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安徽矿业的发展历经坎坷，经历了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中期，抗战时期四个发展阶段。在政府的支持，商人的努力，外资的渗透下。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有着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近代安徽；矿业
作为我国华东地区矿产种类多、储量大的省份之一，安徽矿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时期，安徽采矿业和矿务冶金业就已十分繁荣。沿江当涂、南陵（今铜陵一繁昌一带）不少百姓参与开采铁矿，并筑炉炼铁。[1]近代安徽煤产地主要集中于沿江江南的池州、宣城、宁国、铜陵和淮河沿岸的宿县、怀远等地。其余包括马鞍山、太湖、怀宁等地也存在一批小煤矿。铁矿的开采主要分布在沿江一带，多集中于铜陵、繁昌、当涂等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安徽矿业几起几落，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的广泛参与与外资的不断渗入
洋务运动的开展之后，部分官僚、地主开始积极兴办实业。尽管近代安徽矿业的兴起始于1877年杨德创办池州煤矿，首次在安徽运用机器采矿。但真正促使安徽矿业的第一次发展则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彼时，清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也为了抵制西方资本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发开了对民间投资实业的限制。受此影响。大量安徽官绅开始投资矿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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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安徽民族资本创办的矿业公司有23家，领有矿区32区。其中绝大部分是煤矿，另有铁矿、锑矿各一处。这些公司不大，资本较少。”[3]而同时期外国资本因其雄厚的实力和不平等条约所给与的大量优厚条件，大力投资安徽矿业。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在法令和政策上一度程度鼓励民族资本投资和兴办实业，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无暇东顾，给了近代安徽矿业的发展以“短暂的春天”。
尽管注册的矿业公司数量大增，但矿石产量的增长却十分有限。根据上文数据，“短暂的春天”里，注册的81家煤矿公司（企业）中，有近百分之七十的企业无法产出煤；注册的15家铁矿公司中，无法出矿的企业高达到百分之七十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重：
首先，从地质构造上来看，安徽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多数矿区地壳断层现象和褶皱现象过多，矿层深浅不一，加大了开采难度。而大批省内矿企事先未进行详细勘测，多数矿企技术仍停留在传统的土法作业中。技术上的不足直接导致了矿石产量低，品质不高。
其次，北洋时期，政局动荡。安徽本土缺乏强有力的军阀势力，使得安徽成为了周围省份各军阀相互争夺的对象。政局的不稳，给矿企正常运营带来负面影响。大小军阀在安徽普遍设立关卡，并对矿企进行各种名目的盘剥，苛捐杂税使得相当的小型矿企尚未开工就已经资金运转不灵，企业面临破产。
更为麻烦的是，省内各煤铁矿产区广泛存在小煤窑、小铁矿。正规的煤铁矿没有政府的许可，是无法通过关卡卖往上海等其他地区，而土法作业的小煤窑、小铁矿则通过走私等其他非法途径，大量贩往上海等地，不仅能够躲避政府的苛捐杂税，更比正规企业更方便快捷。“土煤既然能如此运销，机器开采的煤矿便无法与土法开采的煤窑相竞争。”[7]
因日本国内矿产资源贫乏，而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亟需大量的煤铁原料，而安徽又资源丰富，水路运输也极为便利，因而日本将安徽看成了其煤铁资源的重要产地。而日资深度介入，给近代安徽矿业发展带来严重阻碍。
尽管日本对于煤铁资源的需求量极大，但在安徽矿业销售区域来说，因国内钢铁行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不发达，相对于全国各地大量煤铁矿的开发，煤铁矿的产出与国内市场的需求并不成正比。安徽矿企的国内市场销路有限。“当时的办矿者，仅恃日本为唯一销路，甚至矿商非先与日人订立合同，不敢从事开采。”[8]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国内以军工业发展迅速，急需大量钢铁原料。而此时中国商人也看上了矿业发展的好时机，进一步投资矿业，以谋求更大的利润。苦于资金和技术不足，亟需向外商贷款，而此时的西方无暇东顾，日本资本几乎成了中国绅商唯一的选择。
三、二十年代中后期至抗战前：政府对矿企的整顿与淮南煤矿的建立
二十年代中后期，政府认识到应把安徽省内的矿产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以发展经济。鉴于安徽省内矿企多为商办，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安徽省政府出面开展官办矿企。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以张静江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高层利用自身的权势和威望，以建设委员会为机构依托，力促中央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和才力全力怀远煤田，并定名为淮南煤矿。
不仅如此，建设委员会还支持淮南煤矿采取路矿一体化发展，由中央政府出面，修筑了淮南铁路。“全路自淮河之田家庵南达长江裕溪口，计正线二百十五公里，支线十公里，侧线约三十五公里……共约国币四百八十万元，以二百十五公里正线平均计算，每公里建筑费用约二万二千三百国币”，[11]铁路的建立不仅带动了从淮南到芜湖沿线的经济发展，更直接便利了淮南煤炭的运输。
此外，由于淮南煤矿产能毕竟有限，无法满足京沪杭地区的工商业发展。为此，中央政府还大力支持淮南煤矿和大同煤矿进行连联营合作，之1937年淮南煤矿改制前，两矿联营后的年总产额突破百万吨大关，盈利非常可观，是当时中国的著名大型煤矿。
而在这个时期，政府除了集中全力建设淮南煤矿以外。对于其他皖地商办矿企，更多的则是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不过，因为已处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中央政府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已决心备战，政府对于商办矿企的关注度也随之下降。而日资对于皖地商办矿企的控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安徽铁矿的产出仍主要以日本市场为主，相当一部分铁矿企业已完全被日本控制，例如拥有桃冲铁矿的繁裕公司，尽管已歉日方巨额贷款，无力偿还，公司陷入绝境，但在日方资金的维系下，企业到抗战全面爆发时，仍在继续运作。
四、抗战时期：日本对安徽矿业的全面掠夺式开采
1937年11月底，日军攻入安徽。仅一年时间，安徽全省大部分县市沦陷。因日本需要大量的资源来维持其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安徽地区丰富的煤铁资源正是日本战争必备物资，因而日本军方和财阀都把目光盯在了安徽的矿产资源上。
在日本军部的许可下，为了控制安徽的矿企，日本政府成立了华中振兴公司和华中矿业公司，全面负责安徽日占区内的矿企。其中，华中矿业公司将总部设在当涂，直接管辖马鞍山铁矿区、铜陵铜官山矿区、繁昌桃冲铁矿、当涂太平矿区等多处矿区、矿企，主要从事沿江一线的铁矿、铜矿的掠夺。
日本对安徽地区煤炭资源的掠夺，主要还是通过大力开发淮南矿区的淮南煤矿、大通煤矿。1938年，6月日军占领淮南煤矿和大通煤矿，两煤矿分别由日本三井矿山会社、三菱矿业会社垄断经营。次年，为便于管理和扩大产煤量，两大煤矿被改组合并，成立所谓的“日华合办淮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军事化管理。
日方在铁矿上的采掘更是破坏性的。以桃冲铁矿为例，日军占领后，强迫工人在危险地段作业，“因事故伤亡矿工日以百计，长龙山的四冲、金石墩、乱马营、裤档山等山凹里，抛尸露骨、乱石攒家。在南山矿区，则强制进行大爆破开采，年采矿最高达到过90万吨，铁矿床迭遭严重破坏。”[5]63
到了抗战后期，日军在已知失败的情况下，对其所占领的矿企，矿区进行了大肆的破坏，妄图增加中国人民恢复生产的难度，大量的机器或拆、或毁，一批涉及的企业生产的资料，或被带走，或被处理。日本的这些卑劣做法确实给抗战胜利后，安徽矿企的生产恢复带来了负面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战后，国民政府派遣人员开始全面接受安徽省内日伪时期的矿企，大批矿企被党、政、军高官强夺；或被称敌产而强行没收。此后，安徽矿企的生产尚未恢复，国共内战就已爆发，腐朽的国民政府被迅速推翻，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安徽矿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