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图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及在这四次高潮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来对中国翻译理论进行综述。通过对这些理论的了解，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翻译理论的了解，同时也对译者从事翻译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提高
一、概述
中国翻译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翻译活动能追溯到夏，商两代，周朝已设译官。最早的翻译多以口译为主，主要是实践活动，没有达到理论层面。在中国的几次翻译高潮中，涌现许多优秀的翻译家，尽管没有理论专著来记录他们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源于中国本土文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历史的影响，具有中国特色。它们不断发展、进步并日益完善，最终将形成中国特色的译论体系。下面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进行探讨。
二、中国翻译理论的四次翻译高潮
1.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
第一次翻译高潮主要是佛经的翻译，起初就存在着“文、质”之争，并向“直译”和“意译”转化，不管是“文、质”还是“直译、意译”都是译者对翻译的探索。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这“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可见他坚持忠实，并倾向直译。东晋释道安提出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坚持直译的态度。唐代玄奘，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者，他的“五不翻”原则使音译也成为一种翻译手段。同时玄奘在译经中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翻译技巧。这些方法的运用使得佛经翻译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2.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
在这次翻译高潮中主要有三位翻译家：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主要的译著是西方科技类著作。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开创了引进外国先进科技的先河。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清朝末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善译”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天演论》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经久不衰。
3.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
文学革命运动前后，文学的翻译兴起。最著名的多产翻译家林纾，翻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即后来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王子复仇记》等。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译成汉语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为中国革命作了理论准备。这一时期，鲁迅先生以认真严谨著称，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得丰姿”。瞿秋白在《再论翻译？答鲁迅》中说：“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鲁、瞿所提倡的“信顺”，是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必须遵循的原则。“五四”运动后，还有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等一大批翻译家。茅盾提出“神韵”，郭沫若提出“风韵译”和“气韵”。钱钟书的“化境”和傅雷的“神似”都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为中国翻译学理论的完善做了铺垫。这一时期是文坛和翻译界明星辈出的时代，是我国翻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重要时代。
4.第四次翻译高潮：改革开放至今
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质量水平上、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的。其中有很多知名的翻译家，如黄龙的《翻译学》是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也是目前我国大陆惟一标明“翻译学”的专著。许渊冲的《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中认为：无论直译、意译，都把忠实放在第一位。翁显良的《意态由来画不成？》指出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诙谐都是可译的。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中认为：“翻译必须随文体之异，随原文风格之异而调整译文，必须保证译文对原文文体和风格的适应性。”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提倡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是王佐良。他《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和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吴泽林的《试谈文学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等文，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
三、结论：
中国翻译理论有着千年的历史，从最初支谦的“文质说”、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到后来茅盾的“意境论”，钱钟书的“化境说”。中国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我们要汲取外来的精华，更要传承自己的思想。因此，进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提高翻译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