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20年过去了，让人感慨万千的是，这些佼佼者中，有的逐渐晋升，有的原地踏步，有的退居二线，有的因公殉职，有的锒铛入狱。其仕途的升降浮沉，精准地应和着革故鼎新、选贤任能的时代节拍，因而也成为了洞悉中国政治密码的独特标本。
16人晋升到省部级
这与那句古话颇有暗合之处：“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自古以来，县令尽管品秩不高、俸禄亦薄，但因其担负着一方福祸安危的责任，往往由皇帝亲自任命和罢免。倘若有机会主政一县，不仅可得到全方位锻炼，也将在仕途中赢得宝贵先机。
不过，在现行“逐级提拔”的制度模式下，从县委书记成长为省部级干部，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长时间的历练和培养，需要经过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摔打和考验。以“领跑者”杜家毫为例，因上海当时实行“市直管县”，他1993年担任的松江县委书记实际上是厅级。即便如此，在成为副省级官员（上海市委常委）之前，他仍经历了松江区委书记、杨浦区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市政府秘书长等6个关键岗位磨练，而这一培养过程长达11年之久。
根据领导者的成长规律，这16名省部级官员脱颖而出的核心要素，包括环境塑造、组织培养、机遇垂青、贵人相助、个人努力。就其个人因素而言，品德、能力、学历、经验等都堪称一时之选，在此前提下，“年龄是个宝”，年纪越轻就越有可能受到诸多外力的垂青与襄助。
统计显示，这16名省部级官员初任县委书记平均年龄为38.5岁，显著低于整个“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群体将近10年。巧合的是，199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提出“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以及凭个人好恶选人等思想障碍”，“形成由不同年龄层次的干部组成的梯次结构，年轻干部所占比例要有较大的提高，保证有一批30多岁、40多岁的优秀年轻干部能及时选拔进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于是，这批获中组部表彰的年轻县委书记，很快进入“小步快跑”的快车道。
年少得志，其实是一柄“双刃剑”。从有利的方面看，组织部门或重要岗位已将这些官员“摆放”在更强的聚光灯之下，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关注与考验，进一步锻炼并提升了他们的领导才能与艺术。但另一方面，正如“彼得原理”所揭示的，不同层级领导者的领导素质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把在县里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带到更高的平台和岗位上，结果只会导致“一流的县委书记变成二流的市长”。因此，如何突破这个“彼得高地”，是这些青年才俊必须全力应对的现实挑战。
从现有资料看，他们晋升之后表现各异。在“政治锦标赛”模型下，经济绩效被作为官员选拔的核心指标。例如，李玉妹主政莱芜5年，现代化的“钢城煤都”迅速崛起。也有人能始终紧跟时代潮流，1961出生的毛万春，担任洛阳市委书记期间，就经常与网民互动。还有人始终伴随着争议，以“诸城改革”闻名的陈光，在主政菏泽后复制诸城模式，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至于他们在省部级岗位上的作为，历史将会评说。
县委书记的“天花板”
与这些官员“小步快跑”相比，还有5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显得步履蹒跚，最终止步于正县级。究其缘由，除了年龄偏大，其他的原因我们已无从考证。
表面上看，这一安排有某种合理性。党政机关的“金字塔”型结构，决定了领导职位越往上走，越是“僧多粥少”。从更深层面看，“天花板”困局的根源，实则在于用人导向的偏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其中，年龄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被诟病已久。
应当承认，县委书记的“年轻化”，给这个群体带来了活力和创造力。但是，由于操作上的简单化，许多地方一度出现了“年龄杠杠”。例如，超过45岁就不再提拔担任县长、县委书记，超过50岁就不再提拔担任市长、市委书记。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官员群体的积极性。
实事求是地讲，在整个官员体系中，县委书记是一个极富风险、十分艰难的工作岗位，需要兼具很高的文化综合素质与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并非越年轻越胜任，其最佳年龄反而应该在40～55岁之间。惟其如此，才能做到见多识广、驾轻就熟，从容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化矛盾冲突于无形之中。
用人导向是最大的导向。2009年，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将县委书记任命权收归省委，“统筹全省优秀干部，把最优秀、最合适的干部选配到最需要的县委领导班子担任班长”。地方上也相继实行“低职高配”，将县委书记提拔到省直机关任副厅长，或者“高配”为副市长、市委常委等职，湖南省甚至出现了正厅级县委书记。
这些举措确实发挥了激励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打破传统的选任办法，扩大选人用人的层次和范围，营造出“赛场选马”、奖优罚劣的制度环境，培育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肥沃土壤”，才能既及时剔除昏官、庸官，又使廉官、能吏看到希望。
岗位风险与制度之笼
不容忽视的是，在这100名县委书记中，目前已有7人因严重违法违纪而锒铛入狱。从地域分布看，李达球、王常明来自西南，林秀山来自东北，郑樟林、朱爱群来自东部，彭晋镛、周其东来自中部，说明“能人腐败”现象与地域并没有必然联系。
通过查证历史资料发现，20多年前，他们担任县委书记之初，都曾期待任期内能大展拳脚，从而一路顺风直至青史留名。例如，郑樟林任开化县委书记期间，主动立下“军令状”，下浮一级工资，背水一战，消灭荒山。但当了衢州市政协主席，特别是55岁之后，开始收受大量贿款。他也承认，看到支持过的老板都住高档房、开豪华车，自己“心态有所失衡，想收点钱把房子改变一下”。
众所周知，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中，县委书记处在宏观之末、微观之始，对一县之发展方略和官员任免，往往拥有一言九鼎的最终拍板权。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山西贪腐风暴中，至少18名现任或前任县委书记落马。这种“塌方式腐败”，给当地政治生态造成重创，消极影响短期内更难以根除。县委书记群体也因此而被“妖魔化”。
在我们关注的100名县委书记中，官至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的林秀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王常明先后被“两规”。这些霹雳手段虽只是治标之策，但为下一步推进反腐的制度化、法治化赢得了时间。
从权力的制衡与约束看，应当积极推进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2009年，中央纪委、中组部进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安徽、浙江、北京等地相继跟进。2010年，湖北启动县委书记岗位风险预警防控试点，要求县委书记不再直接分管人事、不得插手工程招投标等。此外，还应当以权利制约权力，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县域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然对县委书记的道德水平与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014年底，全国县委书记轮训再次启动，在与第一期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就意味着中央把县委书记定位为“地方政治家”，未来将会进一步严格管理、悉心培养和重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