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府在留守儿童的问题上越来越重视，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是，
留守儿童问题是关系到许多方面的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一群体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继续存在。如何正确面对，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社会组织，集中有效发挥政府效力，
如何有的放矢进行教育和开导，6100万留守儿童还有很多难题需要一一去破解
自上世纪90年代“留守儿童”的概念被首次提出至今，这一群体的数量在之后20多年间呈爆炸性增长。与之相关的悲剧接连发生，“留守儿童”已然成为一个沉重的公共议题。近年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益组织，都一直在行动，试图为这群孩子们做些什么。然而面对6100万这个庞大的数字和这背后难解的困局，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了解孩子真正的需要
“你根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就去做公益，那就是瞎做，无的放矢。”在公益项目“上学路上”的发起人刘新宇看来，尽管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问题十分关注，但一直以来，公众对于这一群体的认知其实并不准确。而这种公益目标的不清晰，也造成了目前这个领域公益资源的大量浪费。
“天使支教”的志愿者王欣对此感触更深。在她所服务的立口小学，每年都有不少企业和公益组织前来开展爱心助学活动，仅在上个学期，每个学生就至少收到了四五个书包和文具盒。
由于担心直接捐钱会被学校老师或志愿者克扣，许多爱心人士习惯买好东西直接到现场发放，而书包、文具盒、衣服和鞋是“大家觉得孩子们缺的东西”。“有时头一天才发过，我们觉得没必要马上再发，可他们一定要发到学生手里。”由于一搞活动就送书包，用不上的只能闲放着，可孩子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还是没着落，“结果，我们的教具，颜料、蜡笔、上课用的材料还得靠志愿者自己花钱买。”王欣说，以她的了解，大多学校都面临着类似的“麻烦”。
“说到留守儿童这个概念，大众一般会认为前面有一些限定词，比如‘贫困的’‘乡村的’‘遥远的’，但我们发现这些先入为主的限定都带有特别主观的色彩。”刘新宇说，因此，他们决定通过科学的调研把留守儿童真实的情况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上学路上”在2015年6月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日后的帮扶工作提供指导，同时也希望能成为整个行业的参照资料，“让大家少走弯路”。
“这些孩子需要丰富生活，不让他们孤单，这对他们的成长最有好处。”在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东芦氏小学的校长陈海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校有146个学生，80多个都是留守儿童。几年来，他常和学校爱心家园的管理员苏老师一起，设计不同的主题活动，暑假期间也不间断。“以前假期里很少组织学生来学校，现在有大学生（志愿者）来讲课，老师给检查作业，家长反响好得多。”
按照要求，通许县每个爱心家园都配有《通许县爱心家园活动记录表》，每周末半天的关爱活动结束后，辅导老师需要详细记下每次活动的日期、主题、参加学生和活动内容，并配上现场照片，按月上报给县留守儿童关爱中心。为了调动积极性，每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辅导老师可以得到50元的工作补贴。 教育如何适应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
而需要被真实理解的并不仅仅是孩子们的物质需求，还包括教育方式。
“这些留守孩子的心里早就没有了父母这个概念，已经习惯了另一种社会模式。留守在农村也没有什么心理受创。只要把教育适应他们的需要（共同创造归属）就可以了。”一个月前，近几年已经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德国人卢安克在一条微博里这样写道。
这虽是卢安克个人看法，但也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2011年9月，离开了广西山区的卢安克加入了长沙梦创公益文化发展中心，一边继续进行他的乡村儿童教育研究，一边协助负责人李磊开展“天使支教”的志愿者培训及后期跟踪指导工作。
在此之前，作为这个民间公益组织于2007年发起的系列公益项目之一，“天使支教”的乡村计划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志愿者到湖南湘西较偏远地区的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试图以长期接力支教的形式填补乡村教师流失造成的空缺。而随着卢安克的加入，在原先的基础上，他们又有了更清晰的发展方向。
如何使教育适应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这些孩子又真正需要什么？
创新能力和归属感是他们给出的答案。
在李磊看来，农村孩子天生动手能力很强，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引导，这种创造力将会转化为他们日后生存的技能，而这是应试教育所不能给他们的。“说实话，当前的现实是大量农村学生初中毕业后没办法考上高中，好高中就更不可能。那这些孩子毕业了，书本上的东西没学会，本身的能力也没有了，打工不会，当苦力嫌累，他们能做什么呢？” 李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天使支教”在尝试的“教育创新”模式，是希望为农村教育摸索出一条新路：在完成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如何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使他们从小养成凭个人劳动创造自身需要的“习惯”、具备相应的“能力”，并帮助他们建立对自己家乡、文化的归宿感，树立一种建设家乡的意识。
在“天使支教”的培训教材中，他们这样告诉志愿者：不资助学生，不使用物质奖励，不搞竞争性的活动，不排名，不跟学生讲“好好学习，将来走出大山”……
在学校里，志愿者设计了游戏棋盘，用下飞行棋的形式给孩子们考试；在自然课上，他们带着学生走出教室，感受家乡的山水，观察树叶的纹路和自然的变化 ……
当“教育”不再绝对等同于“应试”“上大学”，他们想让“学习”回归本来的模样。
“‘知识改变命运’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但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我们要培养的是他们学习的能力，要让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才是最重要的。”李磊说。 经费和人员的不足永远是大难题
做“天使支教”8年来，由于支教类的公益项目往往很难筹集经费，李磊一直是自掏腰包往里垫。终于这两年做的有了些影响力，有了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和企业愿意来捐赠，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是创新项目，一切都要从头摸索，未知的前景和不断调整的方案都给他们的筹款带来了困难。“现在大量的基金会一定要看到效果，甚至要你规划一年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成功，再看第二年是不是给钱。用卢安克的话说：如果是你都已经知道的东西，还叫什么创新呢？”李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没办法量化，需要一个三年五年的长周期，不可能一年就要看到成效。”
不过，让他忧心更多的，其实是那些“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于缺少了家庭教育的留守儿童来说，在他们身边时间最长的老师显得尤为重要。然而，面对当前农村地区乡村教师紧缺的局面，落后的学校教育也难以弥补缺失。
李磊说，在“天使支教”乡村支教项目所在的一个县，在村小教书的老师每月能比在县城的老师多挣1400元，基本工资加上国家补助，年收入可达5万元。还有一个学校专门建了宿舍楼，每个老师都能分到一套房子，但即便是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去，尤其是刚分下来的大学生，尽管家就在本地，也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开始想办法调离。
不仅仅是学校缺老师，像“天使支教”这样的公益项目也缺少志愿者。这两年，许多地区的教育局、学校都提出愿意和他们合作，提供政策等方面的保障，支持他们探索教育创新模式，却招募不到足够多的志愿老师，李磊不得不放弃了一些学校的支教项目。
“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可这真的不是钱能解决的。”李磊对《中国新闻周刊》。
7月20日，“天使支教”举办的首届教育创新研修班在长沙开班，计划招生20人，实际报名、录取的只有5人。 政府责无旁贷
自2012年5月至今，以“谁出资谁冠名”的方式，县委、县政府动员了当地数十家企事业单位，利用社会资源在学校、村委和社区里共建成了105个爱心家园，每个家园有1名学校老师或村妇联主任担任管理员，定期组织活动。
2013年，为了尽快还清买房欠下的外债，她和丈夫一起辗转周口、新密的工地打工，留下15岁的女儿和10岁的儿子在家相互照应。其间她曾托年迈的父亲过来照料，但父亲突然去世，她再次陷入了两难。
由于起步早、成绩突出，通许成为了全国40个试点地区中的典型。
尽管如此，从县里到村里，经费不足几乎是每一级都会反映的问题：通许县设立的县级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专项经费只有15万元，后续经费跟不上，爱心家园的网线、电话线到位困难；图书、文体设施分配不均，利用率不高；受经费限制，辅导员老师所能开展的关爱活动有限，也无法聘请专业的心理专家为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
河南开封通许县委书记路云表示，通许将继续加大对留守儿童工作的资金投入。她喜欢用一句话来概括政府的心愿：“我们可以花1000万修一条公路，为什么不能从中拿些钱出来修修这些留守儿童的人生之路？”
在她看来，在关爱留守儿童的问题上，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号召、督促和落实。“政府做这块工作，是责任、是义务、也是担当。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草根也是能治病的”
在通许之外的试点地区，更多的地方政府也在行动。
2013年7月起，湖南省妇联与省邮政公司合作，借助各级妇联在基层的服务网络，依托邮政公司的技术平台和基层网点，对各乡镇的留守儿童信息进行了数据采集，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省级农村留守儿童信息数据库，逐步完善动态监测机制。
山东济宁市泗水县，政府买单对1.5万余名留守儿童家长进行创业培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1万多名农民工提供了本地的就业岗位。
据全国妇联统计，从2013年至今，试点地区共制定出台政策365项，推出民生工程194个。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在更多的地方，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仍面临着诸多局限。除了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财政困难之外，有待完善的法规和制度正是关键问题之一。
“仅仅是政府和社会团体程度不同的重视是不够的，留守儿童问题的真正缓解乃至有效改变需要国家法规政策的相应保障。”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张小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尽管各级机构、组织有做好工作的意识和决心，但受不同部门职能设置、工作经费、专业知识、家长履职等诸多因素所限，要想真正实现留守儿童在各方面的均衡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因而需要有相应的法规提供制度和资金的保障。
法规制度的欠缺并不仅仅针对国家层面儿童福利救助体系的建立与运行，也针对家庭和监护人。
张小媛说，一直以来全国妇联都在推动家庭教育立法，希望以此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也明晰家长的责任意识和家长教育孩子的责任意识及科学方法，“而强化和实际有区别就在于我们没有立法。就像说不能抽烟，抽烟如何危险，但人们该抽还是会抽。而今年6月控烟条例实施，有这种法规之后，才能相对有效地制止这种行为。”
“在目前的体系里，政府还有一步没有做到位：在执法的力度和强度上都还不够。如果发现监护人没有履行责任，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坚决剥夺监护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妇联留守儿童专家组成员吴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同时他也坦言，在当前的条件下，贫困地区财力、人力有限，还缺乏配套的福利救助体系予以承接。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很长时间以来，改革甚至取消户籍制度一直被很多人视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对此吴霓并不认同，他指出，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二元的发展格局，确实造成了农村和城镇发展不协调的局面，但是，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人口流动的大潮，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当中，相应的体制建设还没有完全跟上，城市也还没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简单地说打破户籍制度并不现实。
“整个社会才刚刚形成人口流动的格局，需要相应的资源配置、管理，慢慢地适应人口流动的过程。在还没有完全适应、没有建立起相应机制的时候，如果放任人口无序的流动，实际上也会带来另外一种灾难。”吴霓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时期，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还将继续存在。而政府要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缩小城乡差距、就地城镇化是问题的关键。
“加强薄弱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使当地的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劳动力就近城镇化，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就业，这样贫困家庭有一定收入，也能够实现对孩子的监管。”吴霓说。
但真正要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河南、四川、安徽、江西等劳务输出大省，由于地理条件、资源条件、地区功能定位、地方经济水平、财政实力等多种因素限制，许多地区在发展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产业支撑能力不足、人口聚集度低等难题。在现有的经济增长格局和当前的行政体制下，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针对短时间内还无法从源头上彻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现实情况，吴霓表示：在强调简政放权的今天，政府应该转变过去“大政府、小社会，包办一切”的角色，引导和鼓励社区、学校、社会组织都加入进来，尤其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不是万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