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时期是中国书院发展的繁荣时期，书院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前代。但是，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背景之下，书院的官学化越来越严重，书院越来越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徽州书院作为全国书院的一部分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然而，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其他地方书院的官学化虽然有着相同点，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官学化的途径。本文将从徽州书院官学化的原因、途径进行研究。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官学化
一、明清徽州书院官学化的原因
（一）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很重视教育。如“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风俗，莫先于学校。”
（6）“贤才，国之宝也。……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
（7）又如“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
（8）为了发展教育统治者都大力办学，明清时期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学。明朝政府规定：“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州、县依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教者黜之。”
（9）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教育制度，如《清史稿》中所说“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
（10）虽然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但是官学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官方，民间大办书院的浪潮。为了对教育、思想的控制，统治阶级不可能放任书院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加紧对书院的控制，这就不可避免的使书院官学化。
（二）书院自身的需要
（三）科举的要求
古代的士子们读书大部分都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想取得功名必须通过科举，“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15）想要参加科举，必须要通过学校，书院得不到政府的承认，那么在书院读书的学子就不能参加科举。而且科举考试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怎么考试，考什么内容是由政府决定的，因此书院的教学内容，管理制度也都要受到政府的限制。如乾隆九年的规定：“书院肆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再各省学宫陆续颁布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理精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
（16）可见，清朝对书院的教学能容，管理制度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二、书院官学化的途径
清朝政府对书院学生的招收与考核有着严格的规定，如：乾隆元年的“上谕”中规定“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肆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
（23）上述史料中，规定了书院招生的标准“乡里秀异、沉潜学问”。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徽州书院的招生也受到官方的控制，招生人数要按照政府的规定。如府属紫阳书院“向取内外课生童六十人予膏火”
（24），歙县古紫阳书院“肄业正额生监八十人，童生四十人”，“凡肄业者，由学政于六县生童中挑选，有馀缺以文高试前列者补”
（25），黟县碧阳书院“正额生监四十人、童生二十人”
（26），祁门东山书院“生员膏火十三名”、“童生膏火拾名”
（27）。
（二）书院学生管理的官学化
明清时期政府对书院学生的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清朝，如：乾隆元年的“上谕”中规定“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毋留。”
（28）徽州书院对此也有严格规定，如祁门东山书院“在院生童外出，须告明司事人登注日期，以凭查核。”
（29）黟县碧阳书院“或因有事回家亦告知司事，禀明院长告假，每月不得过五日”
（30）各个学院对成绩优异的学子还给予奖励，对差生给以惩罚。如祁门东山书院“未有膏火之生监，又能连取三次超等前五名者奖给膏火一半，如四次又取超等前五名奖给膏火全数；其本有膏火者，课文接连三次不录扣除膏火一半，四次不录膏火全扣不给”。
（31）
（三）教学内容的官学化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内容都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如《明史》中所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为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32）而清朝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科举制度。为了在科举中高中，打败竞争对手，提高生徒的科举竞争能力，徽州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着四书、五经来展开，教授学生学习写作八股文，并制定了严格的课艺制度，科举考什么，书院教什么，使生徒埋头于四书、五经之中，心中不知其他。
三、结语
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官学化，在徽州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徽州书院的数量迅速增加，这一时期徽州的书院有90几所，正如当时所说“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
（33），
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而书院数量的增多为徽州地区教育的普及提供了支持，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书院的官学化使书院的生徒与官学的生徒一样享有参加科举的权利，使他们有机会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书院的经费支持、规章制度的制定使书院能够正常运行，不至于造成书院没有经费或秩序混乱。消极的一面在于，书院的官学化使徽州书院失去了学术自由，生徒们整日埋头于四书五经，考取功名之上，成为了科举的附庸，甚至有的学生纯粹是为了膏火而待在书院。使书院失去了创办之初那种发扬学术、传播学术思想、各种学术思想互相交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最终走向了消亡。不管怎样，徽州书院的重要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它推动了徽州地区的文化发展，培养了一批大家，正如方志中所说：“自文学盛于东南，新安比之邹鲁，博雅之儒，彬彬如也。”
（34），在中国的书院史上，徽州书院也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