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而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朝上下却看不到强大的精神力量。光绪与慈禧为争权而不和，大臣们为自身利益而各执一词，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亲历这场战争的一位英国人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也曾发出感慨，说自己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而在日本，当上层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立即同仇敌忾。在思想家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贵”，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的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从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其战争动员。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整个国家之力”。
在战争观念上，中国一直强调以仁义化育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明太祖朱元璋就认为，军队和战争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也都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无疑与这种和平主义的军事文化分不开。
日本则深受其武士道精神影响和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他们甚至将此役定性为“文明淘汰野蛮”，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面对这种血腥得多、也强劲得多的战争文化，中国战争文化的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中找到精神动力。
在科技意识上，中华文化重道轻器，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15世纪中后期，中国就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了开花炮弹，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却要费尽心机从英军那里了解开花弹技术。过了二三十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的实物，不禁感叹：如果当年“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所以，当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技术和装备上便都止步不前，没几年就被日本海军赶超，形成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军的局面。
反思甲午战争，不仅要反思战略层面，更要反思文化层面。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的较量才是更深层次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