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现今的许多人来说，提起端午，大概只记得吃粽子跟龙舟了。但事实上，这一节日本身也经历了种种的历史变迁。本文笔者试图利用湖南《大公报》这一工具，考察端午重镇湖南在近代军阀统治时期，其端庆活动的“变”与“不变”，进而窥探近代社会转变对节庆的一些影响。
[关键词]《大公报》；军阀；端午节
一、引言
所谓恶月、恶日，就是因为这时节，正值植物葱茏、生意盎然、天气渐热、瘟疫易起、疾病易生，且百虫也四处觅食、到处活动、毒虫也易伤人，故有“恶月”之称。这一切，正说明人对天时、地宜，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把握，认识了天时四季的变化与地上动植物活动生长的规律，掌握了瘟疫百病与天地运行变化的关系。……掌握了各种动植物的属性性能，所以能够采用各种“以物降物”的措施，能及时预防或消除恶月期间可能给人造成的疾病和危害，如吃粽子、戴香包、悬艾草、挂菖蒲、饮雄黄酒等。
（3）
二、“铁打的”节庆
事物的转变，往往不会一蹴而就。这一时期湖南的端午亦保留了许多传统夏节的活动：
是日，不事事而大相见互道庆祝。掘菖蒲于涧，与艾及葛藤等共悬诸门，饮酒和以武都雄黄，妇孺或囗诸额淋漓。……此外尚有角黍之食与龙舟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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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公报》上的节令小词更是将当时夏节的情景描写得活灵活现：
街头雨过不成行，提盒纷纷送礼忙。闻道儿童相对语，今朝佳节是端阳。……劝君多饮雄黄酒，此酒能令百毒消。……竹叶新裁手细搓，抟成角黍费张罗。……依样游人多似囗，出城非为看龙船。……菖蒲高插葛藤悬，辟恶而今习俗传。
（5）
就连时任湖南督军的军阀张敬尧都在农历五月十五6这一天委派下属“恭祀定湘王”
（7），可见当时端午之“传统”仍具有相当力量。
如果我们将视野稍微拉长，便会发现，这十年中的端午，有两项活动自始至终“岿然不动”
（8）：一者是统治者给予下属“犒赏”；另者便是赛龙舟。
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始终存在着数额不菲的犒赏。例如，谭延在位时：
昨日为旧历端节，谭督军以各士兵辗转鏖战，辛苦备尝，昨特每名犒赏小洋二角，以资度节。
（9）
就算是唐生智所统治的战乱时期，仍可“以六万八千元支配”
（13）。
我们不禁会问：这些视财如命的军阀们何以如此慷慨？事实上，自古以来，端午赏赐便“是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
（14）。从汉章帝到唐明皇，端午赏赐的典故源远流长，军阀亦自在其中。由于那是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期，所以那些于乱世中求生存的“大佬”们便更加迫切地利用端午犒赏这一“习俗”来收买人心，以求自保。
除了犒赏，另一个突出的活动便是龙舟竞渡。实际上，早在1919年，官方便已明令禁止赛龙舟：
去年端午，湘潭龙舟竞渡，大起冲突，溺毙多人，致成诉讼。于是官绅议将各埠龙舟焚毁。今岁五月五日之前，官厅亦曾出示禁止。
（15）
且这一禁令陆续保持了多年，令文也愈发严厉：
叶戒严司令，昨布告禁赛龙舟。文云：“照得龙舟竞渡，原为追吊屈原，人民好胜争斗，往往酿成事端。现值戒严时候，理应镇静勿喧。合行布告禁止，违者带究不宽
（16）。
然而，事实上，这一禁令基本没能起到多少实际效果，人民依然踊跃参与：
禁止龙舟，戒严司令与警厅，具有布告，然其效力实等于零。下午四时后，……江中竞赛龙舟，不下三四十条。锣鼓喧天，鞭炮震耳，大有歌舞升平气象。……江中则有无数小划，各载男女十余人，往来游观，显极一时之盛。
（17）
对此，似乎官方也无可奈何：
乃至是日，江中竟发现二三龙舟，警察不加制止。
（18）
众所周知，端午竞渡源自屈原投江的故事。但事实上，恐怕大多数群众真正关注的并非屈原，而是端午这一节庆所提供给他们的文娱机会。但聪明的人们知道如果仅仅只是“为玩而玩”，则这一活动必然会被打入“封建迷信”的清缴行列之中。所以，他们打出了屈原这一殉国英雄的金字招牌，从而使他们的意图得以保全。这一方面迎合了新型政体下国家对国民“爱国”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那一时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族入侵的必然反应，而这也正是端节内涵的一个转变之处。
三、“流水的”人
北洋军阀时期亦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很容易发现诸如国民与乡民、市民与农民等新老概念的对立交替。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立志改造中国的社会面貌，端午节也在这一时代的洪流中经历着种种变迁。
具体来说，通过笔者的观察发现，这一时期的湖南端午节有两个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节庆形式的变化。考察《大公报》这一时期有关端午的报道不难得知，从普通大众的民俗习惯到社会群体的活动组织乃至官方的意识形态，无不有异。《广荆楚岁时记》就明确说：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一名长命缕，一名条达。今此俗已不可见矣。
（19）
请你们把端阳节的用费，到游艺大会看一看热闹，所花的钱不多，所救灾民的命实在不少。
（21）
这个大会的事项和内容十分丰富，“跳舞游戏”、“双簧”、“电影”、“欧美戏曲”、“西洋钢琴”，林林总总，无所不有，甚至连博彩都在其中
（22）。但是，单看这些项目，我们很难想到这是在端节当日举办的活动，诸如划龙舟、演一类的传统活动全然不见身影。无疑，这一大会必然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了那些传统的端午节庆活动。
不仅社会上如此，就连张敬尧这样的“腐败军阀”也都对端节的传统活动表示非议：
删除本届夏节一切繁文，勿庸来署庆贺；
（23）凡有馈余以礼物者，务宜婉言璧谢，不得有丝毫收受。
（24）
无论事实上张敬尧到底收了馈礼没有，他布告革新之意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大变化。而这一变化的出现，亦与当时社会的转变，尤其是报纸等社会舆论的兴起不无关系。
其次，除了形式本身，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端节的态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并集中体现在“反帝反封”的舆论导向上：
这端阳节是纪念屈子沉江的，本是一个很悲痛的节气。不料后人每当过端阳节的那一天，无不是酒食征遂，闲得昏天黑地，几乎把追吊屈子的节气，变成很好快乐的时机，……这真是为国家悲痛呢！
（25）
更有甚者，甚至直接骂道：“商女不知亡国恨，应时竟演白蛇传”
（26）。
除了“反帝”，还有“反封”。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下，人们往往不敢直接挑战反动势力，而是选择一些历史的话语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端午节亦是一种发音手段：
屈大夫是个最抱不平的人，所以「叫屈」无异向他老人家诉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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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对端午日屈子冤死的缅怀，从而表述对当下时事的不满：
人人在这里「枵腹从公」，犹苦不能维持下去，还要口口声声向商民借贷，即商民也是一钱莫名勉强度日。……所以这个端午节的关头，就是湖南存亡的关头，不可动乱，一动乱就是要如古语所说「受毒而死，没有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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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端午虽小，但亦是其时代的一个桥段，它必然会通过对自身的种种调试来回应所处社会的变迁。无论是节庆形式，还是这一形式背后人们对其认识的丰富，都体现着这一点。
四、结语
端午节仅仅是其时代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很小的事物，要理解本文所考察的十年端午之“变”与“不变”，须将其放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中来思考。而这一背景，从晚清“开眼看世界”的那些先进士大夫们就已经开始，甚至可以说直至今日，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许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