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爹在新疆当骑兵。那时候他很年轻，骑一匹枣红军马，挎一杆枪，在昆仑山茫茫的雪原里行走。那时候，他有多年轻呢？帕米尔高原的积雪没过马膝，走不了几百米，枣红马就像从油锅里捞出似的，一身汗水闪着光，腾腾冒白汽。雪原之大，一望无垠，天上没有飞鸟，雪面上也没有走兽的足迹。
我爹和一匹马就这么走着，走到天荒地老，居然没有把一颗心走荒芜。
那时候他一定想着，再走20公里，边界西线就算巡查完毕，他就可以回哨所和班长报到了。我爹的班长我没见过，但在家里旧相册中看到过我爹。他穿了军大衣，脚蹬翻毛大头鞋，破烂的棉衣翻了瓤，头上顶着雷锋帽，跨在军马上像一个土匪。但一张脸轮廓清晰，两只眼睛里全是光。那时他正年轻，挥舞着鞭子，把马抽打得朝天嘶鸣，不管不顾地在雪原里奔跑，跑着跑着，人和马突然就都老了，双双跌落在雪地里。
40年后他住院做X光，查出一根肋骨断了。把我们吓了一跳。他自己想了很久，说20岁时在帕米尔高原骑马打雪狼，一个闪失翻身跌下马，勒住缰绳又翻身上马继续追。人和马哪追得上狼，但这一场追逐却人欢马叫，兴奋异常，隐隐觉得肋叉子痒，回哨所喝几瓶酒倒头睡，也就过去了。一根肋骨=一瓶酒+睡一觉。年轻时的算术总是这么简单。
关于帕米尔高原，我爹说得很少。他并不需要多说，因为我长到十四五岁，还在每个暑假坐着军车远上昆仑山，在兵站吃羊肉揪片子，在汹涌的冰河边上吃西瓜。那时候我不听他说话，他也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爹的关系，就是直线关系。他把搪瓷饭碗从屋里砸到屋外墙上，是直线;把我姐一脚踹出家门，是直线;18岁时向我呼啸而来的10多记耳光，记记都是直线。这些直线就是我和我爹最短的距离。我们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必须要说。我们坐在那里，吃饭，看电视，边吃饭边看电视。就这样。
可日子就过去了。饭还是那些饭，电视还是那些电视，人却老了。突然的，就弯曲了。
我第一次见我爹哭，是他从手术室下来。麻药过去，他渐渐醒来，突然眼角就滑下泪了。他不能翻身，不能动，颈子底下背着麻醉泵，不能用枕头，泪水就朝耳廓落下去。他就无声地落着泪，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愕然，像是撞见了不该撞见的秘密，哑口无言。那时候他还不满49岁，查出了癌症，功名利禄戛然而止，所有为人的尊严和体面都让位给死亡。他拿肚子让人拉开，拿器官给人割掉，喝口水也要请人帮忙，刚起步的公司转手他人，电话一个月不响一声，像是在惩罚一个罪人，而每个来看望他的人，脑子里都在想：天哪，幸亏不是我。他和死亡缓慢地分享每一分钟，彼此都有无穷的时间和耐心。我在想，从他落下泪的那一刻起，永无天日的寂寞就上路了。
这寂寞虚空一片，抓摸不着，唯一温暖的伴侣就是死亡。
我爹曾说想找人大哭一场。我想他一定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不是我妈，也不是我。说到底，他只能赤手空拳。我们的陪伴像是隔着玻璃的拥抱，无论多么情真意切，到底是无用。而他要和这个人哭些什么，这是一个秘密，我猜想也许有关人的一生，可这是一个禁忌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