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看待当代戏曲文学67年以来的总的发展趋势？这是我们每一位戏曲编剧，也是我们每一位有思想、有理想的戏曲人所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学术话题。
从不同历史朝代的比较来看，当代戏文已具备剧场性与文学性高度统一的时代属性或曰基本趋势。
大家知道，元杂剧是不便于快节奏演出的戏剧文本，我们迄今为止很难想象所谓旦本或者末本制规定之下，一人主唱的演出情况。要么唱的人累得不可开交，要么看的人听得审美疲劳。四折一楔子的基本体例，至少是一个下午四到五个小时左右的演出观赏时间。
后来的明清杂剧，尽管讲究南北分野或者南北合套，但大部分成为文人的案头之作，可以不依赖舞台演出而流传。明清传奇以其动辄40出左右的长度，基本上要7天左右才能演完，所以要么是案头之作，要么通过折子戏的方式，对于长篇巨制下特别富于戏剧性的文本从表演上加以精雕细刻，大部分剧本和一个剧本的大部分内容，不具备充分的舞台属性。
民国以来特别是共和国以来，戏曲文学独立存在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当代戏曲文学最为基本的呈现，一定是剧场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没有搬上舞台的剧本，只能是尚未完成其基本使命的案头之作，而案头之作就作者而言是一种永远的遗憾。有闲情逸致和充分的文学修养，像历史上传统文人写作诗文词曲一样创作案头剧本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当代戏文的基本历史定位是：其一、剧本创作作为一种职业性的行为，一定要与剧场演出结合起来，否则就是半成品；当代文学已经不大承认所谓案头剧本的文学属性；其二、与新时期以来的观剧欣赏习惯有关，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生活节奏的日趋紧张，都以两个小时一刻钟作为时间上的规定性；其三、在以上关于文本属性的基本认定和剧场形制上的总体规定下，当代戏曲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戏曲文学有史以来较为精致的板块。当代剧作家中田汉、陈仁鉴、徐进、魏明伦、郭启宏、陈亚先等人的一些杰出的剧本，从文学价值与艺术成就上看，可以置于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之林中，甚至与其中的一些佳作相提并论而毫无愧色也。历史上的戏曲剧本，案头之作偏多，而当代剧本则必然要搬上舞台。随着政府对于传统戏曲的重视，随着编剧队伍的日趋职业化，在当代戏曲发展到百年以上之后，这一富于比较性的历史趋势，还会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从当代戏文发展趋势来看，改编出新之作，成为剧本创作成功系数最高、百姓反响最好的基本路数或称主体方式。
所谓改编出新，通常是指按照当代人的审美情趣与主流价值观，对于经典作品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新熔铸。这种打碎再造的做法，以田汉的《白蛇传》《谢瑶环》最为典型。昆曲《雷峰塔》当然是千锤百炼的好戏，但是其体制的长度不能满足一晚观赏的需要，其人物定性中许仙一遇风吹草动就叛变逃跑的常态，当不起白娘子的一往情深。于是田汉将其改编成一位容易犯错误的好人，他最终还是要同情和帮助白娘子。此外，在场次结构的简约、核心唱段的设置等方面，田汉与王瑶卿等人通力合作，臻于精美，这才使得京剧《白蛇传》成为无法超越的新一代经典剧目。《谢瑶环》改编自碗碗腔的《女巡按》，除了爱情一条线太弱之外，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与田汉的顺向延伸和集成创新的路数不一样，陈仁鉴的《团圆之后》与《春草闯堂》，都是在从旧本的框架上重新结撰，不仅仅在于推陈出新，而且有着脱胎换骨、点石成金的成就。其现代编剧的结构，反对封建礼教和皇家权威的深度，都令人惊艳，都获得了中国式大悲剧的赞誉。
徐进的越剧《红楼梦》，是红楼戏中最好的作品。直到今天，红楼戏的经典之作，还是以越剧为首。该剧以爱情为主线、以宝黛为主角，删繁就简，浓缩了小说的精华。说是改编，实同创造，有的场面和唱词，甚至还延伸了小说的长度，这使得《红楼梦》借助越剧舞台和电影放映而走向了千家万户。同样，徐进团队整理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将传统素材与表演遗产梳理规整到经典范本的层面。这些年来，有的团队也在试图改编其文本状态，但是只要是依赖原本的，那还是具备经典的品格；只要是新创的部分，一看便知是贴不上去的膏药。
当代京剧改编成功的范例之一，是范钧宏团队从扬剧改编归来的《杨门女将》。与《团圆之后》异曲同工，京剧将顺向而行的扬剧与曲艺的传统本，改成危机先行的现代剧作常态，把寿堂变成灵堂，将遗孤变成主力，以母子比武显示出大爱情怀，以打探葫芦谷表现出智慧与胆略，最终在开打之后大获全胜。至于李莉改编的《成败萧何》，又引发出新的求贤感叹。一位苦心孤诣将韩信举荐到高位、打造成英雄的贤相，又不得不亲自逼着大英雄自刎，这其中的历史悲凉感，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感叹唏嘘。
改编作品中，魏明伦的《潘金莲》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穿越的荒诞剧，也是反淫妇戏之旧旨，为潘金莲说话、张目并为之翻案的女性题材与社会问题剧。该戏曾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界和思想界对于淫妇戏的深刻反思，对于中外古今妇女命运的相应比照。
1949年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根据外国题材改编的戏曲作品蔚为大观。例如朝鲜题材《春香传》，从奥尼尔名作移植过来的《欲海狂潮》，从迪伦马特作品改编的《贵妇还乡》，从易卜生经典改编的《心比天高》，尤其从莎剧名作改编的多种戏曲作品，都在海内外特别是欧美地区引起了较好的反响。李美妮从《浮士德》改编过来的同名京剧，也受到中外观众的热捧。
由此出发，传统题材的旧戏新编，国际题材的东戏中演或者西戏中演，往往具备更多的胜算，也可能集成出新，蔚为经典。
一个新的时代，总在呼唤其具备时代高度的原创大戏。新的认识水平和审美情趣，从西方学习和引进过来的反思精神和戏剧情怀，一直在催生着原创大戏的发生和矗立。
在原创的戏曲作品中，郭启宏的《南唐遗事》和《李清照》，是对词坛二李的最佳写照。前者写文人皇帝的悲剧，后者演女词人关于文物和写词的生命追求，其文辞之雅洁、唱词之高雅，简直可以融入到李后主、易安居士的词中，浑然一体，成为昆曲剧本创作的当代高度。包括其《司马相如》在内，郭启宏的系列昆曲创作，其锦绣华章、文人情怀和编剧技法，不仅在当代独树一帜，就是放在昆曲发展史上，也具备较高的艺术品相。
魏明伦的《巴山秀才》中，关于三杯酒三杯酒杯杯催命，大清朝大清朝大大不清的感悟，揭示出百姓灾荒与文人悲剧的深刻的必然性，也体现出封建王朝官官相护、最终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而不惜苍生涂炭的黑暗本质。从《岁岁重阳》到《易胆大》，从《夕照祁山》到《变脸》，魏明伦戏曲创作的高度与其人文精神，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当代戏曲创作的时代高度与审美品格。
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把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上升到人格层面和翦除异己的官场生态上，可以看成是一出深刻的政治悲剧和文人悲歌。这出戏一向被视为新时期以来戏曲佳作中的扛鼎之作，即便与世界上其他优秀作品相比，这出戏也体现出关于知识分子特征的传神描摹，关于统治者共性的深刻勾勒，由此具备了其经典的品质和永恒的记忆。
与词人、英雄与时代的宏大叙事不同，王仁杰的戏曲创作，在孤男寡女的题材开拓上翻空出奇，做足了文章。他的《董生与李氏》《节妇吟》《皂隶与女贼》等一系列剧作，写小题材小人物的大爱情和大情怀，这在中国这个一直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国度，倡导和高扬了爱情的崇高和追求的可贵，再现了在最为艰难的情景当中爱情的烛照、煎熬的痛苦、牺牲的崇高和人文的温暖，因为别树一帜所以才受到了中外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热捧。近来法国戏剧界对王人杰的学习和推崇，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戏剧界对于中国当代戏曲的敬仰。
近些年来，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趋势还体现在用西方悲剧的视角来处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题材，讲诉东方的故事。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首推罗怀臻。他的《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班昭》《西施归越》《典妻》等戏，男子的被阉割、女人身心的被蹂躏、母子的被逼杀，作为主要的情节推动和基本的戏核展示，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感官冲击和情理震撼。这种陌生化的惊悚戏剧情境，既带来了中国戏曲悲剧意蕴的深化，又扩张和强化了戏曲艺术的审美空间，这也是中国当代戏曲发展过程中不应该忘却的记忆。
1949年后，一大批讴歌主旋律、强化正能量、追步形势发展的主流戏剧，在当代戏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充分的话语权和强大的主流趋势，我们也称之为主流戏剧发展路径。从时代精神的舞台呈现上看，由主流意识形态强势主导的戏剧，成为当代戏曲无法回避的基本趋势之一。
当代主流戏剧大约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同步新婚姻法的系列剧作的整体性推出，如《刘巧儿》《小女婿》《罗汉钱》《李二嫂改嫁》等剧作；第二阶段是在大写现代戏前提下，在全国现代戏汇演基础上择优推出、优化发展的八到十个样板戏；第三阶段是新时期以来的主旋律戏剧呈现。《红果红了》《村官李天成》《焦裕禄》等一大批讴歌带头人或者好官员的现代戏有若潮水一般奔涌而来，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欢迎；第四阶段是近年来为了弥补主旋律戏剧之题材内容相对单一，从而多样化出现的正能量戏剧、反腐题材戏剧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建党95周年的戏剧。
同时，主流戏剧在经济后盾的有力支持下，在形式上正向大型音乐歌舞剧类戏曲方面予以整体转型。在音乐歌舞剧的国际性发展趋势下，以导演的强势介入和舞台的整体呈现作为主体，戏曲文本的框架性存在和自身特性的削减，也是新时期以来的不可小觑的发展趋势之一。以情绪覆盖情节、以理性统领情感、以形式挤压内容，成为音乐歌舞戏曲的主要表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文本特性的相对矮化，戏曲表演空间的狭窄化等不足。当我们过度强调视觉冲击力的同时，注意适度还原戏曲文本和戏曲表演的本体特征，也应该成为大家关注的方面。
当代戏文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一个较为宏大的题目。比方各地地域题材与历史人物的广泛开掘，比方歌功颂德戏与和谐题材戏，例如《贞观盛世》《傅山进京》等有影响的剧目，在文化上的对应成趣、在精神上的趋时应景等好多话题，都还有待于我们假以时日，以敬仰的态度和严肃的治学精神，予以继续分析和整体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