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新西部》推出独家调查《“二奶杀手”还能撑多久》，对西安女子张玉芬联合九位家庭妇女成立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火凤凰”的故事进行了报道。“火凤凰”的主要业务是为受伤害的妻子搜集丈夫包“二奶”的证据，而张玉芬和她的侦探所伙伴也都是破裂婚姻的受害者。
“火凤凰”其实只存在了一年多，就因赚不到钱被注销，而曾和张玉芬一起“战斗”过的九个姐妹却因疾病在三年时间里先后去世。
但是，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的张玉芬，却自去年起又高调现身。继“女子侦探所”、“打二奶游击队”之后，她又在北京开办了一个为婚姻破裂受害方提供帮助的一个民间救助站―“月亮湾”。
北京妙峰山景区某村的一处民房，是张玉芬开办“情感驿站月亮湾”的地方。因为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她没有挂任何牌子。
进了房门，左边是一个能睡三个人的炕，房门对面，靠墙摆着一张单人钢丝床。在炕与床之间不大的空地上，五个女人正围着一个小方桌聊天，一台摄像机正对着她们拍摄。节目组其他人员，包括央视主持人阿丘在内，都站在门外的空地上等候。
摄像大哥取完房间内的镜头后，张玉芬抢先一步跨出房门，一边大声喊着“快，快，月亮湾”，一边和她的两个姐妹扯着“情感驿站月亮湾”的横幅让大家拍照，急促的语调中透出一种兴奋。
自去年7月“月亮湾”启动后，隔三差五就有媒体来采访，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德新社。
婚变催生出的“二奶杀手”
“二奶杀手”，现在已经被张玉芬注册成了微博账号，表达着她与“二奶”不共戴天的一种姿态。
上世纪70年代，张玉芬和前夫郭某曾一同在西安市长安区（原长安县）下乡，后经自由恋爱于1981年结婚，一年后有了一个儿子。
1997年4月15日，家里的电话响了，张玉芬听到话筒里传来一个女声：“饭都做好了，快回家吃饭。”
“我在外头有了，离婚吧。”郭某冷冰冰地对张玉芬说。
一开始，张玉芬找人劝丈夫回心转意;后来，她开始找丈夫与小三同居的“窝点”（她将丈夫与“二奶”或“小三”同居的地方一概称之为“窝点”），想知道“是谁把我老公从我身边拉走的”。
直到1998年春节，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玉芬终于找到了丈夫的“二奶”，居然是答应帮她劝丈夫回家的女友。
2001年6月，张玉芬碰到了三个和她一样饱受丈夫包“二奶”之苦、家庭面临破裂的中年妇女。她们一见如故，聚在一起靠倾诉来求得暂时的慰籍。
“这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最终解决办法，还得靠我们自己。”在张玉芬的提意下，她们互帮互助，跟踪彼此的丈夫。靠着简陋的工具―100多元的傻瓜相机、随身听，这些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中年妇女，干起搜集证据的事情。
她们查到一个姐妹丈夫与“二奶”的“窝点”，那是她丈夫花140万元送给“二奶”的房子。她们想办法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在卧室看到她丈夫和“二奶”拍的婚纱照就挂在床头。气愤之下，她们抱走屋里所有的东西，衣服棉被在路上烧了，其他东西捐到了附近的寺庙。对方报案，妻子对警察说：“那都是我老汉的东西！”
在查找“窝点”的过程中，张玉芬找到了她“人生的价值”。每抓到一个“二奶”，她就会有几天沉浸在成就感中。
“我要让法律办他们重婚罪，非把他们送进监狱不可！”2002年1月8日，张玉芬一纸诉状递交至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此后四年多时间，她一直持续不断地搜集证据，以证明郭某与“小三”以“夫妻”名义同居，其中，包括他们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录音、两人同进同出的录像，甚至带人破门而入“捉奸在床”。她从区人民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从西安告到北京，前前后后11次状告丈夫事实重婚，但得到的结果却都是“驳回”、“不予立案”或者“证据不足”。
“不是证据不足，是法律在这个问题上的设置有问题。”张玉芬说起这一点，就极为气愤。
证实丈夫与情妇“长期公开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难点在于：丈夫和情妇不会主动承认他们是“重婚”;小区居民不愿意站出来公开作证;公安机关认为这是家务事，不愿意调查取证。
为了证明丈夫与情妇“长期公开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张玉芬用坏了三部相机、两架望远镜和四台录音机。但她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证据，均不被法院采信。万般无奈之下，她不得已提出了离婚。
离婚官司打了近一年，2007年6月9日，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法院判决，张玉芬与郭某离婚。
法院虽未能支持张玉芬对前夫的重婚起诉，但基于她提供的证据证明了郭某与他人姘居的事实，于是将原来二人共同的住房判给了张玉芬。
与“二奶”对抗到底
名存实亡十年的婚离掉了，但张玉芬对“二奶”的恨并没有消散。
2008年1月11日，张玉芬联合十六个和她有同样遭遇的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她们将这句话写进了成立宣言中。
两个月之后的3月15日，“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会议在西安召开。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有一天半是在学法。律师等专业人士给参会的人讲《证据法》《婚姻法》以及《刑法》中重婚罪的内容。
离婚对于女人而言，不仅仅意味着耻辱，如果丈夫转移财产，妻子就相当于净身出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早在2003年，张玉芬就与九个同样被丈夫抛弃的女子成立了“西安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受伤害的妻子搜集丈夫包“二奶”的证据。第一批客户就是她们自己。
“火凤凰”只存在了一年多就被注销了，因为赚不到钱，加上合法性被质疑。但她们依然按自己的方式继续搜集证据。 2006年5月13日，曾和张玉芬一起“战斗”过的九姐妹中的最后一个因患癌症去世了。那天，张玉芬在北京为凤凰台录节目，当嘉宾说“面对外遇的丈夫，要从自己找原因时”，张玉芬不可遏制地发火说：“这么多姐妹已付出生命代价，还需要付出什么？”
五年间，张玉芬送走了九个姐妹，有的姐妹临终时还求她“为自己报仇”。
“有的专家说头号杀手是心脑血管，我不这么看，头号杀手是婚外情。婚外情让人心情压抑，久郁成病。九姐妹只是一部分，我接触的更多的遭到伤害的姐妹或者得了癌症，或者得了精神病。”张玉芬不仅自己要坚持做下去，还要团结更多的姐妹们。
曾经有一度，张玉芬还组织“打二奶游击队”。
有一次，她们发现“二奶”，就在马路中间打。妻子使劲打，“二奶”站到那儿硬挨。有路人报了110，张玉芬对警察说，“这家伙是个第三者，占了人家的家，合法的妻子进不了家门，所以她俩打起来了。”
出警的人撂下一句，“那我没看着，我也没听着你说什么”，走了。
打“二奶”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2007年，张玉芬收到了一张来自警方的传唤证，因为她打的一位“二奶”，是西安当地某区法院法官包养的。后经媒体报道，这位法官遭到纪委的调查，对张玉芬的传唤也不了了之。
“反二奶联盟”建立后，吸引了很多人加入，规模超过了上百人，其中包括曾经以女儿状告父亲包“二奶”的王静的母亲。
“里面不完全是我们这样遭遇的人，还有仗义支持反‘二奶’的人。”张玉芬说，“甚至还有被男人欺骗当了‘二奶’的妇女加入。”
抚慰心灵的“月亮湾”
自1997年至今，向张玉芬求助的案例多达1500多例，几乎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段悲情故事，导火索皆是丈夫在外包“二奶”。
“月亮代表女性，这里是她们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张玉芬对记者解释“月亮湾”的含义。
办救助站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但鉴于资金等条件所限，一直拖了十年。
2003年，张玉芬在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做妇女婚姻和丈夫出轨问题的节目。节目做完后，她接待了56位投诉者，给每位写了办法与建议。
有段时间，张玉芬开通了婚外情咨询热线，曾经一天最多接过164个电话。
“这是我代理的离婚案件。”张玉芬拿出几份法院的裁定书给记者看。这些案件有的是因家暴引起的离婚案件，有的是告丈夫重婚案件。
有一个董女士告丈夫重婚，被驳回后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原判被撤销，要求重新审理。该案的辩护人是张玉芬。
张玉芬不仅是辩护人，她还陪董女士在楼道蹲了几天几夜，搜集其丈夫的重婚证据。
截至目前，张玉芬已担任过十几宗因婚外情导致的离婚案件的公民代理人。
“根据我所接触过的大量妇女，当她受到伤害无路可走非常绝望的时候，急需要换一个环境，有人陪着她聊天做心理疏导，我就在做这个事情。”为此，张玉芬每月花费400元租下了这间民房。
双腿残疾的徐州女人是这个救护站的第一位入住者。“是她丈夫出轨后把她打残的。”张玉芬介绍说。
孙艳来自河南，因丈夫出轨受打击中了风，女儿在国外，她愿意待在“月亮湾”，最爱听张玉芬讲打“二奶”的故事。
《新西部》记者在“月亮湾”见到了四位求助者。
“我们这些受害者，是求告无门呀！”小华是河北邯郸市成安县文教局的一名教研员。她丈夫是河北邯郸市成安县法院的副院长，丈夫的“二奶”是该院民一厅的副厅长，专门判离婚案的。
2005年2月12日下午，在法院门口、国徽之下，“二奶”以及她的哥哥、邯郸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局长等人对小华施暴，打了几个小时，直到她昏死过去。
十年来，小华就在做一件事，要求严惩凶手，但一直不被立案，连司法程序都无法进入，并且还遭到非法绑架、非法监视居住以及非法通缉。
封西霞，陕西省西北国棉四厂的一名职工，她与丈夫自由恋爱并结婚。丈夫与同车间的一名张姓女工发生婚外情后，便开始对她实施家暴，而且把她每个月的工资领走。女儿出生半年内，她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两次向法院提出离婚，最后，在放弃女儿抚养权和所有财产的情况下，才离了婚。此后二十六年，她没有见过女儿一面。
“上一年的班，却只领到半年的工资。”于是，封西霞开始实名举报厂长，结果又被厂里开除。接下来的几十年，她从边做生意边反映问题，到成为一个常年在北京的专业上访户，被截访过，被劳教过。不到50岁，却面容憔悴，尽管染了头发，从发根还是能看出，她已是满头白发了。
严寒是北京人，和丈夫一起开公司。丈夫出轨，她花三个月的时间搜集证据，发现丈夫与“二奶”已经有了个11岁的孩子。“小孩的出生证都拿到手了，但就是证明不了重婚，只是非婚生子。”
严寒为搜集丈夫和情人的房产信息，甚至应聘到房地产公司工作。“他名下给小三买的房，随时可以变卖，我必须拿出等额的钱，才能做财产保全。我的钱都投到公司了，哪来的钱？”严寒无奈地说：“没钱，请不起律师打离婚官司，我们自己找的证据，又不被认可。没人替我们说话，难着呢！”
严寒曾打电话以举报**嫖娼找来了警察。警察来了得知是为取证丈夫重婚，就说，“这事我管不了，这是你丈夫的道德问题。”
所有的求助者来到张玉芬这里，都是一番宣泄、诉苦。经张玉芬开导，她们的心情得以平复。张玉芬和这些求助的妇女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一张炕上睡觉，人多的时候，甚至要到邻居家借宿。
“我们一起逛集市，买菜做饭，有说有笑，和平常人家一样的生活着。”张玉芬这样描述她们在“月亮湾”的日子。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封西霞笑着对记者说。
张玉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能让“月亮湾”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