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入选《新西部》品牌栏目“百年西部人物”。当时的张维迎以一个经济学家独有的理性和智慧，顽强地捕捉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每一次脉动，并大胆地告诉人们一个个真实的答案，从而成为很多人眼中无可争议的理论权威。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张维迎的观点却遭到一些人的反感，甚至招来官员与民众一片叫骂声。有人说，他的身上表现出陕北农家子弟式的真诚与执拗，一旦认为真理在手，就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
他的被骂，是知识精英与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
4月26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广西师范大学国学堂发表了题为“市场与企业家精神”的演讲。这位市场经济的坚守者在演讲中称：“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其实我们也是利用了市场的逻辑。”
这样的说法，经他说出来，人们已经见怪不怪。过去的三十年间，经济自由主义者张维迎坚定地反对政府之手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且不断地为企业家正名。他率直的说话方式，一直不为政府官员喜欢。而在网络上，他更是被很多人谩骂为“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当然，一直处于被骂的漩涡中，张维迎也已是见怪不怪。用他的话来说：“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
“北大变法”遭遇滑铁卢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姚中秋看来，从2003年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原因在于，1990年代初期以来形成的混合体制，固然释放了企业家的创造性，同时也给权力变现为资本提供了最佳机会。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群体间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民众无力辨析问题出在哪里，于是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叫得最响的东西，一定只对你们有利，而对我们不利。那我们就反对它。
“最后带来的结果是，民众反对‘市场’。这就是2003年以后民众的普遍情绪：民众要求‘市场’对他们的下岗、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无所不在的官员腐败等现象，承担全部责任。”姚中秋说，“在大众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从此，他们失去了十年间在公众心目中的荣耀，在公共政策讨论中，他们也日趋边缘化。”
而张维迎便是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巧合的是，正是在2003年，张维迎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北大教改，他是人事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此前，他已经对自己任职的光华管理学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曾被人指责为“是在简单运用经济模型”。在“北大改革”的讲座上，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
张维迎起草的改革方案，在那年3月被提前公布上网。当时尽管是“非典”期间，这份草案仍在北大校园内外击起轩然大波。他提出讲师和副教授不升即退，被责问为什么不先改革权力过大的行政部门;他提出新老师要全球招聘，不再用北大毕业生，院系末位淘汰，被指责是源于西方的量化考核标准，过于机械;他提出新聘用教师应能用英语授课，被古汉语专业的教授指责为“大学不是养鸡场”……
有年轻教师直面质问张维迎，这种博弈论的后果，就是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有人直接说：“张维迎是给他自己的仕途谋取功绩。”
作家查建英的《北大！北大》一文记录了这段改革，其中认为，张维迎作为一介书生无法解决体制的问题，而他作为前台人物，得罪了太多人。青年讲师和副教授们的抗议，使得几个月后北大最终确定的人事改革方案，删除了张维迎起草的最具争议的内容。这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随后，甚至在光华管理学院，也出现了离职教授对他的攻击。在北大的党代会上，张维迎以得票最少落选党委委员，意味着他基本上断绝了进入北大高管层的可能性。
随后，张维迎出版了《大学的逻辑》。
谁是“人民公敌”？
而做为“放权让利”最为坚定的坚守者张维迎，却因他创立的价格“双轨制”遭受广泛攻击，背负了一身的骂名。有人回忆说，“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然而吊诡的是，只要有人稍有耐心，就会发现几乎总能在关于改革的最重要的争论里，看到大量的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劫掠国家财富。但是，除了顾雏军发律师函外，所有支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家都保持了暂时的沉寂。
8月2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发表了题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这被看成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郎咸平演讲作出的集体回复。
郎顾之争，掀起了中国第三次改革大论争，张维迎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有这样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一夜之间，他成为被网络和媒体千夫所指的“人民公敌”。
有网友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
同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周其仁教授曾善意地提醒张维迎：“维迎啊，有些话是对的，但你不能这么说。”
在耶鲁大学陈志武看来，“‘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对改革中的复杂，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也有媒体给张维迎正名：他的很多观点被断章取义，甚至被断句取义。譬如他说过一句：“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该句被挂在主流经济学家语录的显著位置，但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后半句：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熟悉张维迎的人都说，他身上带有陕北农民子弟那种天然的倔强，“在倔强的品格下，他一旦认定真理在握，就决不妥协。”
张维迎则说，过去觉得父母不识字是件憾事，现在觉得倒挺好，“他们不看报，不上网，不知道有人在骂我”。
张林之争
2014年7月7日，张维迎以一个纯粹学者身份，回到了位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这是2010年张维迎仕途中断后，接受国发院邀请的重新回归。朗润园相较于他此前掌舵的灰墙玻璃门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幽古雅的环境似乎更适合思考。
张维迎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靠背椅，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房间一角的暗红木的五层书柜空空如也，他只在办公桌上放着几本他自己的新书。
而卸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林毅夫，也回归到国家发展研究院担任名誉院长。
从2004年开始，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的观点之争开始显现，以至于后来二人所遭遇的经历，被人暗喻为是在野者与在朝者、或者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其实，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几乎每十年展开一次。上次争论始于1995年。用林毅夫的话说：“我与维迎的争议从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开始。”
2004年，在CCER成立十周年大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分别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时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涨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而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这次辩论之后的十年里，林毅夫被称为“最被主流接受的经济学家”、“政治情商”很高。这一评价既是他所拥有的影响力的证明，也成为他遭遇批评的原因。“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批评者们持有质疑态度的关键所在。
而站在林毅夫对面的张维迎则一直以“政府反对者”的力量存在。
特别是在2009年，张维迎与林毅夫争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引发了学术界的大讨论。但让张维迎感到失落的是，尽管看起来他的观点总能在知识界获得更多支持，却很难赢得官方政策的回应。“许多官员退休了才开始认同我的观点。”他说。
2014年7月，在两人共同的朋友、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十周年追思会上，本拟闭门的会议，最终因为媒体出席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论战。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人间的争论，被广泛传播并讨论，学者们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而论战的核心，依然可以用杨小凯当年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来概括。
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而在张维迎看来，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一段十九分钟的视频，记录了追思会上这场辩论的全过程。张维迎、黄有光、林毅夫三人从左至右并排坐在长桌前依次发言。这种左中右的排序，恰巧与他们在思想光谱上被公认的立场相反。
“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张维迎用亚当・斯密的话表达自己对于政府的认识。林毅夫则相信，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有网友评论道：“当中国的GDP排到世界第二之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理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自负的情绪和迷茫的情绪都有，整个社会在进行话语争夺。十几年后，我们恐怕要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张林之辩。”
作为张、林二人共同好友的主持人、经济学家韦森在这场争论中把支持票投给了张维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给了林毅夫。但他反思道：这些年来，常常自问，是否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禀赋乃至信念遮蔽了自己“客观”无偏地观察世界现象的眼睛？
经济学家姚树洁评价说，“张维迎太率真、太急躁，不具备中庸之道。林毅夫就不一样，他学会了中庸之道。这几年的总理座谈会，林毅夫已经被邀请参加了好几次。”
我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
从2014年起，中国经济开始陷入低迷状态。有人说，今年全国经济增速可能创二十年新低。人们在困惑，中国经济怎么了？
张维迎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早在2009年，包括张维迎、许小年在内的一些学者，都极力反对凯恩斯式的救市政策，指出这样做将为日后留下更大的经济危机。而这一切都被言中。
张维迎在经济学界曾经有“竞星剑”的称谓。有人说：“此剑锋芒毕露，但剑尾流星也会伤及自身。”
2007年发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两场风波，矛头都直指时任院长的张维迎。5月1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会议解除经济学一级教授、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邹恒甫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职务，理由是邹教授几年内很少到学校上课。6月中旬，邹恒甫在网络上给教育部部长写公开信，意指自己被开除是因为他在张维迎当院长一事上“站错了队”，导致两人反目成仇。他同时还对张维迎的学历提出质疑。 11月16日，一封署名何志毅的公开信发表在网上，信中宣称，张维迎免除其光华管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职务，是处心积虑抹杀他十年贡献的行为。
围绕这两封公开信，高校行政权力和教授权益的矛盾又引起一次激烈大讨论。张维迎再次被推到舆论的中心，各种批评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
面对公开信的责骂和贬斥，张维迎选择了回避。他说，“我如果是个普通教授，一定会去法院告他们对我的诽谤、谩骂和名誉的侵害。但是，我是光华的院长，我要做一流商学院，没有时间跟他们扯。”
张维迎回应说：“在目前的体制下，当官和做事完全是两码事。真正重要的是究竟做了什么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愿无愧我心。”对于宽慰他的话，他则说：“我现在觉得经济学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此时公开为张维迎说话的，也只有企业界的几位大佬。李彦宏、俞敏洪、丁健三人曾联名致信北大，为张维迎正名。
离开光华学院后，张维迎在公众面前消失了一段时间。“我把之前几年的学术假攒在一起休了。”他去了南极、北极，还有南太平洋上的小岛。
张维迎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2011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对自由市场的拥护和对政府之手的警惕，依然是他的观点。
其实，系统回顾张维迎的学术观点，人们会发现，他并没有否认中国三十五年来的改革与发展成果。让他深深反思和批评的，是最近十年的状况。他对过去十年发展的尖锐言论，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期待。
他希望2015年是一个转折点。“我看到最近中央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非常具有改革精神。”他指的是企业注册制度改革、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地简政放权等。“问题是最后会落实到什么程度。”他不无担心地说。
回归学者身份后，张维迎依然受到企业家们的欢迎。在达沃斯论坛、博鳌经济论坛、亚布力经济论坛上，人们时常能听到这位学者的疾呼。
今年3月27日，张维迎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印度经济：重启改革议程”分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如果没有真正改革的话，就变成像搞计划经济一样，这是不会成功的。”而在“经济学家谈经济：确定与不确定性”主题论坛上，他又表示，政府必须废除经济增长目标，因为经济增长目标会起到很多负面的作用，造成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2014年，张维迎把他的思考整理成集，出了两本新著，《市场与政府》和《理念的力量》。在后一本书中，他不再是满纸经济学术语，而是“向后再退一步”，开始论述更多常识，试图纠正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