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6日至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光明日报社和武汉大学联合主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等50多家单位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旗文稿》等知名期刊，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新华社等重要媒体以及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也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观点意见。
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应注意的问题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是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是必须要注意的。
武汉大学教授陶德麟指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准确地提出问题。成功的理论的第一个标识就是问题提得好。不是伪问题或无意义的问题。要成功地提出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离开中国的具体实际更不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吃透中国的实际，才能准确提出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要自主地研究问题。提出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三是要大力改进文风。文章应当有作者自己的风格，应该千姿百态而不是千人一面。但文章是思想的载体，是写给别人看的，总应该词能达意，让读者看得懂。
南开大学教授阎孟伟认为，构建中国话语就是要构建出能准确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质内容的观念体系，能够准确地用我们的语言来概括它、表述它。建构中国话语重要的是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因为中国实践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普遍性来说明。二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关系。因为现实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从根本层面上要通过理想性来说明。
复旦大学教授吴晓明认为，学术话语体系与历史性的实践有关，而实体性的内容又往往同一种学术的自我主张和自律性相关。所以，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任务同时也是一项亟待深化的思想任务。构建当今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最基本任务是深人中国的现实生活，在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中，重新探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问题。
吉林大学教授韩喜平认为，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反思西方话语体系和继承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为此，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说中国话，让传统文化焕发活力，分析批判地看待西方的话语体系。实现西方话语体系的转换。
二、建设中国话语体系的路径和原则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路径和原则是此次研讨会的核心论题之一。各与会专家、学者在结合自身的理论背景和研究专长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指出，当今的时代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并立共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家和民族当然要坚持文化主体性，但关起门来，在自己固有的话语体系内自说自话是不行的。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是一种中外互动的过程，只有中外涵化，我们的话语体系方能更加健全，更加具有生命力。我们要坚持文化主体性，以一种前瞻的视角，以一种包容心态，来对待“世界之中国”面临的问题，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话语系统。让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教授韩庆祥认为，话语权既包括无声的话语权和有声的话语权。也包括国内的话语权和国际的话语权。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话语权，主要是在国际或世界上有声的话语权，它主要包括五个层次：一是“坚实的话语基础”，有底气。二是“科学的话语体系”，有思想。三是“坚定的话语自信”，有自信。四是“有效的话语方式”，有吸引力。五是“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有主导权。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认为，要发挥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作用，必须坚持“综合创新六大方略”。第一，将时代课题与中国话语相结合，把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相结合。第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挖掘和学理性开发来与新自由主义争夺话语权。第三，遵循综合创新，走古今中外的中国创新大道。第四，一定要扎根民族传统文化。第五，处理好作为科学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意识层面、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要两手齐抓、齐头并进。第六，注重文化的自由，文化的个性和创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宣认为，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统一：第一，要有高度的政治自信和理论自信，不断加强对中国当代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探讨和研究。第二，要努力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通过学术话语创新引领政治话语。第三，要实现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有机结合，脱离政治话语搞学术话语会迷失方向，脱离学术话语讲政治话语会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第四，要实现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化。此外，我们还应该积极探索有利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独立评价体系，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的良好氛围。
三、中国道路、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
中国道路、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亦是此次研讨会的核心论题之一，与会专家围绕着怎样立足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展开了讨论。
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对各个国家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社会发展，要确立一种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我们要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道路、中国问题、中国经验。而要在全球化条件下顺利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又必须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这就是要对中国道路、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等予以全面的理解和审视，以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推动中国更好地发展。 武汉大学教授陈曙光从“‘中国道路’的话语悖论：发展优势与话语劣势”、“‘中国道路’的话语贫困：截然对立的应对策略”、“‘中国道路’的话语支撑：‘似是而非’的选择方案”、“‘中国道路’的话语建构：方向与思路”、“‘中国道路’的话语选择：‘说什么’与‘怎么说’”以及“‘中国道路’的理想境界：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六个方面，全面系统论述了他对“中国道路话语建构”的设想。他指出，今天，“中国崛起”已经不是哪些人不想面对、不愿承认就可以不面对、不承认的事实，中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的局面必将终结，“一超主导、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终将打破，中国学术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雷声从中国道路的目标、方位、路径、理论逻辑四个方面，阐述了她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中国道路的自觉”的思考，提出了中国道路的目标、方位、路径、理论逻辑四个方面的“四个统一”。
四、立足于不同学科的具体研究
立足各自的学科背景和研究专长，跨学科地将各自当前的思考与“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特色。
第一，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侯惠勤阐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学理支撑”的思考。侯惠勤认为，马克思创立学术话语权首先是通过对现行的学科进行前提性的批判，进而寻找到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建立自己新的学科体系的。其次，马克思发明学术话语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一些学术核心话语的反思批判，树立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坐标，建立自己的核心话语，建立社会科学评判的学术标准的。第三，马克思对正义的社会价值需求进行科学的论证，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基本研究范式。回到当下，当我们讲中国话语的时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来服务于文化体系建设，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哲学研究中的话语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崔唯航通过对“为什么哲学要讲自己的民族语言？”、“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需要讲自己的民族语言？”、“为什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要说汉语？”三个问题的探讨，提出当前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迫切需要从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挑选出理论和时代所需要的新话语。并予以提炼和创造，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系统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是改变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新鲜活泼的现代汉语，而且要将自己思想的触角牢牢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之中，敏锐捕捉中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痛苦与希望，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逻辑和现实矛盾。
第三，经济学研究中的话语权问题。武汉大学教授颜鹏飞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西学东渐的引进阶段转向以建构东学、占领话语权制高点为特征的创新阶段。“术语革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晓晶也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经济学的话语权。中国是经济学的小学生，长期以来是一个单向的倾听者。但这一局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为改观，加之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改革开放30余年创造的增长奇迹，为中国经济学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创造了契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中国的强大，特别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为此，我们要摆脱西方中心论。不盲从西方学术前沿，重视中国发展经验，关注中国现实，发现中国问题并解决中国问题。
第四，其他有关研究中的话语权问题。中山大学教授郑永廷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与主导权。他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很复杂，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文化交汇、思想渗透、主权冲击的挑战，西方错误思潮与国内错误观点交织的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挑战以及支解、遮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能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阐述了他对“法治中国的新表述”的思考，他认为这一新表述是针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而产生的，“法治中国”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有两个必须解决的核心命题，一是“权大还是法大”，二是法律的实践和法律的实施。
南开大学教授王南浞认为，中国梦得以可能的方式。也可以说就是一套独特的话语方式。他强调应当从中国梦作为民族的文化理想、作为中华民族目的王国的现代重建、作为中华民族目的王国的中国式现代重建三个递进的层面，将中国梦和美国梦、欧洲梦区别开来，也和传统的中国梦区别开来。由此把握中国梦之作为中华民族目的王国的中国式现代重构方式，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现代中国话语。
湖北大学教授江畅认为，中国价值观与中国实践、中国话语密切相关，如果不考虑中国价值观，中国实践和中国话语问题就难以讲清。在当前中国传统价值观被摧毁、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尚需巩固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讨论中国实践、中国话语问题，也要旗帜鲜明地打出中国价值观、中国价值的旗号，大力加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构建。
用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教授的话来讲，这次研讨会“是一次高层次、前沿性、跨学科、有影响的高端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这个主题。分别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化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不同学科，深入探讨了怎样立足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理，创新中国话语。会议通过的“东湖倡议”。就是要提倡一种新的学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个倡议必将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