在的”被动的“直观 (印象)”上，而是设在一个能够自足、而又能够自动的东西上，这就是从康德经由费希特到谢林发展出来的“绝对理念”和“绝对意识”。这种“绝对”的思想，在康德的理论理性中已经孕育了，但到他的实践理性，“理性”才有了“完全不借助感觉”的“创造”职能。在康德实践理性中，道德律完全自足，是“自律”，道德出自“自己 (自由)”，排斥“他律”。
康德的二元论哲学的毛病出在：他的“绝对能动”的“实践理性”只涉及道德主体的“动机”，而缺乏“现实性”——道德的现实性一定要到“宗教基督教”里才能赋予与其相应的实际“效果”，这就是说，在哲学里，康德的“本体本质 (道德)”“回不到”“现象界”来，因为“本质”和“现象”是“二”，不是“一”。“现象”离不开原本不来源於“理性”的“感性世界”，於是“现象”与“本质”的协调一致，仍需一个“预定的和谐-宗教-基督教”。
费希特和谢林，包括黑格尔，都是要拆掉“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这堵“康德之墙宗教”，让“哲学”来“一统天下”。於是，“绝对哲学”就不能把“绝对理性”只限於“道德”领域，而是要将其延伸扩大到整个的现象界，让绝对进入现象，这就是说，“绝对”不仅“创造”了“本质”，而且也“创造”了“现象”——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现象”原本无须从“感觉材料”，不“受动於”“感官”的刺激，“绝对意识”并非有两个“（来）源”，而只有一个“（来）源”。这样，我们看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就从自身的角度“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成了一元论，而且由於“绝对”既已进入“现象”，“哲学”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知识学”，成为“现象学”。
我们这里说的“绝对”进入“现象”并不是说，原就有一个“现象”，後来再加进去一个“绝对”；我们只是说，“绝对”不仅“创造”了“本质”，而且同时也“创造”了“现象”。“绝对”原本就是“本质”和“现象”、“主体”和“客体”的“同一（统一）”。所以谢林又把他的哲学叫做“同一哲学”。我们这里还要说的是：宗教基督教可以独断地说“神”“创造”了一切，包括感觉材料等等一切都是他老人家“无中生有”地“创造”的，而“哲学”既讲“理（性）”，又如何说清楚不仅思想概念的世界是它创造的，而且感性直观的世界也是它“创造”的？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谢林那里很费了一番心思去论证解决，到黑格尔，我们就很熟悉地知道他是由“绝对理念”的“历史进程”途径来解决“绝对”如何进入“现象界”的，这是他的《精神现象学》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理性”的“创造”，就表现为一种“开显”，这是包括胡塞尔在内的“现象学”到现今“解释学”的一条途径。中文的“开显”很好地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开”为“开创”，“显”为“显现”。不过我们仍然有康德的问题：按现今解释学，我们“开显”的是一个“意义”的世界，“文化”的世界，而不是物质材料的世界。“意义的世界”固然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就连黑格尔的“理念”也是“具体共相”；但毕竟不是管吃管喝的实用世界，也不是作为经验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只是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原本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要使“物质的世界”有所“改变”，则只有用“物质”的力量。
我们还可以看到，由这个思路的揭示，可以说明为甚麽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王”思想之所以未获成功的理由所在。“王政治家”是一个经验实证世界的领袖，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要想从哲学的“绝对”来“开显”出一个经验的王国国家政治实体，是南辕北辙。
或谓如今“新儒家”也要从“内圣”“开出”“外王”来，如果是从上述哲学意义上来说，则面临问题也相同。走“从本质到现象”、“从内到外”的“开显”路线，则只是“开”出一种“意义”、“境界”来，而“开”不出“实际物质”的世界来，因而，“开”不出“王”来；如果真要为“王”，则必须走“从现象到本质”、“从外到内”地老老实实“学习”、“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积累治理国家的科学经验，然後再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运用到实践中去，还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一条“（经验）科学”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就是圣者智者，也必须先从客观实际出发，考虑安邦治国之道，而不能从概念、空想出发。
至於说要从“内圣”中“开出”“（经验）科学”来，我们已经有了从康德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历程以後，再持这种观点，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