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长于参差的对照，她总是善于走在时代的边缘上，而让一个时代为她而频频回头，在动乱时期，张爱玲并没有选取大众视角，没有去关心革命，她的笔下往往是些平凡的人，一些小人物，她认为革命是悲壮的，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是一种启示。《封锁》是张的代表作，然而它又揭示着怎样的启示呢？下面我们就探索一下《封锁》的艺术机制。
一、悖论机制：时空的停滞与时代的沉默
张爱玲的小说是生活的。张爱玲的大多数小说里我们所能看到只是生活情节，通过人物情节的发展，展示人性的一面。即使像《倾城之恋》这样的作品也没有将重心偏离，战争、革命不会替代酒杯与爱情。《封锁》呈现的是在动乱年代上海大街的电车里的一个故事，普普通通的一个故事，然而它又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首先，文本构建出了一个时代与传统的悖论。“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电车停了。电车外的人在奔跑，叫喊着，“眼睁睁对着看，互相惧怕着。”这个时代是恐慌的。然而“电车里的人却相当镇静”电车构成了一个与时空相隔，仿佛是存在于时代之外的一个世界。其次，在特定的空间里，时代沉默了。电车本身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可运行的系统，外在系统沉默了，但这两个系统的语素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传统。
二、拟合机制：要素的重复与散点的拟合
F（x）=I * X;
F（x）表示悖论，I代表时代环境，X则表示人物动作。这些人物动作X与时代环境I的相关关系就是一种悖论关系，即F（x）。
通过这些人物的表现，通过这些重复现象的结合，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作品的内核便显现出来，在散点拟合的帮助下，我们发现了这一关系。
三、ABC模式的阐释
然而，《封锁》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在董培芝、吕宗桢和吴翠远的三角结构中，它们不仅满足于以上公式，同时在悖论之中还有一层悖论关系，即男女关系。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以下方法加以挖掘。
美国心理学家艾尔伯特・艾里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情绪ABC理论，他以一句话作为ABC理论理念上的起点：“人不是为事情困扰着，而是被这件事的看法困扰着。”所谓ABC，A指事件（accident），B指信念（belief），也称非理性信念，是指个体在遇到诱发事件后，对该事件的想法和评价;C指这事件发生后，人的情绪和行为结果（consequence）。通常人们会认为，人的情绪是由诱发事件A引起的，ABC理论指出，诱发事件A只是引起情绪的见解原因，而人们对诱发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和解释才是引起情绪更为直接的原因。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出：
诱发事件A 想法B 行为结果C
吕宗桢 避退董培芝 气气她也好！ 调情
吴翠远 吕宗桢调情 气气他们也好！ 交好
吕宗桢因避退董培芝而转移到吴翠远旁边，不曾想，靠的太近而产生了误会，继而将计就计，“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就这样他为了让董培芝看到，转述给他的妻子，进而气气她，以平他心中的怨念，调情开始了。然而，正是因为吕宗桢的调情，吴翠远也是将计就计，“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但是吴翠远的行为是没有第三者承受的，她只是在自我心理的平衡，也就是说，她最终气不了她的家人。这就为下文失衡创造了条件。症候也就在于B上。可以说，吕宗桢至“调情”阶段，他的“气气她也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他的行为已足以使第三者董培芝“竟退回去了”。吴翠远的“气气他们也好！”却必须要吕宗桢充当她与她家人的第三者才能够完成。‘叮玲玲玲玲玲，’摇着玲，每一个玲字都是冷冷的，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将行开放，这一事件直接刺激吕宗桢终止了他的调情。吴翠远的“计划”也就此中断了。“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吕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翠远偏过头去，只做不理会。”“翠远烦恼地合上眼。”这一切都“带点开玩笑的性质”，然而，这玩笑是苍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