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绣一朵荷花心，方法如下。盘绕丝线，于平展的绷子上。一，两，三，四，五个圆环，叠叠相加；银针带线，穿过圆环，下刺，拉紧，一突起小点儿可成。回旋往复，密密簇拥，一团突起的花心，便依偎在荷花瓣里。
这叫打子，我默默背诵。还有散套，施针，虚实针，滚针，数和针，正抢，反抢；每一种针法都像魔法。那点染蔻丹的白皙指尖，游走着几乎看不见的丝线和针头，像是布道，像是招魂。突然之间，万物被唤醒，一座花繁叶茂、蜂蝶飞舞、鸟雀喳喳的花园便鲜活在这寂静的白布上了。
然而我是个粗工，以上魔术对我可望不可即。我只能干点儿整线团搬布匹之类的粗活儿。我倒是死缠硬磨得到了一次拿针的机会，但一捏针便引起了哄堂大笑。指尖的针早就掉到了地上，我却浑然不觉，兀自捏着空空的手指向布刺去。男人的指头太粗，皮质太厚，根本感觉不到那细如发丝的针头的存在；我戴着近视镜的眼睛很难分辨那恍若蛛丝的丝线。然而我是那么痴迷苏绣。坐在这群安静的，散发着檀香味道的绣娘当中，穿针引线，手中渐渐生长出一个世界――世上，还有比这更美丽的事情么？
瓜郎，打水去！
头顶挨了重重一击，回头，一位穿着丝质裨衣的人站在身后。我弯腰提起沉重的木桶，朝院子里的石井走去。石井边壁又光又滑，绳索在手中冰冷扎人。提着水蹒跚走过长着青草的甬道，我听见一个声音说：
就叫他去学两针也无妨。
我垂着头不敢看。眼前出现了白色的纱裙，裙裾下摆，隐隐可见一双淡紫色的绣鞋。我听见那个穿禅衣的人恭敬的声音：好吧，夫人。
于是我便和那些绣娘在一起了。每天，从清晨绣到日暮。这是五月的一天发生的事情。
我的名字叫柯林斯，至少朋友圈中是这样叫我的。我是一个出版社的总编室主任，从我办公室的窗户望下去，能看到这座城市刚修好的护城河公园。长满桂花树的甬道边有一些老人锻炼的运动器械和孩子们的五彩滑梯。那些来自遥远南方的桂花树已是参天大树，却被生生截断根须移到这北方干旱的土地上，据说借助一种名叫生根粉的物质能让它存活下来。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劫持。现代科技让人们习惯于劫持，从时间或空间上对这个世界进行攫取。比如说消费是对物质的攫取；写作就是对词语的攫取。急功近利的人们不顾情感之土的贫瘠和思想的四季规律，疯狂开采和盗运词语，堆砌成文学的烂尾工程。在我的桌子上便堆满了这样的残垣断壁。上午是我最忙的时候。我埋首废墟，气喘吁吁翻找，给那些勉强可以放行的垃圾签发验收报表，签订打包合同，安排深加工，与这一链条相关的方方面面――作者、编辑、发行商、印刷方，甚至办公室的会计都像走马灯一般站到我身后，等着我盖下放行的图章，让那些文字的水货进入生产车间的流水线并被打磨成一种叫做图书的东西，堂而皇之地摆上书店五颜六色的书架，诱骗无知的读者掏出钱包，扔进出版社的饕餮大口，再换成我们工资袋里的那几张薄薄的钞票。我是这个庞大的流水线中的驱动轮，最中轴那根转动的轮子，没有了我，整个机器便会瘫痪。而我身后那位总编，坐在那安静的豪华沙发后面的老总，不过是个慵懒乏味、睡思昏沉的摆设而已。但若是以为他真是摆设那可就错了。他其实是一只潜伏在大网背后的沉睡的胖蜘蛛。他的猎物便是我的过错。我的无数前任都因为一时闪失而牺牲在他那冷酷的大嘴里。对此我心知肚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到这个五月，我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整整十年了。而那些数不清的前任，在这椅子上的最高纪录是区区三年。当然我也付出了代价。这代价便是，虽然还不到四十岁，我已两鬓斑白。因为每份送到我这里的稿件不管是三十万字还是三百万字，我都会逐一翻篇浏览。我那厚厚镜片下的眼睛像雷达一般扫描过去，像老鹰那样捕捉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能引起祸患的毒蛇。残垣断壁可以，豆腐渣也可以，但不要在里面夹带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出版审查制度是我们所有出版人的噩梦，是我们吃这碗饭的人必须学会趟过的雷区。让我堵在萌芽状态而排除的炸雷数不清有多少了，我真是为这个出版社操碎了心，为多少人保住了他们岌岌可危的饭碗。特别是那些新来乍到的年轻编辑，他们要么是成心惹祸要么是经验不足要么是马马虎虎，稚嫩的鼻子根本嗅不出危险。日复一日，我身边的编辑们甚至身后的总编们像流水一样进进出出，只有我留下来，镜片越来越厚腰肢越来越佝偻，终日埋首于书稿之上，像一只隐藏在这水泥大厦之下的行动缓慢的老龟。支撑我活下去的是一个秘密――每当深夜来临，每当我躺在办公室那张支起的小床上（必须交代一句，我的前妻带着孩子在五年前离我而去），每当我的头在那散发出浓重头油味道的枕头上越陷越深，呼吸越来越长，我就看见，我亲眼看见，我那瘦弱的身体飘了起来，从这些水泥大厦和公路之间飘出去，飘到一个散发出檀香和花香的地方，一个环绕着丝线、绷子和银针的地方，一个绣工坊中。
我不知瓜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很可能，是我某一天捏着早已不存在的针在布匹上乱戳时得来的绰号。瓜这个字在北方汉语中的意思是傻呆憨木，很符合我此刻的形象，况且那郎字，我着实喜g。于是这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前面说过我终于进入了绣娘们的房间。这不准确。事实上我并没进入那个宽敞的有着蒙蒙明亮光线的里间大堂，而只是坐在外面某个小偏房里，和几个半大丫头们在白布上戳来戳去练习针法而已。我们只是学徒；甚至连学徒都算不上。和我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肥胖的厨娘，她是为了监视那绣娘队伍中某个人而来。那是她的女儿，某天为了逃避一桩婚事，躲进了这里。所以当她那胖手指捏着针扎进绷子上的白布时，她是不在意手里那根针是否走在正确的路上的。唯一真心想学好刺绣的唯独我一个人。但偏偏，我是挨骂最多的那个人。谁怪我是个男人，而且是一个笨手笨脚的老男人，而且是一个戴着厚厚瓶子底一样眼镜的老男人呢。更别说我那眼镜儿，一开始造成了多大的骚乱和轰动。它们在绣娘们的手上和鼻梁上传来传去，回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带了浓浓的檀香味道。到后来她们终于认可了这副眼镜，也认可了它能让我的眼睛变得清晰的说法，尽管对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两张厚厚的镜片让她们的眼睛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模糊了。那个穿着禅衣的男人允许我把眼镜留下来。除了我，他是这里唯一的男人，这所绣工坊的主人之一。他也是我的老师，她们叫他余教习，后来我知道，他是清宫绣工科的总教习。 我不知他们的真实姓名。直到有一天。
那天的情形和往常一样。我照例独自一人坐在总编室看书稿。这次的书稿是关于苏州刺绣的，附录里有大量苏绣照片。作者是一个专门研究古代刺绣的苏州大学文学系副教授，书名是《苏绣与江南文化》。这类书通常是不好卖的，但为了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位教授宁愿自己贴钱出版。以一个资深出版人的眼光，我知道这种销量注定稀少书的往往是十分安全的，既不会引起读者和官方的注意也不会触及任何雷区。照理我应该很快浏览过去才是的，但它却吸引了我，让我一字一句地读了下去。个中原因，读者此刻自然是明白的。但当时的我却不明白，因为，在那时候，我对自己夜间究竟做了什么梦，梦中的事情，是一醒来就忘记了的。
这是很奇怪的，不是吗？有人对梦里的事情能记得清楚，有人则十分健忘，还有部分人介于两者之间，视情况而定。而我，原本属于第二种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了自己在夜间的第二份工作，也就是我在这篇小说开头写的那份在绣工坊中的工作，但是我并不知道。每个清晨，当我醒来，我便把梦中的事情忘记了，留下来的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疲惫，仿佛刚刚加班了一夜。带着这种疲惫我去上班，往往是丢三落四，力不从心，上一层楼梯都气喘吁吁，因为夜晚的工作已经耗费了我很大的精力。我以为自己得了什么致命的疾病，到医院做了全套的检查，但医生告诉我，我只是因为休息不好而有些神经衰弱而已。这让我注意到了我的睡眠。我知道自己并不失眠，那么问题也许来自梦境。我隐约有了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种感觉在我每天晚上将头挨在枕头上的一刹那更是强烈。因为每当这时我便有种强烈的预感，预感到自己将要去一个熟悉的地方，做某种熟悉的事情。这种预感让我既好奇，又不堪重负，仿佛要经历的事情会耗费我很大的精力。为什么如此，我却不甚了了。
就是在这种心情下，我碰到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亲切而熟悉，我很顺畅地读了下去。书中的那些苏绣传统技法、流变、传承，我读得津津有味；突然我看到了一张图，是一张很著名的苏绣作品，绣的不是花朵也不是人物，而是一首诗，名叫《石溪看桃花诗》。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这作品太精致太完美了也太独特了――人们可能见过绣一幅牡丹绣一幅山水甚至绣一只蝴蝶，可谁见过绣一幅字呢？那笔触的精致，粗犷处浓墨如斗，而细致处淡黑如丝，一色的洁白绢底，没有任何背景可以渲染遮掩，错一处必定整篇皆毁，所以越发考验针法之卓绝。我强烈地感到，这图我似曾相识。我想起来了，在什么地方，我确凿地看见过这幅字。那是在哪里呢？一开始我以为是在现实中，在哪个我曾去过、见过的地方。可是不对，我此生从来没有去过南方。那么是在电视或哪部电影里见过？答案也是否定的。我努力回忆着。我闭上眼睛。在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在无数白昼的喧嚣、尘埃和浓雾落定背后，一股淡淡的檀香，仿佛一道若有所无的闪电，蜿蜒潜伏，刹那间显现着照亮了一切：一个傍晚，一间光线明亮柔和的房间，庭院里的梧桐，知了的鸣叫，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女人背对着我站着。当时她正在绣这幅字。在我偶然进门的时候她正背对着我，绣着这首诗。我印象中，当我进去时，这条幅已经绣到了整体的五分之三处，也就是说，大部分已经完工。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一幅完整的苏绣条幅，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几句：
敢向婵娟责报迟 ，新词传唱遍当时。
微人解得才人意，不绣名花绣好诗。
不错，这正是我看到的那副绣着诗词的条幅。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曾在梦中进入到很多年前，距今二百多年前，亲眼见证了这副传世之作的诞生。
我一点也不惊讶。确切说意识到这一点让我反而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如此一来，我白天的所有苦役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我明白了我具有双重人格，过着双重的生活：在白天，我是二十一世纪某大城市出版社的一名总编室主任柯林斯；而到了夜晚，我却回到了二百多年前，是清代江南某绣工坊的一个见习杂工，瓜郎。
二
煎熬仍在继续，而且是双重的煎熬。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梦中，我的日子都不轻松。也许相比而言，我梦中的日子更艰难。假如说现实中我靠着勤勉和努力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巧并攀爬到了一定的地位（总编室主任），还能对地位更低的普通编辑们发发火泄泄怒气什么的，而在梦里，我的地位则是不折不扣的底层。不错，我现在已经坐到了里间的绣娘们的大房间里，但那不是因为我的绣艺有了长进，而是因为装修，外间的小屋被占用，那几个小丫头被派去干别的活儿，而我实在无处可去了。事实上进入了大房间，和那些真正的绣娘在一起，我的地位更低，没有人比我更低下更受侮辱的了。每天我都要被训斥，被责骂，被耻笑。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指使我，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笑话我。因为我的一举一动也确实值得嘲笑。因为除了我，所有人都认为我选择这个行当是毫无希望的愚蠢。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最匪夷所思的是，我是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个行当的。
你可以看看我的头顶。在侧面的某处，有个鼓包。那是屡次被棒喝的印记。余教习原本是个很温和的人，而我的屡教屡错却让他几乎抓狂，不得不变为暴君。一开始他并不想打我，不错，他的腰带上是挂着一个戒尺，但那本来是用来丈量和验收绣娘们的成品的，是我的出现让它有了另一个用处。好在我从无怨言，像接受宿命一样接受了自己的特殊待遇。我心想，我的处境也绝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活跃绣工坊的气氛方面我略有功劳。我是一个丑角，一个笑料，每当人们在沉重乏味的劳作中累了，想歇息一下的时候，绣娘们便会互相使眼色，某个绣娘便会说，瓜郎，让我们看看你绣得如何？哎呀，和我们不一样哎！难道是我们绣错了！而这时候，原本正在角落里打盹的余教习便会瞪大眼睛，抓起那把戒尺，扑到我面前。
我头顶的鼓包也延续到了当下。有一天，我不得不到医院去照料我那屡次充血的鼓包。医生对着我那显而易见的伤口的部位和伤情百思不得其解，问我是否遭到了袭击，在遭到我的否认后又问我是否有梦游的不良嗜好。医生给我的头部垫上了纱布以防进一步的伤害。当然，一离开医院我便摘掉了。同事们对我深感好奇，他们一致认为我的伤口来自于某个不速之客的深夜造访――或者是我那剽悍的前妻因为探视权，抑或是我的某个不愿承认的私生子之母因为抚养费。当然他们从不在我当面提及这些猜测，我也故意不置可否。但从他们望着我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深深的怜悯。我的一位手下曾当着许多人的面大声说，人呀，不能太软弱！人们纷纷赞同，边说还边看着我。老陈，一位以往总和我作对的老编辑，甚至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是站在你一边的。引得众人纷纷和我握手，好像我要为革命去炸碉堡。当然，要说我为了苏绣这一爱好到了奋不顾身的程度那是撒谎，为了我的头部安全我也该远离那个可怕的绣工坊，我猜余教习的深谋远虑也在于此，他无法解雇我，只能用戒尺来逼我辞职。然而我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每天，当绣工坊开工之时，当我出现在他面前，他都像牙疼似的吸一口猓呻吟说：你又来了。我说是的，我又来了。我龇牙一笑，笑得连最里面的槽牙都露了出来，艰难地在座位上坐下来。余教习便带着牙疼的表情，扑过来，冲我的头顶便是一尺子。 于是我昏了过去。
那天醒来的时候，我认认真真地想到了辞职，想到了余教习和他那把尺子的良好用意。是的，我该为他着想，也为我的头颅着想。再过半个月就到了秋闱时节，余教习讲，到时全国的绣工坊要进行评比，不合格的绣工坊要被淘汰出局，而且皇上会亲自参与考评，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我不能为了自己耽误了大家。这样想的时候，我的肩头突然松了。但同时，想到要和自己珍爱的绣工坊告别，我的泪水便涌了出来。
我从客栈里起身，认认真真地净身，对着镜子梳妆。我想到了自杀。没有了绣工坊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我想好了，到了绣工坊，和余教习告别后，我就回到那条河边，纵身跳下去。
然而，我的计划遇到了阻碍。我去了绣工坊，却没有向余教习辞职。原因很简单：有一个人来了。这便是柳生。
这天当我到了绣工坊，我发现有个人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这是一个沉静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端端正正，黑色禅衣里的身体显得有几分纤弱。绣娘们投向他身上的目光让我嫉妒。我知道她们在拿他和我比较。他年轻而且秀丽。修长的凤目，如画的漆眉，高高的鼻骨，无论从哪个方面他都如一只凤凰，衬托出我这只土鸡的丑陋。最最要命的是他捏起针头的那一刻。他那修长白皙的手难道是男人的么？当他将绣针灵巧地刺进花心的时刻，我就明白，我的死期到了。
柳生也是来学习苏绣的。但我却认为他分明是来挑衅的。在他的精湛的技法面前，我的任何托辞和自嘲都显得可笑。男人的身份已经不足以让我为自己的愚笨开脱。逃走或自杀更显出我的懦弱。我没有退路，唯有发奋努力。
余教习这时已经不再用尺子光顾我的头颅，大概是柳生的出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况且，他又忙于为绣工坊的评选而修缮屋舍。那个胖厨娘终于抓住了她的女儿并把她押送回家。每日的绣工坊里就剩下了我、柳生和沉默的绣娘们。空气异常沉静，绣娘们说话的声音细声细气，我想这都是因为柳生的缘故。绣娘们为柳生窃窃私语，而柳生却不为所动。他每日只是准时到来，沉默而守时，认真而工谨，并不与任何人交谈。而当收工的铃声响起，他便收拾工具，起身，第一个走出绣工坊。绣娘的目光如蚕丝一般缭绕追随着他，这些丝线远远地跳过我的头顶，无视我的存在。
我的日子貌似平静了，内心却苦闷异常，因为我失去了人们的关注。这种苦闷甚至也蔓延进入到我总编室主任的日常生活。在一次编辑会后我被叫到了总编的办公室，他让我看了一份我刚刚交给他的报告。那报告的题目是全社新一年的出版选题规划，内容却是一幅乍一看凌乱无比的、用数不清的针眼形成的蜂窝状的东西。只有我才能明白那是一幅不甚成功的荷花绣图。总编用关心的口吻提醒我是否该休假了，在遭到我的拒绝后干脆明确建议我去医院的精神科看一看。
我知道我得采取行动了，为生存我必须奋力一搏。这天收工后我开始暗暗跟踪柳生。我的脚步跟随着他走入一个深深的小巷，两旁面目晦暗的小屋门窗紧闭，空无一人。之后我来到一个有着盘旋楼梯的高塔前，高耸入云的顶端淹没在沉沉的夜幕之中。当柳生几乎快要踏上楼梯时，我从后面追上了他。
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感到吃惊，似乎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他只是用平静的口气问我，有什么事要找他办。我迟疑了一下。我本想开诚布公地恳求他教我刺绣，但话语出口却是想邀他小酌。他微微一笑拒绝了我。似乎他早已看透了我卑微的愿望和言不由衷的把戏。他说经过一天的劳作他已经很累了，他唯一想做的便是回到床上好好睡一觉。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上那黑暗的楼梯。我想跟上去，却发现，在我和楼梯之间隔着一层门，不知何时已经关闭。
第二天收工的时候，我再次跟上了他。他没有回头，快步走着。我发现他进了那个深深的小巷，便决定到另一头去堵他。 我气喘吁吁地跑着，却始终没有找到那个有着盘旋楼梯的高塔。第三天，我决定老老实实地跟着他。黑暗中，我看着他的身影在空寂无人的小巷里像蝴蝶那样飘忽不定。我紧盯着他的背影一点也不敢松懈。然而这时，一盆冷水从不知从什么地方浇了下来，确切说是倾盆大雨从我头顶落下。但那雨水似乎只在我头顶上的某一片云中，因为我清晰地看到，就在小巷的对面，我前面两尺相隔的地方，另一片房屋的屋顶十分干燥，一棵棵小草还都直立着。这场雨似乎是个魔法，仅仅针对我的魔法，因为当我像个落汤鸡一样钻出雨，抹一抹被雨水模糊的眼睛，却发现前面小巷，柳生的身影早已不知去向。
我病了两天，大概是因为淋雨着了凉。我坚持上班，一位绣娘关切地给我拿来了一碗姜汤。只有柳生仍旧不理会，他仿佛压根儿不知我这一身病都是因为跟踪他而得的。
病好那天，我第四次跟踪他。穿过小巷的时候，我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管遭到多么大的羞辱也绝不还口。这次我直接把他挡在了塔下。出乎我意料，还没等我开口，他便简单地说，
请跟我来。
我们没有上楼，而是来到一片草地上。草地坐落在一处巨大的悬崖顶部，悬崖下面，暗黑色的海水在低沉地呼啸着。在我们的头顶上是一片低矮的云朵，月亮如水中的棉花那样浸泡在云朵里。草地上有一滩水，袅袅烟雾从那水里升起。他让我跪下来朝那水里看。我看着，发现暗淡的水下，有什么东西在闪烁着。那是一根银针。
把它捞上来，他说。
我伸手去疲但马上便尖叫着缩回了手。那水是滚烫的火山泉。
我的考验开始了。白天我照例在总编室，晚上便去绣工坊上班，而我真正的工作其实在收工后才开始，这便是从滚烫的水里捞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我决定不退缩。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在滚烫的泉水和那根时而近在咫尺又时而远在天边的银针之间，藏着成为一名敏捷绣娘的秘密。我的手被烫得脱了皮，我用厚厚的纱布裹住它。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甚至蹲在马桶上，我也在一遍遍重复着水中取针的动作。那滚烫的海水在这一遍遍的重复举动之后变了，变得渐渐清凉；我手上腐烂的皮肉掉落后，长出一层薄薄的鱼鳞状的薄膜，在水里出入竟然带不起一丝水滴。奇怪的是没有人对我的手提出异议。柳生的沉默成功地挡住了所有人的疑问。我甚至疑惑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秘密练习，只是故意保持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