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旧书业很是繁荣。琉璃厂之外，东安市场里，旧书摊也很多。琉璃厂以古籍为主，东安市场则多民国以来的洋装旧书。此外，东四隆福寺，旧书店也不少。那时，书价不高，洋装旧书尤为低廉。如果不是寻觅那些罕见的版本，我这样没几个零花钱的中学生，也还可以挑到一些有意思、也买得起的旧书。后来到上海读大学，福州路旧书店也常去逛逛，那些古本、珍本虽然无力购买，但影印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拆零卖的，不过几角钱，也很低廉。
及至“文革”风起，大破“四旧”，书籍所罹劫难，远远不止“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文革”过去，书业凋零。东安市场、隆福寺的旧书摊点已寥寥无几，琉璃厂书业也风流云散，只剩下“古籍书店”与“中国书店”少数几家。所谓旧书，多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6年以后出版的书了。因此，逛旧书店，也兴味索然。
大约是去年，去三联书店，途经隆福寺，因时间尚早，踱进小巷中一家书店，蓦然见到薄薄一册《资产阶级语言学批判》，是五十多年前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学生的批判文集，其中竟还有我一篇，是批判高本汉的。
说是批判高本汉，其实是批判我的老师张世禄先生。因为这一本书，又勾起当年的一段回忆。
1958年的夏天，狂飙式的“反右派”运动虽已过去，但上层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依旧很不放心，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上剥夺了资产阶级;“反右”，在政治上剥夺了资产阶级，此后，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较量的就只剩下文化上的优势。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知识不像生产资本，也不像政治地位。资本可以剥夺，地位可以剥夺，知识无法剥夺，应对的方法，只有大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用以取代。
沿着这条思路，在高等学校中，大致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方面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打掉专家教授们的“威风”;另一方面，则是鼓励青年学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群众性科研”，在“战斗中”成长。于是，从1958年到1960年，大约两年时间，发动学生批判老师，“打破”对教授们的“迷信”之后，在学校党委号召下，又开展了“群众性科研”，让学生们自己编教材、写文章。这些教材与文章，要“大破大立”，即大破“资产阶级学术体系”，大立“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学者、教授。
这些口号，引得年轻人热血沸腾。
1958年的夏秋之间，我们进入二年级，刚学了文学、语言专业的几门基础课，竟然就要自己动手来写文章，编教材，听起来似是天方夜谭，但那时的我们，坚信“真理在手，所向披靡”，无不跃跃欲试。何况从上面传下来的，都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说青年胜过老年，自古皆然。后来知道，当时党委、总支领导们挂在嘴上的颜回、周瑜、诸葛亮、王弼、王勃，乃至释迦牟尼、红娘等等例证，都是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讲的。青年容易激愤，容易冲动，尤其来自上层的鼓动，有各级组织推波助澜，更是被激励得一往无前！
语言学，我们所学不多。虽然作为经典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承认语言没有阶级性，但是，语言没有阶级性，不等于语言学也没有阶级性。于是，就拿张世禄教授开刀。可是，我们接触到的“语言学”理论，实在太少。张世禄先生“贩卖高本汉的语言学观点”，只是听年轻教师介绍的，我们自己既没有读过高本汉，甚至也没有读过张世禄先生的著作。张先生只给我们讲过古代汉语，而且讲得极好。于是，在青年教师帮助下，列出了高本汉的一些观点，又列出了张先生过去书中的一些说法。然后由学生们每人分担一两条，敷衍成文，最后再由青年教师从中选出一些，集成文集。这就是我在那家旧书店重见之《资产阶级语言学批判》的由来。很后悔当时没有买下一本，等我想到再去买时，隆福寺那条小街已列入拆迁，书店消失，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文学专业人多势众，而且又经过了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批判《文艺报》，以及刚刚过去的“反右派”和此后对丁玲、王实味等的“再批判”，思想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似乎壁垒分明。因此，破除文学史撰述中的旧体系、旧观念，就成了 “战斗”的目标。在校、系两级党组织的号召下，学生们披挂上阵，自己上马编写教材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是五年制。五年级的同学毕业在即，忙于学业。四年级的同学认领了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任务;三年级的同学认领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刚进入二年级的我们，系里起初似乎并没有布置任务，但也不甘示弱，自己提出要编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 》。那思路就是既然要“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中文系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党指引的方向，把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必须熟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后来知道，学生自己编写教材，并非复旦独创，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也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出版时的封面是红色的，所以也叫 “红皮文学史”。复旦学生编写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文艺思想斗争史，也在1959年、1960年先后正式出版，自然大大地鼓吹了一阵，说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胜利”，“是在科学研究中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不但培育了人才，也建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
过了若干年，回头看看，似乎并没有那样了得，但它确有特点。
特点之一，是学生们编写的文学史，不管是哪一部，都声称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譬如《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就强调编写中反复地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遇到问题，就到毛泽东著作中寻找“智慧和力量”。这就已经很有点“活学活用”的味道了。
特点之二，是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反革命的，二者不能调和，对所谓“折衷派”，则都归之于反动一方，且认为“其迷惑力大，危害性也就大”。这样的两极思维，把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活动目为“反动活动”，把胡适的“整理国故”也定性为“反动阴谋”。对认定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则尽力夸大其成就与作用。这些非白即黑的评判，也同“文革”时所谓“革命的走过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血脉相连。可见“文革”时在文艺问题上的极端主义，在那时就已经种下根因，“文革”不过是走向更加极端而已。
特点之三，是那时在我们心目中，“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已经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若要论证一个问题，或要下一断语，只要找到了他们著作中的一言半语，与之附会，便可义正词严，不容反驳。因此，在这样的“群众性科研”中，大都学会了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做成卡片，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开启了后来各种语录的兴盛，而“文革”时的“语录战”其肇祸开端，实在此时。
“群众性科研”的“伟大成果”，没有流传下来，北大的文学史，复旦的文学史以及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现在已经少有人知了。当时要培养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后来许多人也真的成了学者、专家、教授。但在涉世较深、学问日长之后，大都“悔其少作”。他们后来的著作，传承的还是被认作“资产阶级”学者的家法，他们回忆的也都是后来传道授业的恩师。这场由上而下发动的“学术人才争夺战”，也就尽入渔樵闲话中了。当然，自称把握了“宇宙之真理”的人，至今也还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