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童的小说《米》是英语世界读者广为关注的当代中国小说之一，英译者葛浩文对《米》在西方的鞑ズ徒邮芷鹆俗钗关键的作用。本文梳理国内学者们对《米》英译本进行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从文化与意象、叙事与隐喻、译者与读者方面阐述了葛浩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研究的方法、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
[关键词]苏童；《米》；葛浩文；英译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8）01-0187-03
一、前言
苏童，中国当代先锋派新写实主义作家，其作品以凄艳的语言、颓废的情调、奇异的手法展现了民国时期江南生活画卷，深刻地诠释了人性，深受国内读者和研究者推崇，其作品亦被翻译成英、法、德、意、韩、日等多国语言在海外广受关注。
《米》是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成书于1991年春天，其主人公五龙因家乡枫杨树村发洪水而逃亡到了城市。从米店小伙计到小城恶霸，一步步走向堕落的五龙最终死在了归乡火车里的米垛上。
1995年，“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将《米》翻译成英语后，英美国家出版社先后多次出版了该书。企鹅出版社在新书推荐中说，苏童的小说《米》里面蕴含着巴尔扎克和左拉在作品中所张扬的精神。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安琪闵在袖珍丛书出版社的新书推荐中写道：“我特别佩服苏童的创作风格。中国南方的作家，比较注重精巧和奇异的手法。苏童的笔法显得既节俭又残忍，他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天才。葛浩文的翻译也是非常杰出的，他就像在手里掬一捧水而从不让漏掉一滴。”
葛浩文说：“苏童的小说《米》，名字波澜不惊，但其中的暴力和邪恶借用凡是可能的转喻手法，对恐怖娓娓道来，这方面其他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苏童的这部长篇和多部短篇，把中国近几年的历史――又借助暗指，旁及当下――写得一片漆黑。《米》是一部阴暗的、令人麻木的、乃至大逆不道的作品，虽然其中夸张的荒诞描写比比皆是，但依然令人信服”。
二、《米》英译本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们对《米》英译本的研究刚刚起步，本文梳理在中国知网（CNKI）发表的文章后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文化与意象、叙事与隐喻、译者与读者等方面聚焦于译者葛浩文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一）文化与意象翻译研究
作为语言中最为活跃、敏感的一个部分，文化负载词能最为直接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研究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译介对中国文学作品外译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魏春梅将苏童小说《米》中的文化负载词按照尤金・奈达（Nida Eugene）对文化的分类方法分为“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生态文化负载词”五类之后进行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指出，葛浩文在翻译《米》中的文化负载词时兼顾了原作的风格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情况，灵活运用了归化和异化策略，他所用到的具体翻译方法有以下七种：直译、意译、音译、直译加注释、音译和直译结合、转换和省略。
因作品中流动着丰富的意象与意境，苏童的小说被称为“意象小说”。其意象化小说经典之作《米》中“米、洪水、火车、枫杨树村、狗”等典型意象勾勒出了五龙求生与毁灭的一生。葛浩文是如何将这些承载着作者主观感情的意象传递给西方读者的也是学者们探讨的焦点之一。
李梓铭认为“米”、“五龙”等中西方相通的意象被“直接移注”到了译文中。然而由于文化、语言的不同和差异，“烟雾”、“怀抱”等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叠加意象被改变或“磨损”后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被呈现给了目的语读者。《米》在西方的译介和接受是苏童小说的美学张力和审美价值被解构之后再度重构的过程。
郭红燕在关联――顺应模式下解读了《米》的中心意象的翻译方法：为了获得与译文对等的语境效果，“米”、“火车”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被直译或替换给了目的语读者；为了追求最佳的原语语境效果，对于“狗”、“色彩”等富有文化印记的意象，译者采用了意译或注释性翻译的方法。
赵硕在互文性理论的指导下对《米》译文中四季更迭的时间意象和明暗变化的色彩意象进修了阐述。译者应考虑到不同文化体系中读者的接受心理，达到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互文指涉。
（二）叙事与隐喻翻译研究
热拉尔・热奈特在其《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提出了叙事、故事和叙述行为三个层次的概念并以时间、语式和语态三个维度来区分叙事特色。苏童在《米》中采用了大量的自由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来客观地叙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历史，并以较为传统的线性时间顺序讲述了主人公五龙及米店一家的兴衰。郑贞根据热拉尔・热奈特中提出的小说叙事时间的划分方式，撰写了系列文章，对《米》英译本中的预叙、停顿、叙述类型、叙事场景的翻译进行了逐一的分析讨论后指出，葛浩文通过直译、省译、删改小细节等方法“更好地突出了叙事主题和人物形象”。
人体的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听觉）对外界的刺激会做出反应，当某一感官受到刺激时，其他的一个或者多个感官也会被激活，也会产生相应的反应，这种感官之间相互联通的现象叫做通感，此种通感反映在语言表达上被称作通感隐喻，也叫做联觉。苏童的故事叙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词语非常规搭配，使得人体不同感官之间产生了映射，从而通过感官间的联通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通感隐喻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汉语小说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注意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通感隐喻的表达差异。张瑜在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提出了“五空间和六空间”两种情感空间模式，列举了苏童在《米》中所用到的部分单一通感隐喻和复合通感隐喻，然后用“五空间”模式分析了葛译本中的单一通感隐喻，用“六空间”模式分析了其中的复合通感隐喻，作者指出，葛浩文的部分译文完全传递出了原著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而出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部分译文并未能准确地表达出原作中的通感隐喻所传达的深层意义。
莱可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从认知的角度指出隐喻的本质是用源自人们日常经验和思维产生的源域斫馐徒衔抽象的目标域。小说《米》中大量的色彩词、动物词汇和情感描写的词汇都体现出丰富的隐喻性表达，这些极具文化意象的源域词语如何通过译介何转换到目标域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洪宇借助概念隐喻理论，选取了《米》中典型的词语，分别从“红色系统”、“人系统”、“愤怒系统”三个方面分析了葛译本如何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实现跨域映射，并总结出隐喻的三类翻译方法：翻译映射、替代映射和增补映射。
（三）译者与读者翻译研究
在二十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原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译者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对“译者主体性”意义的研究成了热点问题，而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邱肖以目的论和操纵学派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米》英译本中所体现出的译者主体性，探讨了译者葛浩文作为翻译主体的诸多受限因素。明芳采取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比了原文和译文，通过实例阐明了《米》的翻译过程中影响和制约葛浩文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并总结出译者采用了补偿的翻译原则和策略。
译者在发挥其主体作用的同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预期情况。王榆林在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以读者的视角，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读者”，三个方面分析归纳了葛译本《米》的翻译策略。除了具备优异的中文水平，译者在翻译时还应始终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
由于作品的可读性和译者的助力，苏童的多部作品在海外广泛传播，其作品在海外被接受的原因亦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王文强分析了汉学家和华入学者对《米》、《妻妾成群》、《河岸》等苏童小说在英法世界的译介情况后总结出：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影响、适合海外读者的题材、良好的汉学研究环境、优秀的翻译以及积极的个人宣传是苏童小说在海外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曹文刚从统计苏童小说的外译本入手，分析了《米》、《我的帝王生涯》等小说在海外的接受情况，指出苏童“出色的讲故事的能力”和“独特的历史意识”是其小说在海外被接受的主要原因。
（四）陌生化手法的再现
1917年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科洛夫斯基撰文提出了“陌生化”的概念，他指出文学以特殊的语言使得意义的表达艰涩难懂从而延长读者的感知时间以增加读者的审美快感。作为中国先锋派的代表作家，苏童在小说《米》中从词法、句法、语篇以及语音方面都运用了陌生化的手法，使读者从日常熟悉的事物中也能有新的体验。范文杰以陌生化为理论依据详细列举了苏童体现陌生化所用的手法并将这些例子与葛译本中的对应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后指出，葛浩文的译文通过模仿原文形式、词性转换、增译、简化、替代等方式，或完全再现或部分再现或损失了原文中的陌生化手法。鉴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固有的表达差异，译者应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寻求平衡，在目的语读者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陌生化手法，体现原作的先锋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们对于英译本《米》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的研究主要从微观角度出发，在某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苏童的原著与葛浩文的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后做出主观的判断，缺乏客观性、科学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例如可以运用语料库方法，综合分析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结果，全面总结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更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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