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相比传统史学（1）发生了很大变化，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处于鸦片战争后一个中西互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相应的，史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转型。所以说史学的变化发展是当时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学术文化上的一种反映。从史学与社会的这种因应关系来看，近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辛亥革命前的致用史学
这一时期，如王国维所说，学术基本上处于清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的第三时期，其主要的特征是求新。学风的转向，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社会的变迁更是一个左右史学发展方向的巨大因素。这期间史学从乾嘉史学中脱身而出，重拾经世致用、以史为鉴的传统。如道咸间西北史地之学的勃兴，对外国史的研究等，当时涌现的著作主要有《蒙古游牧记》（张穆）、《朔方备乘》（何秋涛）、《海国图志》（魏源）、《瀛环志略》（徐继畲）、《中西纪事》（夏燮），等等。可以说自鸦片战争后到1960年前后是救亡图强史学勃兴时期；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是近代历史变易观和进化论传播时期。在此期间的戊戌维新中，康有为以改造后的公羊三世说来推行变法，将史学的致用功能推向了一个高峰。
虽然后人对康有为在学术上的表现不怎么认可相反，有人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如陈平原认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通过考据的方法来达到改制的目的，所以考据在他只是一种策略[1]35但是他的三世说相对于正统的以五德终始的循环论或者退化论而言，是一种历史观的革命，是奠基在近代西方的线性进化的基础之上的。受此影响，之后如梁启超、严复、夏曾佑、邓实等人也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三世说。在此过程中，康有为对三代的解释所反映出的怀疑批判的精神更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表现。能达到这一层，当然脱不开初期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中期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在学术以及观念上的积累。
由于社会危机的加重和西学东渐的影响，新的西方学术理念输入，使得对传统史学展开了批判，出现了君史与民史的分辨，甚至还有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史学的触角伸向了下层民众和整个社会。新史家鼓吹史学的通俗化。与此同时，中国士人的观念经历了此前天下万国的更替而至于世界[2]242，经过对民族国家等近代概念的界定，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兴起。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负载了太多强国御侮经世济民的政治使命。
虽然有人认为梁启超并没有放弃传统的春秋褒贬的笔法，他只是对褒贬的范围扩大而已；他的新史观表面上接受西方唯理主义，实际上他推崇英雄史观，强调心力，所以说他的史学革命不是很彻底。[3]24然而，不可置疑的是，在20世纪初史学的革新上，梁启超居功至伟，他的粗疏或者不彻底是任何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所共有的。通过20世纪初新史学的倡导，新的史学体系得以确立：在史学研究的内容上，由君史转向民史；体裁上，章节体取代了编年体和纪传体；史观上，以进化论代替了传统一治一乱的阐释方式。
另外，由于西学分科设学的影响，国人开始对传统学术进行了分类，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学术研究走向专精，在这一过程中，史学开始逐步走向独立。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致用，因为新史学是出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逼迫，而不是从书斋中自发地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种经世致用之下，史学如梁启超所说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史学成了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但是，在致用史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乾嘉考据的那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并未断绝，并在下一阶段得以发扬光大。
二、辛亥之后二三十年代的求是史学
民国建立后，社会危机暂时缓和，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一阶段学术的发展与20世纪初新史料的发现有密切的关系。史料的扩充也带来了方法上的突破，此前的史观开始上升为一种治史的方法。当时主要的方法有二重证据法、诗文互证、碑志证史（传统金石学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人物有岑仲勉）、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方法（主要用来整理史料，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陈寅恪）等。
由于史料的扩充，也使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入小说类的《山海经》更为时人所重，如傅斯年认为，古代的正统史料由于被伦理化，其史料价值反而可能不如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由于对非正统史料的重视，民国史学治学出现了罗志田所谓的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的诡论现象。[4]83其实单从史料而言，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二手资料。这一时期，前人的日记、小说、歌谣、戏曲都进入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这种专向偏处找寻材料的治史方式，受到了当时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舍主干而求枝叶。
不可怀疑一切史料里头都有历史存在，重要的是能够在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之外实际上所呈现的信息，从这一点而言，史料也就无所谓对错了，但是如何只从这些胡适所说的旁行斜出的史料里去梳理事实探求真相，可能是一个见功力的事情了。
史料的扩充，在治史取向上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路径，这一时期，无论是整理国故运动，还是古史辩运动都推崇考据主义，如顾颉刚所说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5]153王国维也有学术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6]605之说。有中国的兰克之美誉的傅斯年所主持的史语所在学术上更注重窄而深和集众式的研究，注重材料的收集，由于受兰克的影响，史学立足于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绕开价值的判断与定位，为学问而学问，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的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以与欧洲汉学界争雄，可以看出风行的科学化求真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当时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治学取向和牵缠反复的论学风格，也是为了在大量引证的基础上能够合理的以意逆志，从而呈现历史的真相。对方法的追求，也表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上，朱希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采用二分法前两年注重学生对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掌握，后两年才进行专业化的研究。[7]73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为学问而学问注重专而非通的治学取向基本上是当时主流史家的共识。但是这种治学方法受到了当时保守派主要是南派和在社会史论战中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诘难。其实保守派并不很保守，柳诒徵、缪凤林等人对西方史家如兰克、鲁宾逊的了解可能不亚于新派史家。后两者和前者的歧异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历史所持的观念上。南派以昌明国萃，融化新知为宗旨，通过输入西方学理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以保存、昌明、发扬中国文化。所以对胡适傅斯年这种倾向于回答什么是历史知识的知识论史学[8]10便不可避免地存有非议，如钱穆批评新派史家割裂史实碎化研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9]3；柳诒徵认为文以载道。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始具有了政治实践功能，史学突破了此前重在个人修养的局限，这时的历史研究在于为政治战略、策略提供历史依据，强调为现实服务。此外，章太炎甚至认为，国学不振有三，其中第三即为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并说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10]125
由此可见，史学存在着从求是向致用转变的可能。
三、抗战开始之后的致用史学
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逐步加深，社会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原本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为学问而学问的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也开始关注现实。如傅斯年撰有《东北史纲》，以阐明东三省历来为我国版图，顾颉刚则于1934年创办《禹贡》半月刊，同时还致力于通俗史学著作的编撰。
这一时期致用史学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此前所谓的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家成了引领这一时期史学的核心人物。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国史大纲》便含有强烈的文化本位色彩，可以说是民族史学的代表，其中那句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话语广为人知，其目的在于激起爱国的热忱。治学以土法为本洋法为鉴[11]118的陈垣当时认为，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12]689可见在救亡压倒启蒙时原来不问或少问世事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抉择。
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说：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作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工具性更是凸显，一切为了民族为了救亡。毛泽东对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史观上。在他看来，阶级观点与唯物史观是合二为一的，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野所在，在此观点下，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基本的历史研究方法。当时出版的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毛泽东的相关论述还见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关于两个过程的论述成为了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后来所说的革命史范式就在这种革命理论的宣传中逐步形成。
结论
章太炎在《■汉微言》中论及治学时称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可以看出，近代史学在第一阶段表现为致用史学，第二阶段为为学问而学问的求是史学，和乾嘉考据史学遥相对应，第三阶段则回归到致用的路子上来。史学的这种变化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政治社会等物质环境发生了变化，作为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史学也相应的有诸多变化；另一方面，对西方史学的引进、了解、吸收和为我所用对史学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这一点在五四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当时盛行有各种理论、方法。
在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致用与求是可以说是一对矛盾，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二者会表现为一方压倒一方，在这个过程中，两者都有发展，而不是纯粹的没有发展的循环。同为致用史学，后期比前期在理论方面便更为发达，民生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生机史观、英雄史观、政治史观、道德史观、函变史观等都纷纷呈现。[13]58同样，求是史学前后两个阶段也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把史学方法仅归结为史料整理的方法，后一阶段也比前一阶段更为科学、系统和多样化。综上，近代史学的发展呈现为一种螺旋式的发展。
注释：
（1）在谈到与近代史学相对的传统史学时可能更多的是指乾嘉史学，但是乾嘉史学应该是前近代不是很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