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总理都说来信催人泪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4日江泽民总书记与出席会议的宣传部长进行座谈，在发表重要讲话时，他讲到读了《人民日报》上一个母亲呼吁的来信的一段话。他说，最近报上登的苏州市一位母亲的信，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人民日报》那篇《警惕“电脑犯罪”》的评论写得也很好。这位母亲的信，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政治局常委们谈起这件事，都感到心情沉重。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本来是个好少年，家长寄予厚望，为了让他学电脑技术，拿出家中所有存款买了电脑，结果受到黄色光盘的毒害。我们全党同志都有责任教育好青少年。如果对这样的事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怎么得了！
无独有偶。李鹏总理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另一次座谈会上，也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母亲呼吁的读者来信，他也说读了来信，催人泪下，心情沉重，政府一定要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对那些毒害群众、毒害社会空气的精神垃圾，要坚决取缔，决不能手软，要坚持“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在同一个会议上，一起谈到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同一封读者来信，而且读了两人同感该信“催人泪下”，这真是非同寻常的事情！
此信一出，全国震动，形成了一个声讨黄色和非法出版物，要求管好出版物市场的强大舆论声势。而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又传出总书记和总理发话支持“母亲呼吁”，要求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决不手软。于是，1996年年初，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整顿电子出版物市场，加强营业性录像放映的管理，取缔营业性放映激光视盘（镭射影院），打击盗版活动，形成一个全国规模、声势浩大的扫黄打非斗争高潮，电子黄毒得到有力遏制。应当说，这同《人民日报》突出发表“母亲呼吁”读者来信，并发表评论谴责“电脑犯罪”是有直接关联的。
《人民日报》重视处理
“母亲呼吁”的读者来信
说实在的，近年来《人民日报》将普通老百姓的来信登在头版头条是极为少见的。那么，这次作如此不同凡响的处理，究竟是出于中央领导人的授意，还是报社编辑部自己的策划？说来凑巧，在12月17日晚上轮值夜班、决定头版版面处理的副总编辑，正是我。所以我清楚这封读者来信发表的全过程。
大约在1995年11月，中央宣传部和文明办发出通知，指出音像电子出版领域制黄贩黄、盗版盗印泛滥的现象，已经成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诱发犯罪、影响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决定要集中力量重点在音像电子出版领域开展一场扫黄打非的新战役。
新华社记者曲志红在此期间，从苏州市委获得一位普通女工写给市委书记杨晓堂的一封举报信，举报苏州当地一家企业制作黄色VCD光盘，毒害了她家16岁的聪明儿子，她痛心疾首地呼吁党和政府要管管这件事，全社会要重视治理电脑犯罪这个问题。
显然，新华社编发这封读者来信，完全符合中央精神，也是为在全国开展扫黄打非活动进行舆论动员。因此，在12月15日（双休日前一天），报社收到这份新华社电讯稿，在编前会上，总编辑范敬宜就决定要把这封读者来信放在下周一（18日）头版的下半部分地位刊登，并要求评论部配发一篇评论员文章。
我决定把来信提到
头版头条突出地位
17日（周日）晚上，我任值班签发大样的副总编辑。一上班，我按职业习惯先通阅了当晚新华社发来的电讯稿，确定没有当天发生的特大新闻稿需要处理，于是就按上周五（15日）编前会决定的版面安排。当我读到苏州女工读者来信，深受触动。来信一开头说，“我是一位普通的中年妇女，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近来，我每每以泪洗面，夜不能寐，思前想后，使我下决心给您写这封信”，就把人们深深吸引住。然后说她和丈夫都在企业工作，生活条件比较差，“但我们有我们的骄傲――儿子很聪明，读书成绩一直不错，我们希望他能争气，能成材。去年儿子自学电脑，学得不错，我和丈夫商量了半年，咬咬牙花了8000多元钱买了一台电脑。谁想到事情就出在电脑上，彻底打碎了我们的梦想。”
接着，这位母亲诉说，近两个月来，儿子一直神神秘秘，经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而考试成绩直线下降。直到有一天班主任打电话给她，说她的儿子几个月来上课一直不认真，精神恍惚，最近几个下午竟没来上课。她听了立即请假回家，打开儿子房门，结果发现儿子正和两个同学看电脑放的黄色VCD，她当场气得手脚冰凉，呆呆站了十几分钟不知该怎么办。待晚上丈夫回来，气得打了儿子一顿，追问黄色VCD的来源，才知道是从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买的。这家公司不是地下工厂，而是一家正式的中外合资企业。在信的最后，这位母亲痛心疾首地说：“杨书记，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国家里，中外合资企业难道可以为所欲为生产这种黄色的东西吗？！这难道不是违反国法吗？！”“我的儿子只有16岁呀！如果没有好的社会环境，他该怎样走完他的人生啊！” 读了这位苏州母亲的来信，我深受打动。来信写得情真意切，通过儿子身心受伤害的亲身感受，提出一个黄色电子产品毒害青少年的普遍社会问题。这对于宣传开展扫黄打非斗争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是一个难得的典型事例。原来，按照编前会的版面安排，这封信放在头版下半版地位。我看了当天安排头版头条的新闻是吉林省增创农业优势的报道，另外是军队高级干部学习十四届五中全会的精神通讯。应当说，这两篇稿件也都有较大的新闻价值，安排在头版头条发表也是可以的。但我思考再三，相比较下来，认为“母亲呼吁”的读者来信最能打动广大读者的心，而且击中社会绷紧的一根弦，即防止黄色电子产品毒害青少年问题。这既符合中央扫黄打非的重要精神，而且同千百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密切相关，是每个做父母、师长以及青少年自身都关注的事情。
这样，我找来夜班编辑部主任李济国商议，建议将“母亲呼吁”的读者来信放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把原来安排发头条的吉林省增创农业优势的报道安排作头版的双头条地位，把军队高级干部的学习新闻放双头条之下位置刊发。李济国也有相同看法，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于是，我通过电话，向范敬宜总编辑报告了夜班编辑部对18日头版版面调整的意见。在取得范总的同意后，就决定把“母亲呼吁”的读者来信放头版头条地位作突出处理。
调动多种业务技术手段
烘托“母亲呼吁”来信
在具体排版拼版过程中，我和夜班编辑还解决了以下一些业务技术问题：
一、在版面上究竟是先放本报评论员的文章还是先放母亲呼吁的来信？起先组版编辑的方案是把评论员文章放在上面，然后带出母亲的信。这种做法也是常见的。按通常看法，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党中央机关报发言，在“规格”上无疑要高于普通群众的信。
但我认真考虑后，觉得还是应当突出母亲呼吁的来信，因为这封来信是事实本源，评论员文章是从新闻事实引申出来的议论，震撼人心的力量是来自母亲的信。读者先看母亲的信，受到触目惊心的现实问题触动，再看评论，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应当警惕“电脑犯罪”这个结论了。事实证明，催人泪下的感召力、激发力正是来自读者来信，把“母亲呼吁”读者来信置顶作头条地位处理，完全符合新闻规律和读者认知规律。
二、母亲的信是在新华社新闻稿里大段摘录的，而新闻导语，是新华社记者自己写的背景介绍，接下来就直接引用来信原文。在新闻稿中，记者的导语介绍同母亲的信之间没有过渡的语言，连接得很突兀，这在新闻稿的写作方面是不符规范、存在缺点的。然而，恰恰是这个缺点启发了我。
我起先看头版的大样时，总觉得母亲的信不突出，不醒目，怎样使读者一拿到报纸就注意到母亲的呼吁呢？我想如果在新闻稿中，给母亲呼吁这一段读者来信换上不同字体，这样既可以纠正原稿没有过渡语言的缺陷，又取得了突出母亲来信的效果，一举而两得。于是，我找组版编辑商量，决定用不同字体排来信。在考虑用什么字体时，有提出换楷体的，因评论已经用楷体了，再用就重复了;有提出换仿宋体，感到不突出，比楷体还要细。最后，还是夜班编辑部主任李济国提出采用小长黑体。这种字体在《人民日报》上很少采用，过去这种字体只有最高指示才使用。对这种非常特殊的编辑处理方式，我经过斟酌，认为李济国这个方案可以采用。这是考虑到，在这一个特定的版面上，采取这种特殊的处理手段才能充分体现母亲呼吁的重要性;“母亲呼吁”使用黑体，消息使用宋体，评论使用楷体，也增添了版面的色彩。结果，从宣传效果上检验，这个特殊处理非常成功，从中央领导到一般读者，都感到很突出很醒目。全国报纸刊登这条新闻稿，对母亲来信作如此突出处理的，唯有《人民日报》一家。
三、我事先了解到，江苏省、苏州市的领导在收到这封举报信以后，立即分别下达严厉查处的批示，督促有关部门采取了果断措施。这样，我在版面上处理好新华社的电讯稿同时，还考虑怎样在揭露宝碟公司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又体现江苏省和苏州市已经做了工作的事实呢？于是，我进一步与夜班编辑商定，要把新华社同时发来的《苏州宝碟公司被停业涉案人员被收审》的消息配发在“母亲呼吁”读者来信的下面，并且在消息中添上举报信“受到江苏省、苏州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的语句，又在评论中删去提到江苏省、苏州市的字样。对“宝碟公司”则使用全称“苏州吴江横扇镇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表明这只是一家镇办企业。
后来发现，有的报纸是在发表“母亲呼吁”读者来信的第二天，或更后面再发表宝碟公司受查处的消息，比较下来，《人民日报》的处理无疑是更为稳妥。有了这个铺垫，《人民日报》在几天后再发表《江苏加大扫黄打非力度》的消息就更显得顺理成章了。
四、原来，评论员文章题目字数比较多，不够鲜明有力，夜班编辑大笔一挥，删改成《警惕“电脑犯罪”》六个大字，简明扼要，把随着新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非常鲜明地提了出来。我当场表示赞赏。
五、当天还有一篇张家港系列报道之三（张家港也属于苏州市），有人提出是不是推迟一天发？同天发了会不会冲淡了批评？我经过思考还是决定照发。以往认为表扬了就不能批评、批评了就不能表扬，我认为这个观念要改变。现实生活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不是一好百好、完美无缺;也不是发生了一些问题就一无是处、好也避讳。有好说好，有孬说孬，这才是实事求是，才体现党报舆论的客观性、公正性。所以，我们还是把张家港的通讯安排在当天头版下部地位发表。
经过这样的精心编辑处理，这位苏州母亲的正义呼吁就以最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呈现在读者眼前，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政治家办报不是抽象的
从“母亲呼吁”读者来信的版面处理，可以看到夜班编辑工作绝不是无所作为的文字匠、版面匠，而是一项极富有创造性的新闻专业活动，夜班编辑对新闻的宣传效果起着十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用“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两句话来形容夜班编辑工作，是再恰当不过了。同样一篇稿件，经过不同的编辑处理，效果就大不一样。像这篇“母亲呼吁”，放在头版头条配言论，与放到其他版面上去，效果就大不相同。编辑的功夫，反映了编辑思想。编辑的思想又通过版面的处理，通过对稿件的取舍，通过标题的制作体现出来。 编辑如果能够在思想上把握全局，审时度势，能够准确地判断形势，对所处理的新闻的价值也就有了正确的判断。当时，利用高技术制黄贩黄，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青少年的成长。对这样的事我们不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从这个全局来看这位普通女工提出的问题，正如本报评论员在文章所说，确实“是一个社会环境问题，是需要一把手过问、全社会关心的大问题”，对她的来信给以突出处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新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毛泽东作过“要政治家办报”的指示，邓小平要求党报“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政治家办报，并不是要求编辑记者都去当职业政治家，而是要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处理问题，具有政治的敏锐性和正确的判断力，把正确的编辑思想体现在版面上，对国家的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对这位苏州女工来信的处理，也就是体现了从政治上着眼考虑问题。
因此，政治家办报不是抽象的、很玄乎的事情，它体现在每一篇稿件的处理上。政治家办报也不是很生硬的，只会写一些空洞的标语口号式的大话、套话，只会板起面孔训人，而是要用一些生动的新闻事实、能够震撼心灵的材料，起到一定的鼓舞、激励和警醒的作用。再有，在处理上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在对宝碟公司曝光的同时，也要给各级领导以主动的地位，所以我们就同时发表了查处的消息并加上了有关江苏省、苏州市领导重视的那些话。张家港的报道也同时刊登，不因为出了“宝碟”就影响苏州的形象，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马宾的来信就是范敬宜总编辑亲自批转到头版刊登的，为了与“母亲呼吁”读者来信相呼应，以增强宣传效果，也是对兄弟报纸老总的一个巧妙回答。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政治观点，政治从根本上说，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政治家办报就是要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看问题、想问题，人民群众就是我们党报的主角。把一位普通女工的信登上党报的头版头条是完全符合党报的群众办报传统的。
我的读者来信情结
不久，上面传达下来一条精神，以《解放日报》《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这封读者来信为例，说要依靠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办报。意思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自己的最生动的事实和语言来提出问题，进行宣传。他们提出的问题富有真情实感，最能打动社会绷紧的那根弦。我想，那篇文章如果是我用自己署名来写成通讯，恐怕效果就不会那么好。高长富的信当时是打中了社会绷紧的那根弦，今天这位苏州母亲的信也是打中了社会绷紧的那根弦。所以，我认为依靠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办报这个命题是好的，是依靠群众办报的成功实践，在今天新形势下还可以发展。
我们要重视在社会基层、在生产劳动第一线的群众从切身体会、切身感受提出的问题，从中可以发掘出很好的新闻源。这也就是今天特别强调的，要贴近基层，贴近社会，贴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