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自安徽某农村的求助信摆在了我的案头，读罢来信，我陷入了两难处境。
信是安徽农村一个在读的高中生写来的。信中说，他家发生了火灾，把他全家的粮食和所有的家具都烧了个精光，如今已是家徒四壁。而他正在读高三，马上就要面临高考，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供他读下去了。他想请求有关部门给予救助。
面对这样的来信，我陷入了深思。
在我新闻职业工作中，我除了敬佩世界名记者法拉奇，还有写出《中国的西北角》的本家范长江外，我还敬佩办报过程中十分重视读者来信的邹韬奋。
在办刊物的过程中，邹韬奋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他创办的《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
我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作为一个学物理的我，在走向新闻工作岗位之前，抑或走向新闻工作岗位之后，我都想方设法搜寻哪怕是和新闻沾一点边的书籍学习。正是在所读资料中知道了邹韬奋如此高度重视读者给媒体带来的益处，我在工作中便以邹韬奋为楷模，看到读者寄来的信件，总是第一时间回复，哪怕是小小的求助，只要能办到，就想办法帮他们解决。
可是，面对这封来信，我不能不犹豫。
作为新闻工作者，对于这样的求助，应该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报纸，怎么才能帮助外省的读者解决问题呢？
或许求助者看到我所服务的媒体名称没有地域性，就把信件投给了我们，或许，求助者给每个新闻单位都发了函。如果是后者，即使是我们不帮助其解决问题，其他相关的媒体也有可能帮助其解决。
各种假设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出现。我该怎么办？
如果以报社的名义给当地部门发函，一是报社领导可能不会签发并加盖公章，二是当地有关部门知道我所在的报社是一地方媒体的话，也可能会置之不理。于是，我以个人的名义提笔给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原始内容已经记不大清楚，因为，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件事情还会被提起，更没有想到今天坐在电脑前还会来回忆这段往事。
大约过了四年之后，总编辑范文章批给我了一封信，要我落实一下，看四年前给安徽省委书记写信的人是谁。范总编的批示说，要查查四年前给安徽省委书记写信的那个同志，查到后要给予大力表扬。我看了范总编的批示及批示后面附的来信，平静地对范总编说：不用查了，那个写信的人就是我。
说实在的，当时写信时根本没有想到，那封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在我就是本能地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四年后，当年那个高中生寄来的信上说，我寄给安徽省委书记的信当即就被书记批示给了那个高中生所在的地区，地区领导又批给了县里，地方有关部门帮助求助的高中生的家盖起了房子，还给了他一定的费用，让他读完高中，考上了大学。现在大学毕业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可他忘不了四年前帮助过他的那位新闻记者，写信来表示感谢。
范总编说，这件事应该大力宣扬一下。我感觉这不算什么，这应该是一个媒体工作者的本分。就对范总编说，还是算了吧，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邹韬奋先生常说，“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为最大多数的群众读者服务，这是报社的“分内事”。为此，在办报实践中，邹韬奋常常为某些地处边疆、海外的读者买衣料、皮鞋，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办理其他事儿等。到后来，这种“分外事”逐渐从面向个人转到面向社会， 转到注重对国家民族有益的工作上，如“九一八”事变后， 《生活》周刊发起为东北抗日军队捐款。
韬奋先生的实践证明，邹韬奋和生活书店乐于做“分外事”， 不但没有妨碍出版工作，反而扩大了出版社的影响， 促进出版工作的发展， 还锻炼和培养了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人才，按照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热心为读者做“分外事”的服务精神为当今媒介组织树立自身的企业形象树立了一个典范组织形象，是组织的无形资产， 是组织品牌的一种体现。它给予着媒体工作者这样的启迪：媒介组织除了生产受众喜闻乐见的媒介产品之外， 还应利用媒介自身的优势为受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从而树立自身的形象， 争取受众的信任度和美誉度， 提高媒介组织的知名度。
正是韬奋先生的身体力行，才有了后来毛泽东说的，“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但那时的我并没有这么高的认识，只是把邹韬奋作为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标杆，力图让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能向他靠齐。
此后，我还接到了一封来自山东的求助信，来信者是一位被人贩子拐卖的少女。我接到信后就毫不犹豫地给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和山东省公安厅领导写了信，请求他们及时解救被拐卖的少女。而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和山东省公安厅立马采取措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被拐卖的少女解救了出来。
“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上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后，如今重读韬奋先生的这段话，可谓感同身受。
编者：
《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是作者范庆锋在其新闻专著《做有思想的媒体》即将交付印刷厂上机印刷之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仅仅用一周时间写就的长达七万多字的一本新著。
通读整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做新闻工作的向往，对“彰显正义、鞭挞丑恶”的坚守，以倡导“科学、民主、法治”为己任，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看轻别人，也不看轻自己”，力争在重大问题面前有自己独家声音……的独特新闻理念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他面对人生的跌宕起伏，是是非非，一直保有“心存国脉与民瘼，身外荣辱皆不惊”的赤子之心。
对于渴望成功，正在寻找成功方法的媒体工作者，《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也不失为励志之作。
作品记述了作者和江泽民、胡锦涛、李克强、李长春、俞正声、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史实，也客观地再现了作者舆论监督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和被搅进是非旋涡的坦然面对。本期，本刊继续连载其新创的 “自述式非虚构文学”《白纸黑字――一个新闻记者和众多高官的恩恩怨怨》的有关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