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近代国学是国学发展的一个必经历史阶段。不能离开近代国学的发展及成就看国学，也不能离开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发展谈国学。近代国学的主要历史任务和内容是化西学为国学，传承创新，实现国学的现代化。传统学术科学化、文献材料的科学整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都是近代国学发展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国学进一步发展亟需历史总结和理论创新。
关键词 国学 近代国学 人学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76-07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中唯一没有中断自然发展进程的文化，蕴含着人类文化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值得提炼和总结。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朝代更替不只凡几，国家或兴或衰，或治或乱，中国文化都能保持发展前进的态势，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被中国文化融合甚至同化，落后少数民族政权征服中原、建立政权后，都不约而同被中国文化所征服，这类历史故事不断上演。在国家贫弱、落后挨打的情况下，在西学强劲冲击下，近代国学仍然奋力发展着，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发展和振兴中国文化留下了丰厚遗产，只是其中的又一个案例。
所谓国学，其外延指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祖国固有的学术思想内容。近代国学，则指古代国学在近代的变化，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中国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看文化不能见物不见心、见利而忘义。有普遍性、有世界意义的优秀文化内容凝聚在中华民族精神中，不仅成为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且构成中华文明在近代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主线。这些优秀内容体现在近代国人维护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历程中，对近代国学的发展起了基础性、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过去有学者“批判”至上，比如用“刺激-反应”的生理心理方法观察近代历史进程，忽略而且揭示不出近代中华文化的优秀内容和历史主线。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不能主观割断。但现在人们谈国学，或者将国学局限在古代，而忽视近代国学的新发展、新成就，无视近代国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或者将国学局限为“中学”，将国学和西学对立起来，将国学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从根本上看，都在于忽视了近代国学自身的发展及其成就，认识不全面。
我国近代是革命和建设并行的时代，从不同角度看国学，出现过不同意见。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着弘扬派、整理派、批评派三大理论上的思想流派和实践上的政治派别，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在其一生的前、中、后期，其国学态度和认识也有巨大差异。梁启超“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映出人生的前后矛盾并非个别现象，而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巨变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映。到21世纪，祖国现代化建设蓬勃开展，中国文化已经阔步迈上了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抛开门户恩怨，跳出是非旋涡，站在历史高度，建设性总结近代国学发展及其成就，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创新传统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代国学的发展
近代中国出现了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学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开始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学人眼界空前开阔，古今中西关系成为历史主题，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出现了特殊情况，即由历史上的我化人，变为现时的人化我，我的强势地位不再，这就使国学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国学概念产生于晚清。国学作为名词，在产生时就有与西学相对而言的内涵。它本来指祖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也曾称为中学、旧学、国故学、六艺之学、孔学、国粹等。但随着我国近代化的进行，在对国学进行弘扬、整理、批评的基础上，近代国人在近代化实践中传承国学，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国学，极大丰富了国学内涵。这使我们在今天看来，国学的外延与古代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近代国学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国学自信时期。以洋务派和维新派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为代表，大家对国学整体评价是肯定的，对孔孟之道解决现实问题依然有自信，认为不足的只是器物层面的东西，如工业、商业、机器制造、科技等实业，维新派则进而认为在政治体制上也存在着不足，对待西学，则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洋发展工商实业，效法西洋政体进行君主立宪变法等。
其次是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期间，明确提出“国学”概念，并对国学的地位和作用、国学和西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可谓近代国学分化时期。以章太炎等为代表，批评作为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国学是“君学”，表现出强烈的革命色彩，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国学革命推向高潮；以梁启超、王国维等为代表，则主张弘扬国学和输入西学并重，中学和西学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呈现出比较和融会国学和西学的理性思路；同时还有希望利用国学维护中央权威、排诋西学的主张，如黄侃、刘师培等。在革命时期，后两种理性的声音未能占据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
其三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可谓国学革命和建设时期。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清华大学建立国学院，学者们在梁启超、王国维等影响下，将国学看成客观对象进行科学研究，期望客观看待国学的历史进程，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和方法，发掘国学的优秀内容。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接过辛亥革命的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批判国学中维护封建专制的成分，分清真假孔子，为新国学的建设开辟道路并指明方向，即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后来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在社会历史发展大背景下揭示国学内容和发展的特点等，是这个方向的历史延伸。还有一批学者如胡适等，继承“乾嘉学”考据方法，吸收西学归纳方法，以整理国故为号召，理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国学向着科学方向转型做了必要准备。于是，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的文献考证，陈寅恪等在文化比较中的会通观念等，今天看来，公正地评价他们对我国国学在学科形态上、学科内容上的科学化发展都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以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牟宗三等为代表，吸收西学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诠释传统儒学义理，取得了显著成绩。虽然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内容不免有抽象成分，疏离劳动群众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新变化难免有隔阂，但他们以饱满爱国热情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使命感，推动传统儒学思想现代化，他们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宝贵成果，依然值得尊重和肯定。 从近代国学主要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成就看，最显著的，首先是化西学为国学。近代国人所谓西学，主要包括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在内的一个庞大的体系，比历史上主动而成功地进行了中国化的佛教或佛学更加复杂而系统。如何开展化西？化西的根据是什么？如何结合化西的成果推进古代文化现代化？这些文化理论问题，推动我国近代文化哲学思想繁茂兴盛。
现在看来，学习西学，化西学为国学，只是近代国学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近代国学化西之所以能够进行，有其逻辑前提。首先，在民族心理上必须抛弃华夷之辨的优越意识，痛苦承认原有文化确有不如人处；深入了解外国文化，客观承认它有其优秀内容；放下架子，飘洋过海，虚心就教，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其次，在文化观上还必须克服文化民族主义意识，上升到文化本体即道的高度，深刻认识并勇于实践以文明化野蛮的文化本质，才可能将外国优秀文化视为人类共有的文化，并在实践上将它化为自己的文化，为我所用。以中体西用论为代表，运用这种文化关系体用思维方式，思考研究和处理中外文化关系问题，成为国学的新课题。上述民族心理和文化观，其实就源于古代国学“尧舜与人同”、“曾子子思同道”的“道一”观（《孟子・离娄下》、《孟子・滕文公上》），“见贤思齐”的学习观（《论语・里仁》），华夷一体的文化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天下一家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近代国学吸收了西学，而具有了不同于古代国学的特色，但依然只是古代国学优秀思想内容及其基本精神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由此才构成了我国国学悠久历史的一个发展新阶段。
可以发现，近代学者探索了国学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其一，传统学术科学化。在学术形式或学科分类形态上，无论是开始中国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结合了国学部分内容的自由主义、结合了西学方法的文化守成主义，近代学者都不是空说义理。而是在其思想指导下，各自奋力创新，为建立近代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学科体系而努力。直接的结果是，近代国学改变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类模式，构建起受西学影响而又有古代国学渊源的近代新哲学体系、新史学框架、新文化理论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现在认识和发展中华文化、认识和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等问题必备的学术基础和不可绕过的学科路径。
在传统学术科学化问题上，源于西学的认识方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纳和演绎方法的引入和运用，推进了传统学术的科学化进程。这最先被严复、梁启超等提倡，其后在王国维的先秦史研究、胡适和冯友兰等的哲学史研究中结出硕果，开辟了我国历史学和中国哲学的新时代。其中，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史上的运用以冯友兰为代表，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思想建构上的运用以金岳霖和冯友兰为代表，辩证思维在哲学体系建构中运用的代表则是贺麟，而应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学取得显著成效的，当以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辩证法的引入让传统朴素辩证法发挥出新的威力。古代历史思维，经进化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洗礼后，也焕发出新的光彩。
其二，国学是整个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国学发展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在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近代国人逐步形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走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为国学的新发展提供了社会历史基础和前提。在近代国学的思想内容上，国学和社会主义发生了内在联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国学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谈国学发展，而不谈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制度、道路，这当然不全面，也不符合近代和现当代国学发展实际情况；二是谈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制度、道路，而不谈国学，不谈传统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割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深厚文化渊源和历史基础，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近代国学的成就
近代国学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概括地说，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学材料的保存和整理。近代中国经历了不少对外反侵略战争、国内各种性质的武装革命，遭遇了军阀混战、国内动荡、祖国分裂、文革内乱等，尽管如此，并没有出现“焚书坑儒”那样的国学劫难，也没有发生国学著作大量散逸之类的国学灾难。古代国学的基本文献，都得到了妥善保存。在和平条件下，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新材料，更加丰富了国学的内容，有些甚至能够弥补思想发展的某些历史环节。以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四库全书》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以及经过文献研究整理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丛书、“理学丛书”等为代表，在历史学、文献学等学者们的努力下，这些国学文献获得了科学整理和历史解释。现在如果离开这些基本文献材料来谈国学，必是游谈无根。
第二，形成了国学基本知识框架和必要的国学研究积累。尽管近代社会动荡不安，以致“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前辈学者以饱满热情，救国救民的崇高情怀，克服艰苦条件，搜罗整理，精心研究，撰写出大量有关国学发展历程的学术精品。比如，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以及改革开放后编辑出版的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等，加上一些专门史，如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游国恩、袁行霈、龚鹏程等各自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还有更细化的逻辑思想史、认识思想史、美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想史、法律思想史、军事思想史、文学批评史等等。经过学者们前仆后继的努力，为今天谈论国学、研究国学、继承和弘扬国学，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知识基础和学术研究基础。现在如果离开这些基础性成果来谈国学，势必流于自说自话。
第三，关于国学的优秀内容，关于国学发展的优秀传统，关于国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等，虽然还没有得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但是也可以说，学界同仁已经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国学的基本精神是人学，根本主张是人成为人，通过修身养性，使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最理想的人就是“人”概念规定的内容，“人”概念的现实化就是圣人。由此，人的人性修养提高是核心，内圣外王是基本框架。就是说，从人的问题入手，以提高个人人性修养为重心，推己及人，帮助他人提高人性修养，从而根本上解决社会、国家等问题。孟子和荀子的分歧，表现为是以内在修养为本呢，还是即使是内在修养，也离不开外在礼法规范。理学三派的分歧，在主要点上，也只是对内在人性主要内涵的形而上学认定上有分歧，是以生命为人性之本呢，还是以“天理”为人性之本，还是以“良知”为人性之本。近代梁启超、严复等学者的新民说，熊十力的革命先革心说，乡村建设派以提高村民修养为先的主张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重视人性修养基础这一古代国学的基本精神。 过去研究国学，在唯心还是唯物的旗帜下让思想家排队，现在看来那时前辈学者在当时条件下，所理解的唯物唯心未必准确，而排队分析也难免简单甚至有误。实际上，无论哪一派，都赞同国学中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天生人成、道法自然、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诚实守信、居安思危、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等，而这些核心理念作为传统国学的优秀内容，也越来越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这些核心理念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不竭动力。
第四，以世界文化的眼光，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发展国学，可以说也已形成共识。在中外文化关系上，尽管国学界有弘扬派、整理派、批评派等的分歧，但没有一家全盘否定国学，没有一家赞成历史上国学的一切内容，没有一家主张完全排斥或完全照抄西学。这说明，大家都赞成在恰当处理中外文化关系中传承和发展国学，而吸收西学中的一些合理内容，以充实国学的内涵，也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国人了解和研究西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从严复翻译系列社会科学著作开始，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将外国有影响的学术经典大都翻译成了汉语，让即使不懂外语的国人也能有机会了解和研究外国学术思想。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学术文化翻译工程，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令人惊叹；它不仅表现了近代学者拥有世界性、历史性的文化眼光和宏大气魄，也体现了近代国人了解西学、研究西学、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坚忍不拔精神、执著进取精神，正是古代国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生动再现，尤其值得大书特书。这些译者都是国人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的追求，甚至有到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志向和实践。他们虽研究的是西学，但都有一颗真诚的国学之心。在今天看来，这些成就和国内学者编撰的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西方文学史、西方宗教学说史等著作一起，乃是新时期进一步创造性发展国学回避不开而且不可多得的重要思想资料和思想来源。
三、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讨论近代国学发展及其成就，不能不讨论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它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中国化，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成为近代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践观念、劳动群众主体地位、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学新内容。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通常所谓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具有西方哲学的一般特征，如善于逻辑分析等。但它又和其他西方哲学不同：它非常重视人，而且是具体的感性的人，并具体化为创造文明财富的劳动群众，比如工人、农民等；非常重视社会实践，重视创造人类文明财富的社会生产活动，鲜明地站在劳动群众立场思考世界、社会、历史等问题。它的基本思路是：肯定人性善，肯定人的本质是自由，肯定人本质上具有非常圆满美好的人性。问题在于，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什么美好的人性没有变成现实呢？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创造价值或财富的观点，马克思十分赞成，并吸收这一当时最新的政治经济学成果，用来思考工人创造财富，但却“越劳动越贫困”的问题。他将这个问题哲学地归结为人性异化。他致力于探讨人性异化的原因，认为在于劳动分工而又生产不足，生产者交往范围狭窄，财产私人占有，出现了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等等。于是，克服人性异化，实现美好人性，只能是：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每个人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恰恰是古代人性修养理论的具体化发展。第二，改进生产方式，将个人或家庭小生产发展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让人们的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这正是近代以来我国世界历史学科产生的理论根据。第三，限制直到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这正是古代“天下为公”理想的制度体现。第四，依靠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推翻维护剥削制度的旧政权，建立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政权。这也正是古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代访录・原君》）等政治理想在国体上的具体落实。马克思相信，在劳动者政权领导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进社会制度，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共产主义社会就一定能够实现。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时，每个人都自觉自愿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大家一起驾驭统治人的物的力量，从而实现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理想。
可见，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只是认识世界，而马克思主义不仅认识世界，而且改造世界，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劳动群众性。这恰恰抓住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所在，成为科学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原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深入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国学研究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学研究派别，使国学研究在科学化层次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思想相结合，建立有中国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国学流派，还有许多创造性工作要做。
毋庸讳言，过去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和建设，是有“极左”失误的，教训很深刻，但总的看，成就显著，经验是主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国学，或有批判过多、否定过头之处，这实际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不符合传统优秀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源于苏联斯大林模式，也未必都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学说，未必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学者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学时，难免受时代条件的影响，有不从实际出发而只从理论推导的简单化倾向，犯教条主义错误。结果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以两条路线斗争贯穿国学发展的主线等等，教训深刻而沉痛。
其实，如果从马克思的原著出发，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自然和社会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统一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自然和社会、人和物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还有社会生产实践观、劳动群众观、共产主义观等，可以说在各个方面，和古代国学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朴素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实践观、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等思想，分别地可以沟通而又有超越之处。超越处在于，马克思承认国学的一些基本断定，如天生人成、人性善等，这无疑证明和丰富了我国古代天人世界观的科学性，让它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继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古代国学和马克思都不离开天看人，不离开人谈天，这样一种辩证思维，中正而平和。但在人性论问题上，马克思较古代国学人性论更加丰富和具体。比如，对于既然人性善，何以现实的人出现了恶的问题，马克思根据其人性异化理论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并由此找到了克服人性异化的正确道路和恰当的方法。在精神家园建设上，马克思也和古代国学一样，提倡人文的、理性的信仰，反对神道迷信。只不过，马克思在近代哲学和科学成就基础上，比古代国学更加彻底、系统而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近代国学化西学的一个案例。这说明过去用西方哲学思想为指导，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国学，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现象是毋庸讳言的。进一步的努力只能在于，回到国学自身，也就是说，一定要从材料出发，参照外来的方法，尽量提炼国学自己的方法，并用它来说明国学自身。
相反，如果因为过去研究借用西学的一些思想、方法研究国学出现了问题，对西学甚至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想发展便一概否定，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可以肯定，今天讨论国学，如果忽视源于西学而实际上已经成为近代国学新因素的上述内容，是不全面的。甚者，将这些经过数代中国学者努力的成果看成和国学相反的东西，那真是大错特错了。
现在要真正弘扬国学，不能离开对外来学术思想的认真研究和吸收。只有在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基础上，才可能创造性发展新的国学，真正开辟出国学发展的新时代。在方法上，关于近代所谓“反向格义”问题，即用外来思维方式和学科模式支离分解原有学术文化体系等问题，固然值得反思；但不宜全盘否定西学对国学发展的积极作用，西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也并非一无是处、可有可无。
四、新时期国学发展亟需历史总结和理论创新
近代国学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真正说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近代国学还“在路上”，尚未获得其完整形态。要真正弘扬国学，就要科学分析古代、近代国学的实际情况，结合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适应劳动群众现实需要，总结和发掘其优秀内容而推陈出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用现在的眼光看，近代国学的新变化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积极的是，西学渗透进入国学领域，国学内涵得到了丰富，外延得到了拓展。在形式上，学术思想材料更加丰富和广阔，问题更加清晰和具体，学科分类更规范、自觉，知识、方法更系统；在内容上，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关的技能性内容得到增加，自然科学技术、实证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众多外来学术思想先后引入，成为国学一部分。传统国学中重视社会生产的一派，如《易传》、《荀子》、张载、王夫之等，部分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消极的是，在历史巨变面前，近代学人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今中西之争一跃而为历史主题，历史观代替了天命观发挥着为现实人们言行活动提供理论依据的作用，天命或天道本身，以其为核心的传统天人之学似被忽略，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人学逐渐被冷落，人性善说被质疑甚至反对，由个人修养提高而解决社会国家问题的路径只得到重视教育、重视学术的少数人理解。无数史实反复说明，一个国家要是没有天人之学指引，缺乏人生信念根基，人生便似浮萍，随风飘荡，没有归依，浮躁不安，如梦如幻，甚或肆无忌惮，无所不为，为害不可胜言。
其实，古代国学在世界观上主要是天人关系论，包含天命（道）论、人性论和天人关系论。对于人生而言，人性论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根据。“人性善”命题可以获得逻辑证明，内圣外王框架也具有充足的逻辑意义，只是近代学者尚未提供可靠的逻辑论证。
人性善，作为命题，是人能够成为理想的人的核心论据，否则现实的人在经验上不可能成为理想的人。人性善命题，不是向外旁观他人由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而是由反思自我而逼出来的经验自我对先验真我本质特征的自觉。当反思自我时，自我评价的主体和对象这两个我的统一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其前提条件就是反思主体的我必然而且总是高于作为对象的我，这种高并且总是得到作为对象的我的无条件承认和服从。只有这样，反思才可能成为现实的反思活动。而高于现实的我的反思主体，它不仅抽象，而且普遍必然，是一种先验存在，如孟子所言，乃人人“固有”，“非由外铄我”（《孟子・尽心上》）；而且就其本质特征言，除非它本质上就是善的，它才可能被承认为能够始终、绝对正确地评价现实的我的善或恶；因为真理才是真理的标准，也是谬误的标准，光明是光明的标准，也是黑暗的标准。经验活动或有恶念、恶言、恶行，但心灵的声音总是爱唱真善美用的歌；一旦抛开个人得失利害的计算，让心灵的声音自然歌唱，必然符合义理，人生便真实而快乐。在本质上，人性善，推而广之，人性真、人性美、人性用等，都是确定无疑的。
同时，在今天看来，内圣外王框架实际上既是现实的人能够成为理想的人的理论依据，也是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的逻辑进程。所以，内圣外王实际上是儒家的逻辑学，其基本辩证形式有“天→人→人之天”、“人”→人→“人”之人等。
在内圣外王框架里，天人合一如何合一，值得进一步研究。从形而上学方面看，天人合一至少有三种形式，互相有别。天生的合一，以“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说为代表，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合一，这是历史前后的统一，比较重视自然的天、历史的天；性理的合一，以二程、朱熹“性即理”说或“理一分殊”说为代表，即“天命之谓性”（《中庸》），人性源于天命，而又成于后天的修养，这是先验逻辑和经验修养的合一，最重视义理之天的意义；本心人心的合一，以王阳明“致良知”说为代表，即孟子所谓人固有良知，本有真我，良知体现到人现实的言行活动中，是先验真我和经验的我的统一，突显的是良知或本心的天这一意义。从马克思角度看，在社会生产劳动基础上，自然和社会统一，自然人化与人自然化相统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人类文明史进程。自然人化，人通过劳动化自然力为人力，提高了人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改进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公共制度，推动着国家、法律等的前进，人性也在这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确证、得到实现，人性异化也在发展生产力、改进社会制度等基础上被逐步克服。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人自由全面发展，人性才可能完全实现。可见，马克思的学说在世界观上和传统国学实在可以互相发明，而在历史观上则是对传统国学人学历史观的有益补充。两者都以人为本，而马克思的劳动群众主体观则可以深化和具体化古代国学明显的民本思想、潜藏的人本观念。至于双方都是天然的辩证思维，并十分重视历史思维，都追求人文的、理性的信念，反对并批判神道宗教等，那是众所皆知的。
在修养论方面，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人性展示更加充分，人性异化也更为严重，需要寻找新的经验材料，归纳人性实现中遭遇到的种种问题。在两种修养中，学习修养的内容，理应明确地增加社会生产修养，克己修养的标准则本于人性自觉，外化出来，不仅有礼，而且有法。自己制订礼法，自己遵守，是克己的基本原理。又如，古代的忠君演变成为了爱国、孝亲，还有兄弟关系在独生子女政策条件下、在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生产单位的条件下，似乎不如古代那么重要，等等。
教育和政治一起，构成国学推己及人的两个基本环节，而教育又是其首要者，政治活动只是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深化。社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根据马克思看，个人能力的总和就是社会生产力。个人能力的提高，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教育无疑是攸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领域，必须更加重视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上，以德治国作为基本国策，还要大力推进、具体落实。关键在对“德”作为人性内涵应有自觉和理论说明，领导干部德才兼备标准应贯彻和落实到选拔、任用、监督等环节中。在选拔人才方面，历史上的科举制也可以借鉴。它至少可以将那些缺乏基本文化修养的人排除在外；如果领导干部具有较高文化修养，重视学习和教育自然蔚然成风，小人难有容身之地，社会风气向着“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方向改进就是必然的，有损党和祖国形象的人就不可能泛滥成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