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际法承认战争是国家推行政策的工具，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诉诸战争权”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当时战争法的形式也是非常古老的战争规则。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开始了战争法的正式编纂。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成文的国际战争法规主要有1856年《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1864年《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1868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某些爆炸性子弹的圣彼得堡宣言》。《万国公法》中指出，“公法有二源，即理与例焉……乃诸国情理所应当行者，并交际往来所惯行者，合成公法。”所以，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除了以上战争条约外，很多各国公认的惯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作为古老、悠久的国际习惯法同样成为近代战争法的渊源。纵观近代战争法，是反对黩武的，任何国家除自卫之目的，不得无端挑起对别国的战争。清朝《公法会通》就将“无故征伐邻邦”列为“犯公法之案”①。在中日开战之前，清政府仍然处于和平的幻想之中，相信“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拙。”②清朝当政者的这种判断，是对国际局势和国际法本质幼稚无知的表现。于国际法而言，“仅有公理，而无实力的支撑，对违反公理者是无能为力的。”③
一、“高升号”事件，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
而纵观当时的国际法，高升号事件是日本公然蔑视和违犯国际法的暴行。首先，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并未开战，高升号也不能断定为“敌舰”，这个前提就不存在。其次，1864年的日内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中规定，“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日本浪速舰不仅炮击无防卫能力的抛锚的商船，还向落入水中求救的人射击，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暴行。第三，日本强调高升号是被征用向朝鲜派兵的，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威胁，看作是敌对行动，并以此作为开战的理由。但实际上，无论朝鲜政府乞求中国派兵，还是清政府作为宗主国派兵入朝，都是符合国际法的。既有《天津条约》作为依据，也有《公法会通》的国际法依据。而日军派大军入侵朝鲜却是无理由的干涉内政，制造对中国开战的借口。
二、宣战诏书，日本随意曲解国际法
8月1日，光绪帝发布诏书对日宣战。同日，明治亦下诏书对清朝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光绪帝宣战谕召为：“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倭人渝盟寻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以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⑥
日本宣战诏书中这样写道：“……朕兹对清国宣战……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必期万无遗漏……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⑦ 可见，中日两国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属邦”的法律地位问题。清政府认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卷，第4页。）“盖修其贡献，奉我正朔，朝鲜之于中国应尽之分也……纾其难，解其纷，期其安全，中国之于朝鲜自任之事也。”（《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卷，第6页。）因此，清政府认定的朝鲜的法律地位是独立自主之国家，但又是向中国进贡的藩属国，帮助解决朝鲜的纠纷和内乱，出兵保障朝鲜安全，是中国应尽的责任。日本则认为朝鲜是独立自主之国家，清政府出兵朝鲜是干涉朝鲜内政，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高度，来维护亚洲和平。日本一直以来就否定“属邦”之说，坚持朝鲜为独立国，未有宗主国。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明确写明：“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为了扩张的需要，它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在国际上大肆宣扬中国干涉朝鲜内政，违反国际法。
中朝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万国公法》规定，“公法有二源，即理与例焉。凡此辩论，千言万语，总归一致，乃诸国情理所当行者，并交际往来所惯行者，合成公法，此外别无所谓公法也。”宗主国和其属邦的权利可以通过协议确定，也可以通过两国间的惯例确定。中朝之间则是由惯例形成的宗主和蕃邦关系，但它不同于国际法上附庸国。朝鲜“就其内政，自执全权，而不依傍他国，其君主、官长可以自行。各国自主其事，自任其责，均可随意行其主权。”⑧即朝鲜的内政外交均由朝鲜自主，是自立自主之国，但它仍接受中国保护，并向中国进贡，这是二者长久以来形成的国际惯例，也成为两国关系的国际法源。对此朝鲜也一直承认。因此，日本企图控制朝鲜，并以朝鲜独立的维护者自居，其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