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三个月，民告官案激增、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增加、信访数量降低。然而，这是否能解决
中国的行政诉讼一直以来存在的多个问题，尚需拭目以待
2015年7月7日，广东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内，雷州市市长吴国雄出庭与雷州市世考村村民代表当庭对质。这是广东省首位市长出庭应诉的案件。
7月20日，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撤销被告雷州市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撤销湛江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村民胜诉。村民代表陈延有领取判决书时说：“我不敢相信，几十年了，我们能打赢这场官司。”
这起案件被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置顶在官网上，作为新版《行政诉讼法》实施后该院审理的典型案例。
5月1日，新版《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后，全国各地“民告官”案件大量增加，破解了历时多年的“民告官”立案难问题。 最高增长400%
为破解中国“民告官”一直以来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大难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1月1日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在立案、调解、案件受理范围、应诉等方面，均做出了修改。
变化最大的是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只要符合起诉条件的，便当场予以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也要收下诉状，并在7日内予以书面答复，若不予立案，需阐明理由。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各地政府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数据发现，进入2015年，尤其是5月1日新法实施之后，行政诉讼案件激增。
各省会城市的数据变化最为显著。
杭州市法制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杭州市发生行政诉讼案件1016件，同比增长77%，五六两个月新发生诉讼案件600件，其中市政府被告60次，同比增长180%。
南昌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南昌市政府仅五六两月间被告19次，而去年全年只有10次。
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不完全统计中，省会城市被告次数最多的是南京市。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南京市政府上半年共被告697次，同比增长83.21%，而同期该法院刑事和民事的增长率分别只有36%和33%。
地级市政府的被诉案件虽然绝对数量仍然不多，但增长率很惊人。
另一个显著变化则是，中级人民法院的行诉案件受理数增长显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解志勇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是为了防止基层法院与基层政府“官官相护”，新法规定，诉讼基层政府，公民可越过基层人民法院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
解志勇近期刚刚完成对山东和浙江两省的调研。他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山东和浙江两省各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案件数量同比增长3到5倍，基层法院行政案件数量变化不大。”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认为，这也是修改行诉法的目的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行政诉讼和信访就像两个水龙头，诉讼的阀门开大了，信访的水就少了。” 应诉率指标化
行政诉讼案件猛增的同时，“告官不见官”现象也有所缓解。不少省市法制办公开了市级政府机关的应诉数据。如，南京市人社局负责人上半年应诉率达82%；合肥市直属部门负责人应诉率达86.6%；乐清市法院5月至7月共审理行政诉讼案件14件，共有15名市政府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应诉率高达100%。
不过，梳理各地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的规定可发现，各地现有规定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应诉率规定差别很大。
例如，青海省法制办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应达到35%；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规定：5件以上出庭不得少于2件，20件以上不得少于3件，100件以上不得少于4件；此外，广东、河北、湖南、山东等多个省市，都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加设了具体条件，如每年发生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对执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等，行政机关负责人需出庭应诉。
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振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在现有国情下，的确应该鼓励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但法律没有规定必须由谁来应诉。“下指标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他说，“关心案情不一定非要通过坐在法庭里才能体现。”
王振清透露，曾有北京市领导向他表示，愿意出庭应诉，如果政府违法，法庭可以作为监督的舞台；如果政府没有违法，也可以将法庭作为宣传法制的舞台。但王振清认为，行政负责人出庭未必是最好的选择。“负责人未必比下属更清楚案情，若非法律系出身，诉讼水平不高，还会降低司法审理过程的专业性，甚至说错话。”王振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难解决了，还有两难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诉讼案件的政府败诉率，也成为行政负责人的绩效指标之一。
何海波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中国的行政诉讼历来有三难，立案难、审判难和胜诉难。立案难解决后，下一步应着重关注另外“两难”能否解决。“最近几年，民告官胜诉率只有8%左右，以前是案子被法院挡在门外，今后需要关注的是立案了法院怎么判。”
来自法院的信息并不乐观。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法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由于新法允许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未来会有相当比例的案情通过调解来解决。”
这位法官透露，由于历史原因，在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的人员配备在各庭中是最少的，骤然增多的行政诉讼案件为法院带来很大压力。“通过调解方式，一方面可以减轻法院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修复官民关系。”
王振清认同这一判断，但他特别指出，即便采取调解方式，“政府做的是对是错一定要讲清楚，否则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坏，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大”。
多位法院人士亦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新行诉法规定下，法院还面临着执行难题。比如，新法赋予法院权力，可以裁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否违法，但现实中，法院裁定文件违法后，也无法强迫政府作出修改，只能依靠后者自觉修改或撤销。
此外，新法规定，法院可以拘留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但在现实中，很多机关负责人是人大代表，拘留人大代表需要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法院无法单方面决定。
何海波对此总结道：这意味着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深层次问题，还有待解决。
在调研中，解志勇教授还发现新行诉法实施后的其他问题。比如，大量增加的行政诉讼案件，导致政府对法律顾问的需求大量增加。不过，他又同时发现，一些地方政府没有专门的法律顾问，便直接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在律师资源有限的地区，经常出现原告与被告的当事律师均为同一家律所律师，这是违反中国律师协会的相关规定的。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涂四益则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从他为民众代理行政诉讼的经验来看，新行诉法后，政府虽然开始重视应诉率等问题，但应诉逻辑却没有显著变化。
涂四益透露说，安徽省政府一审应诉，由省法制办工作人员代理，败诉后，政府方面转而聘请了一位大牌教授，作为二审代理律师。
“其实政府更应该考虑的，不是换个头衔更大的律师，而应是检讨自己哪些工作没做好。”涂四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