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1871―1914），字粹芳，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创办人、总经理。1914年1月10日傍晚，夏瑞芳走出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的大门，准备乘坐自备马车回家，突然遇刺身亡。他的马夫冒险抓获凶手王庆瑞。王庆瑞供诉是周栖云雇他杀人。三年后，在逃的周栖云被捕，“夏案”应该水落石出了。蹊跷的是，案情始终没有公之于世，成了谜。其实，“商务”董事长郑孝胥在日记中记得很明白：“此即党人复闸北搜扣军火之仇也”。这确实是陈其美对夏瑞芳在“二次革命”中带头请洋兵、搜扣其军火和新的索求未得满足的报复。
夏瑞芳为什么要带头请洋兵？租界当局为何肯出兵？如何请得洋兵？洋兵在闸北引起了哪些风波？中国各级政府的态度如何？请洋兵的后果如何？夏瑞芳被刺怎么会成谜的？史家历来语焉不详。2014年是夏瑞芳遇刺一百年，本文试作一解答。
夏瑞芳为什么要带头请洋兵
租界当局为何肯出兵
“洋兵”是指万国商团和驻沪外国海军。万国商团是租界的准军事组织，此时司令是英军现役军官。
7月23日起，领事团调各国军舰的水兵登岸，并增调水兵来沪。万国商团的特种兵大队下有中华队，正副队长由西人充任，华人徐通浩任代理排长，队员皆华人。
如何请得洋兵
当时闸北称“市”，相当于后来的“镇”，下分十个“区”。有地方自治机构“闸北市政厅”，办公地点在共和路淞沪警察厅楼上。市长是闸北米业巨头钱允利，副市长是上海丝茧业巨头、上海总商会议董沈联芳，聘俞国桢为顾问。俞国桢是海宁路中国自立长老会堂牧师、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会长、同盟会会员。除了市政厅，有影响的社会团体有闸北商团和闸北市民公会。闸北商团名义上以绅商为主，实际上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在上海光复中建有奇功，光复后的会长是沈联芳，副会长俞国桢，是闸北唯一的军事力量。闸北市民公会以闸北商团为基础，以绅商为骨干，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闸北市民代议机构，其宗旨就是“研究保全地域之法，尽力对付外人推广租界”。这两个团体的灵魂人物都是俞国桢。
会商中，工部局称：闸北洋商业主纷纷来信、法国总领事转来宝山路天主教堂的函、闸北十五家丝厂也发来公函，请工部局迅速派兵保护。现准备派万国商团前往，协同保护，未知闸北居民意见如何。代表即告知议定的三个条件，表示如果工部局没有乘势推广租界之意，就请派兵。工部局董事等马上信誓旦旦表示绝没有推广租界之意，但要求正式送达邀请函件。当晚，工部局董事们经长时间讨论，决定出兵。第二天，工部局发表“严守中立”宣言，为出兵做舆论准备;“租界及其北郊（即闸北）不得用为作战根据，亦不得用为图谋不轨之中心”。中国军队和负责人必须退出北郊，“否则严拿不贷！”核心内容和袁军诉求高度一致，充分暴露了他们名为中立，实则敌视讨袁军、藐视和干涉中国主权的态度。
26日下午2时，钱允利、沈联芳函请美国领事到闸北市政厅面商。随后，总商会再次集议。俞国桢到会。再次讨论了25日所议的三个条件，又加了一个条件：请洋兵的费用由闸北业主承担。这恐怕是为了表明洋兵系由闸北绅商所雇。木已成舟，俞国桢等人回天无力。夏瑞芳等人把包含这四个条件的邀请函送交工部局。总董即允照办。随后，夏瑞芳等十五个实业家，以及十五家丝厂的代表丁汝霖、吴子敬具名，向闸北市政厅和警务厅发出“公函”，申诉了请洋兵的理由，希望商团和警、政两界不要干涉。这份公函在报上发表时，有六个人隐去了姓名。8月5日再次登报“告示”时，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仅剩夏瑞芳、吴子敬等七人具名。
27日晨6时，租界总巡捕房总巡卜罗斯率领万国商团中的美国队和日本队，排队、荷枪开进闸北。数十名炮队团员，携两尊大炮，直奔讨袁军总司令部，将由蒋介石率领的二百零七名兵士驱逐出去，炮、枪和弹药被缴存会馆，留下日本兵看守。随后，卜罗斯率马、步、炮队一百多人，至闸北市政厅驻防。下午，由万国商团中华队更替了美国队。中华队的徐通浩到警察厅请见厅长，厅长不在，由卫生科长接见。徐请警察厅晓谕安民，并令各区警署辅助万国商团，保证：“倘三日安堵无虞，自当撤回。”当天，“商务”所在的四区警署张署长发出通告：“今有外国商团到此，询系闸北商家夏瑞芳等十五人及十五家丝厂请来保护……各安居业。”
28日，讨袁军司令部迁往吴淞炮台的中国公学。8月12日，因“饷源无出，兵士愈慌”，撤离吴淞，上海“二次革命”失败。花钱请外国武装驱除革命党，乃中国近代史所罕见。
闸北商团的反抗
及各级政府的态度
洋兵开进闸北后，俞国桢即召开闸北商团紧急会议，驳斥夏瑞芳等人的公函，在致函闸北市长的同时，公诸报端。他们阐述了不能请洋兵的道理，明确表达了准备武力抵抗的决心：战事爆发以来，闸北由商团、警察防护，安定如常。闸北有众多公民，虽财产不如他们富足，但生命何止倍蓰;外商应与公民同受保护，无须各自为谋。闸北商团的职责就是与闸北休戚与共，岂容少数人为保私产而断送主权？他们“丧心病狂”，愿“担此巨任”，商团“则集合全体预备从事矣”。一边是来势汹汹的洋兵，一边是主权意识高涨、爱国热血沸腾、有一千多支枪的闸北商团，战火一触即发。
闸北市政厅即将双方意见呈给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张煜全、江苏都督程德全、江苏民政长应德闳和宝山县公署。程、应在向外交部报告的同时，发出指令：“闸北地方并非租界，业经本都督、民政长令饬淞沪警察厅穆警长组织警备队，以资保卫，该市人民慎勿轻举妄动，致贻后侮。”外交部即时通照各使，又派次长与英、美署使会商，英、美均承诺等秩序恢复就撤回;同时，安抚闸北警察和商团，让他们不要与洋兵发生冲突。上海县吴知事也发出训令，责成夏瑞芳商令擅入闸北市政厅门岗的洋兵退队。闸北商团只得表态静候官方主持交涉，暂不与万国商团发生冲突。
洋兵在闸北引起的风波
29日晨，万国商团撤回租界。闸北市民松了一口气。不料，下午工部局又派来四五十名印度巡捕，分驻共和路警察厅和宝兴路（今东宝兴路）三区警署。在驱赶该署警察时，中国警察不甘受辱，向闸北商团借来数十支后膛枪，将印捕逐出华界，并在华洋交界处守卫。在此过程中，双方互相开枪，几肇战祸。经红十字会柯司医生调停，武装冲突暂时和平解决。
这时，吴子敬等人具名散发安民传单，说洋兵来保护市民，已获地方公团同意。商团团员把他扭送到闸北检察分庭，请求依法惩办。工部局得知此情，派中、西捕探及马巡二十名，舰兵数十名，冲进检察分庭，鞭打法警，抢走吴子敬。傍晚，又调来二百多名英国舰兵，驱散守卫市政厅的闸北商团、市政厅和警察厅办公人员，将机关楼房作为其驻地（见《闸北访函》，《申报》1913年8月1日，第7版）。后在月台上搭起望塔，悬挂舰旗;晚间用探照灯四处照射;又在楼房后面的空地上搭营帐驻兵;在营帐后开挖壕沟，派兵守卫。还声明：虽不干涉政事，但如有警变，应“负其责任”。卜罗斯从租界抽调得力包探到闸北，确保治安。8月10日，袁军入驻闸北，洋兵冲到袁军司令部，声称议定双方概不准驻扎军队，要求作出解释。可见洋兵实际上占领和控制了闸北，取长期驻守、全面负责的态势;违背了不干预警察权、商团、机关的约定。 8月3日下午，闸北市民公会开会。众人义愤填膺，议定三件事：第一，洋兵久驻市政厅，妨碍办公。请市长呈请交涉使，与工部局商议，早日撤回。第二，市政各机关应照常办事，不让外人有逐步干预闸北行政的借口。第三，发函质询穆厅长，为何辞职，复任后为何不到厅恢复秩序。他们还直接电禀袁世凯，告发夏瑞芳等人欲保私产，请洋兵入境，葬送主权。袁世凯只能装模作样发来电报诘责这些商人。这些商人也不得不托某“伟人”致电袁世凯，代为剖白。
8月17日，洋兵撤离闸北。
请洋兵后话
早在7月22日，袁世凯已派人与外交使团密谋：不准革命党领导人居留租界，承诺将报以“特别利益”。23日，工部局提出取消孙中山、陈其美等八人的租界居留权（见《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61页）。 31日，工部局依仗保卫闸北之“功”和实际控制闸北之“势”，再次正式提出扩界。袁世凯为换取上海两租界对追捕党人的配合，准备允许扩界。1914年，法租界面积扩大了近七倍。1915年3月，工部局也公布了中外商定的推广租界草案。但闸北各界一致强烈反对，袁世凯碍于民气的激昂，最终未敢批准。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立场分歧，加上袁世凯病故，这一轮扩界也不了了之。
事后各级政府的任用、奖惩再次表明了政府的态度。8月8日，上海县下令各商团将枪械送缴县署，应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的要求，闸北商团被逐出闸北。沈联芳向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指控尹村夫等八人是反袁军羽党。八人受通缉，闻风远逃，直到袁世凯殒命才不了了之。俞国桢虽不在通缉名单中，处境也很危险。闸北市民公会停止活动。穆湘瑶留任淞沪警察厅长。9月12日，应德闳请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奖励出力洋人，国务总理熊希龄表示同意。9月，北京政府嘉奖上海总商会，赠予“信义彪炳”匾额。更有意味的是：袁世凯竟代陈其美向上海工商界归还了辛亥年的三百万两借款！（见《沪商借款偿还有期》，《申报》1914年1月15日，第10版）
夏瑞芳被刺为何成谜
夏瑞芳被刺前几天，曾收到从日本寄来的信，称“前事亦不归怨于君，惟现在寄身异域，处境极窘，向君商借银数万两，以救燃眉。祈即汇交，异日再得相见，否则定有恶报” （见《棋盘街暗杀案五志》，《申报》1914年1月15日，第10版）。当时，陈其美等人正流亡日本，筹款发起新一轮反袁行动。夏瑞芳没有“汇交”，果然遇害。
郑逸梅在《补谈夏瑞芳被刺》一文中说： “夏的妻子洞知其事，不敢结怨，申请捕房，不必追究，自愿结案。”夏的妻子鲍钰闻听夏被刺，当场昏倒。如此柔弱女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洞察力和决断？实际上，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的灵魂人物张元济洞知其中的窍要和利害，以夏妻名义提出申请，使“夏案”成了谜。
“夏案”后，夏的家属和相关人员不断受到恐吓：宝山路“商务”印刷所的救火皮带被割破，家属收到好几封恐吓信。丁汝霖收到多封恐吓信，又抓获两名在其住宅旁盘桓多时的党人，吓得他请巡捕房在家前屋后派驻明岗暗哨。“商务”怕小马夫遭暗算，悄悄把他派往外埠分馆任事。
是张元济故意模糊其辞，使之成谜。因夏案与商务宣告收回日本股份在同一天，也有人猜测是商界竞争所致。一个多月后，张元济写信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凶手被获，审系出资雇来。说者谓原因由于闸北一役;以私见揣之，未必尽确，大约主因皆由于同行嫉妒。未知卓见以为然否？”这是重要的书面反证资料，为夏案拉上了一道朦胧的幕布。笔者以为，这恐怕是张元济担心行程万里、需辗转递交的信函的安全性，故意为之，其实已暗示了暗杀真相。
另外，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公谊私交非同一般。1906年，他们在东京结为义兄弟。经陈介绍，蒋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蒋对年长十岁的良师益友的知遇之恩铭感不忘，自诩为“陈烈士的化身”。随着国民党掌握政权，陈被蒋尊为一党训政的精神偶像，此后几十年，再无人敢提起“夏案”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