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造土牛碑
刻立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1958年在河南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出土，现存南阳市博物馆。
碑文记述了地方官准许张景的请求，由其包修土牛等一切设施，以免除其家世代劳役之事。此碑有三项重大的历史价值。
一是珍贵的民俗史料。劝农土牛是中国古代风俗，就是在立春的前一天举行迎春的仪式，仪式由地方官主持并行香。由人扮作“勾芒神”，“勾芒神”用鞭打土牛，表示春天的开始。因为畜力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主要的动力资源，所以鞭打土牛也表示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这个仪式叫做“打春”，所以俗称立春日也叫“打春”。这一说法至今仍在农村流传，使用着这一词汇。记载这个古代风俗的文字，在后世的笔记中很多。此碑是最早的古代记载。由此碑可以证明这一风俗来源甚早。在汉代或更早以前就已经形成。而且据碑中记载当时迎春打土牛的仪式还很隆重，各种设施、人工等岁费六七十万钱。
二是反映了徭役之苛重。张景愿以家钱提供迎春礼的各种设施，换回的是“不为县吏、列长、伍长、征发小徭”。古代政权不下县，县以下的行政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人员都是没有报酬的，由平民按人丁和财产状况轮流担任，是纯粹无偿的付出。与后世人所千方百计争取这些权柄，以压迫盘剥乡民不同，古代大多数政治清明的时期，老百姓则用各种方法来规避差役。至于繁重劳动的“力役”就更不必说了。中国的徭役制度起源很早。《礼记・王制》中已有关于周代征发徭役的规定。《孟子》中提到过“力役之征”。秦末陈涉、吴广及“发闾左适戍渔阳”的戍卒起事抗秦，也是因徭役引发的，可见徭役在历代都引发过许多社会问题。此碑则是较早地从民间的角度反映了东汉徭役制度的真实情况，乃至具体数量，其历史价值在此。
三是提供了汉代公文的一种样式。此前的《乙瑛碑》反映的是皇朝与地方官的互动。此碑反映的是地方官与民间的互动，都是朴素、平实的语言，表达了各自与互动对象之间不同的语气和口吻，是很有趣的。
碑文书体端正工细，秀丽多姿，为成熟的八分书，意态雅致，分布工整，法度谨严，与《史晨》、《乙瑛》、《曹全》、《朝侯小子残石》等为一个流派。
启功《论书绝句》：“石言张景造郡屋，刊刻精工笔法足。劝君莫买千金碑，刘熊模糊史晨秃。”又言“此碑体势严整中不失姿媚之趣。且石初出土，字口完好。惟石质似逊于小子残碑，更拓数年，则未卜其丰采如何矣。”
景君刻石三种
东汉有三幢景君刻石，皆不著名讳，有文献称三景君刻石皆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但历代文献对三景君刻石最早立于何处未作记载，也未说明三景君是否同属一个家族。所以很容易混淆。按三位景君卒年顺序依次是：
《汉谒者景君墓表》，此景君卒于安帝元初元年（114）；《郯令景君阙铭》，此景君卒于安帝元初四年（117）；《北海相景君铭》，此景君卒于顺帝汉安二年（143）。
以上三石刻，除《北海相景君铭》现存于济宁市博物馆外，其余二石佚失，也无拓本传世。现依文献著录，略作梳理。
谒者景君，碑阳残损，碑阴清晰，洪适《隶释》载：“墓之有碑，所以纪功述德，昭垂后世者也。一时宾客，因以刻名其阴，之不朽尔。今景君之碑，沦碎不复成章，而碑阴诸人姓名略无缺，物之不可预期如此。”①因此情况，便有人心生疑窦，清顾蔼吉《隶辨》言：“谒者景君碑阴，首行题‘诸生服义者’五字，疑是郯令景君阙题名。赵氏、洪氏，皆以为谒者碑阴，碑亡无考，姑阙其疑。”②这怀疑是无端的。石刻一面清晰一面残损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设想如该碑仆倒，向上的一面受风雨剥蚀人畜践踏受损严重，向下的一面就可能完好无损。所以此事不必在真假上纠缠。倒是可从碑阴内容上看看透露了些什么信息。
“诸生服义者”十五人，第一个是“义士北海剧张敏字公辅”。其馀十四人都是“弟子”。《北海相景君铭》碑阴有“行义剧张敏字公辅”字样，两碑所言“张敏字公辅”者，当是一人。此二景君卒年相距29年。谒者在前，北海相在后。这位张敏时隔29年先后两次捐赀也不是不可能的，但究属勉强。倒是我们常常把卒年后不久当作立碑之年甚不准确，卒后多年立碑之事所在多有。袁安位列三公，是卒后十二年才立碑的，因此，此二景君卒年相距29年，立碑之年未必相距29年。
进一步说，张敏为此二碑捐赀，必是与二景君皆有关系，那么此二景君之间应考虑也是有关系的。那么他们会有什么关系呢？查谒者景君碑中在“皇帝赙□”（按，空字可能是“赠”字）以下，隔五个四字句，有“剖苻北海”字样。按说行文至此，本人的事迹已叙述完了，此“剖苻北海”者，必非谒者本人，况且如是本人，此景君就不能称“谒者”，而应称“剖苻北海”的高职位了，此处“剖苻北海”的应是叙及后人了。而王国相位同郡守，北海相景君是可以称“剖苻”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此二景君有亲属关系，甚至有直系亲属关系。谒者景君文中所言“□问股肱，龙升凤翔”，他死后所言“百僚失气，京师鄂惊”，不过是谀墓文的溢美之辞，其实是“察举孝廉”以后的最小职位，当时惯例举孝廉以后先授谒者，服务一定时间才授郎中。此君仅仅是个谒者。因此碑阴只有“弟子”，没有故吏。后死29年的北海相景君就显赫了，为其立碑并且“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都是故吏了。据此我们有理由设想谒者景君死后若干年，后来其子（？）此北海相发迹了才为其立碑。其立碑时间最早应在后景君“据北海相”以后，最迟可能二景君碑同时刻立。
至于郯令景君，我们没法把他和另两个景君攀关系了。既然同在任城，应是同宗，其卒年与谒者卒年相距三年，碑中有“年□黄”之语，年龄可能是长于谒者的。据碑文，此景君“治欧阳尚书”，从他任河南尹的祖父，任步兵校尉的父亲，到他本人，已历三世，按《后汉书・儒林列传》：“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人也。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 ③欧阳歙卒于建武中，即一世纪的四十年代初，有子名复者传业，欧阳复无子，家世绝传。估算此景君上距欧阳歙之死六七十年，距欧阳复不过四五十年，则其祖父或父亲有可能受欧阳氏的亲传。但欧阳传后提到后学济阴曹氏和陈留陈氏，没有提到景君的父、祖。④ 北海相景君，有许多话题值得讨论。据碑文首句称：“惟安二年仲秋囗囗故北海相景君卒。”知景君卒于顺帝汉安二年（143）。王昶《金石萃编》、梁启超《碑帖跋》等均作“汉安三年”，据《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顺帝汉安二年四月，立皇子炳为皇太子，改年建康。八月，顺帝崩冲帝即皇帝位。由此可知，不存在“汉安三年仲秋”之说。可见大学者亦有疏忽之处。
碑阴有“陵成宇立，树列既就，三载已完，当离墓侧”等语，可知故吏为景君庐墓三年，期间树碑建祠，三年而成。则此碑当立于质帝本初元年（146）。所见著录均将刻立时间定为汉安二年，值得商榷。
此碑有的称为《景君铭》，我觉得称之为“铭”更为合适一些，因为碑额上便称“铭”，而且全文除第一句是叙述语言以外，其余全是四字一句的铭文。正因为其形式是四字一句的有韵的文字，所以对景君的履历、事迹介绍得非常模糊。从碑文中，我们只知道他死于汉安二年，生年及寿数皆未提及。他的名、字、籍贯都没有明确记载。资料上称他是济宁人，也只是由碑立在济宁文庙推测的而已。对他的履历只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线。“遵考孝谒，假阶司农，流德元城……”“守郡益州……躬作逊让”，“据北海相”，“委位致仕”，用现在的话说，先举孝廉，授谒者，做大司农的属官，然后外放元城宰（县长）。升授益州郡的刺史没有到任，又改放北海相。最后致仕回籍，死在家里。里籍、姓氏、字、号、生卒年月，这些被后世视为墓碑文字的要件，此碑皆付阙如。立碑本欲传名于不朽，而名字反被忽略，或因碑为属吏所作，故尊而不名；或当时文体宜然？不得而知。按此时距石刻碑碣的出现怕已有一百好几十年了，就是按现在存世的最早的墓碑来说，也已经晚着四、五十年了，碑文的写作尚如此的不规范，可见古代的文化现象进展是缓慢的。
尽管如此，《景君碑》仍是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向后世治史的人们提出了许多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课题。
首先，皇帝已经“授以符命，守郡益州”，他却可以以“路遐恋亲”为由，不接受任命。在做了其他方面有益的工作之后，皇帝居然可以又改派他担任北海相。这在后世乃至近现代以来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个特例还是惯例，如果是个特例，必然还有许多申请和批示的步骤，因为碑文语焉不详，使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是惯例，那么我们由此可见汉代官吏的任命和管理竟能宽松到这般程度，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不知有没有人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这一现象。
其次，门生故吏集资为主管官员立碑，对金石界来说，好像已经成了司空见惯了的浑闲之事，好像鲜有人再作进一步的思考，门生和故吏究竟与主官是什么关系。孔子弟子为孔子庐墓三年，被人认为是古礼，其实应当是当时的“新礼”，因为既然孔子是变官学为私学的第一人，那么，师生关系应当是当时产生的新关系。倒是主管官员与下面的办事人员之间倒应当是自古有之的老关系。此碑彰明较著地记载着，吏员对主管官员也是要守三年孝的，在碑阴的三横列故吏人名之后，有一句总结性的文字“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我们读《三国演义》有一个现象也已经习焉不察了，那就是刺史、郡守等地方官员下面的文武官员，都是称他们为“主公”的，种种迹象表明，下级书吏乃至官员对其上级官员是人身依附的关系。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写字的小书吏可以升职为郎，以后晋升为朝廷命官的行列，并没有任何身份上的障碍。后世的属吏对主官人身的依附关系淡了。尤其是文职的僚属，与主官甚至可以是主客的关系。他们是主管官员的“西宾”，称主官为“东翁”。身份是高了，但他们都是没有政籍的，不能由此一路晋升上去。这些微妙的关系变化也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这些历史的细微之处，人们究竟知道多少？宏大的史论汗牛充栋，千百遍的重复，造就了众多的学者，又有多少具体的问题被一直忽略着？
①[宋]洪适《隶释》卷六。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9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
②[清]顾蔼吉《隶辩》卷七，页五。见《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7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卷六十九上，中华书局，1965年。
④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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