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米兰·昆德拉 “新写实” 叙事姿态 叙事态度 叙事气度 叙事姿势
论文摘要：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都借小说通过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来“破译自我”，完成对今天人类生存状况的审视与批判，这使得二者在叙事姿态上明显地呈现出趋同的一面，但更为主要或根本的还是异趋，正是这种异趋，导致了二者小说文本意蕴的不同与不等。
叙事姿态，指涉的是叙述主体层面的概念，即叙述主体以什么样的姿势、态度与气度来面对他的叙述对象，并将其结构为文本的形式。对于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作家来说，由于他们都是以小说文本参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并以此达到“破译自我”，完成对今天人类生存状况的审视与批判这一创作目的。所以，二者在叙事态度上有其相似之处，而在叙述气度与叙述姿势上却明显地表现出了异趋。正是这种异趋，导致了二者小说文本意蕴的不同与不等。
1．叙事态度
叙事态度是指叙述主体在对待文本中涉及的、情感、思想等方面问题时所持的看法和采取的叙事行为。昆德拉说，“小说是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域”，“迫不及待地，不断地对所有人进行道德判断，从小说智慧的角度看，是最可恨的傻，是最害人的恶”。“创作想象的田园，将道德判断在其间中止，……想象的人物才能充分发展，也就是不是根据预先存在的真理而设计的人，不把人作为善与恶的范例，或作为互相对抗的客观规律的代表，而是作为自主的，建立在自己的道德之上的人”【1J6。同时他还劝诫小说作者不要过多地张扬自己的思想，“小说家甚至不是他自己思想的发言人”，“比自己作品更聪明的小说家应该改换职业”1J3。由此可见，“中止道德判断”，“不过多的张扬自己的思想”，让人物自己去展示，故事自我上演就是米兰·昆德拉面对文本涉及的道德、情感、思想等方面问题时所持的叙事态度，即“以最为有限的叙述者介入”。
刘震云说：“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要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作家就是要写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3J‘‘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不做先哲”就是昆德拉所说的“不过多的张扬自己的思想”，即“以最为有限的叙述者介入”。就是作者在文本创作时，对文本叙述故事和人物不做任何的先在的解释与干预，而是让叙述对象更为自在地显示，作者有意地收敛自己的权力，尽量保持中立而不把自己的主观情感随意在作品中流露，最大限度地降低小说家的叙述声音，“中止道德判断”，使“故事”自我上演，实现小说的独特性、客观性。作家的思想感情都蕴涵“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读者通过对文本中的人物或场景直接感受，获取意义的理解。这样，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的作家，在对待文本涉及的道德、情感、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时所持的叙事态度就极为相似。
霍达谢维奇说，手段的研究“不仅仅在于理解他的3ce~-Y-段，而且还在于理解他的个性和本质”。“手段的研究就是关于艺术家世界观的研究”【4l。这就是说，作家以何种叙事态度面对他的叙事对象，以何种叙事手段与策略将其结构为文本形式是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世界观紧密相连。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的作家，在对待文本涉及的道德、情感、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时，所持的叙事态度之所以有其相似的一面，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们都有一个现象学的世界本体论的设想。
在昆德拉看来，小说要发现“存在的可能性”，达到“破译自我”的目的，就必须先具备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的确定理念，即具备一个关于世界本体论的设想，它是小说家在小说中勘探存在可能性首先必备的姿态。而在昆德拉看来卡夫卡式的世界——庞大的机构、办公室不仅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之一，而且就是世界本质L2J45，这又清楚表明昆德拉的关于世界本体论的设想是现象学范畴的世界本体论。
[1]
新写实的代表作家池莉在《的意义》一文中说：“世界的潮流已经是深入浅出。我们在这里搞的是浅人深出。我们不屑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生活，我们挺胸腆肚绷着脸做出只关注人类问题的深刻状……”如何理解这“深入浅出”和“浅人深出”?“浅”是指事物的表层现象，“深”是指事物的本质。“浅人深出”是指由现象到本质，亦即本质的获得需通过对大量的现象的观察、归纳、抽绎，即我们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深入浅出”则不同。在这里，本质的获得不再需要对现象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比较、概括，只需要对现象进行描绘就可以了，因为现象是本质的直观。正如胡塞尔所说，“现象无需解释，无须在论证中构成这样那样的方式”，“在掌握具体现象的行为当中，凭直观了解的东西是普遍性的”。“换言之，为了发展一种‘普遍’的理论，他们不一定必须超出直接感觉的安全范围：现象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理论”_5J。这样，池莉所追求的“深入浅出”的叙事态度就与昆德拉的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的设想有其一致性——现象学的世界本体论。而正是这种世界观，使得他们面对叙事对象时，收敛起了自己对人物、事件进行判断的权利，采用胡塞尔的“悬置”、“加括号”的方式，由“现象”自己呈现自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门的打开，外国的文学文艺思潮也潮水般地涌人，尤其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中国“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评论界认为“‘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生活时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哲学意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_6J。其实，这一评论是很让人玩味的。
2．叙事气度
叙事气度是指文本中体现出的叙述主体在精神上的气魄、气概和气度。它有高低厚薄之分，大小强弱之别。巴尔扎克说：“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成为作家。”【7J这表明作家必须具备哲学家的素养。因为从根源上说，小说与哲学一样都是人类“认识激情”的产物，是对宇宙、自然、人类认识的产物。而哲学发展的动力在于怀疑与批判。正是这种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促使人类加深了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认识与把握。
如前所述，中国“新写实”分明透着很强的哲学意识，也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但为什么没有走向伟大，获得超拔呢?评论界给予了多方的探讨，认为他太坐实于日常生活，丢掉了“彼岸”的追索。我认为“新写实”小说之所以透着很强的哲学意识，恰恰是它坐实于日常生活，换言之，是日常生活确保了文本的批判意蕴和哲学意识。而丢掉了“彼岸”的追索只是其没有走向伟大，获得超拔的表现，其根本原因是叙述主体缺乏巴尔扎克所说的哲学积淀、素养与气度。
与之相比，昆德拉却继承了巴尔扎克所说的优良传统。所以，他的作品思考的是常人思维难以企及、难以理喻的深奥哲学命题，如媚俗、崇高、遗忘、错位等主题的思辨。有很强的怀疑、批判精神，浓厚的思辨色彩。甚至有评论者借此将其小说称之为“哲学之思”。这显然是不对的，究其实质昆德拉的小说还是“诗意的沉思”。“诗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以抽象概念和推理为特征，而是以“质疑性”为特征，这种特征的沉思是在有人物、情节的条件下发展的。二是采取幽默的手法和笔调。“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理尽性，而是幽默”【9_。正是由于运用了幽默的手法，以“质疑性”为特征，使得昆德拉小说既超越了理性主义的哲学，又获得了文学效果和价值。
3．叙事姿势
叙事姿势，即指叙述主体以什么样的身姿来面对他的叙述对象，并将其结构为文本形式。在笔者看来“勘探”是米兰．昆德拉叙事姿势的主要特征，而“展示”则是对中国“新写实”叙事姿势的概括。昆德拉说，“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在世界变成的陷阱中的人类的生活勘探”_2]24，“小说家不是学家，也不是预言家，而是存在的勘探者”[2]们。所以，“勘探”就成为他在自己的小说、论著及众多评论昆德拉小说文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也构成了昆德拉叙事姿态的主要特征。我们知道“勘探”面对的是“未知”的领域，是对未知的求索，目的是将未知的潜在态势揭示出来，从而加深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因此“勘探”是对新知的呼唤。既然是对新知的呼唤，当然就意味着对现有的存在的不满、怀疑、否定，由此，“勘探”也是一种批判，一种怀疑，乃至一种启蒙。“勘探”的结果可能有所发现，亦可能毫无收获，尽管“勘探”的路上付出很多。所以，“勘探”又是一个或然的概念。为此，“勘探者”就需有一种精神勇气——披荆斩棘向未知世界进发的探索的勇气与敢于面对承担“或然”的精神。这种勇气与精神来自于认识的激情，来自对终极认识与发现的坚守，当然也来源于对小说的认识。所以昆德拉说：“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的道德。”l2J4“一部小说的价值在于揭示存在作为它本来的直到那时被遮掩的可能性；换言之，小说发现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东西。”…。这表明“勘探”的发现，无论是对作家还是作品都具有和生命一样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勘探”所体现出的叙述主体这种批判、怀疑，认识、发现的精神气度，不但令其作品获得一种启迪心智，提升精神、穿越时空的力量，也在读者的心目中塑造了一个“在路上”的米兰·昆德拉的形象与身姿。
[2]
如果说，面对“自我之谜”(也就是“存在之谜”)，米兰·昆德拉关注的是“可能性”，那么中国“新写实”面对的就是自我的“现实性”。
何谓“现实性”呢?它与“可能性”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乐黛云先生曾给了详尽的表述，她说：
…现实’和‘存在’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性，‘现实’是既成事实。它和人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犹如眼睛面对一幅画，或演员站在布景当中；而‘存在’却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它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和主体内在世界的千变万化而凝聚成万千不同的现实。”【8J从乐黛云先生的概括中，我们看到“可能性”是一个非现实的范畴，它表现为人和人的世界尚未实现的某种潜在态势。
小说的任务是把它揭示出来，即把人的潜在态势变成文本中的现实。“现实性”是已经实现的可能性，是既成事实。关注“现实”的小说，其任务是“展示”。“展示”面对的是已知的现实，对这已知的现实进行“展示”时所采取的态度可能是批判，亦可能是赞赏。从这一角度看，展示也是一个或然的概念。如果是前者，文本就获得了一种启蒙和批判的精神，如果是后者文本就多了一份认可，一种接受，而少了一种超越与提升。
由于“新写实”的作家追求的是“写实”，“是给读者以感受”，“只希望切切实实地与读者一道咀爵我们的生活，认识我们的生活，享受我们的生活”。这就清楚地表明，“新写实”作家面x-．J的“生存状况”与“自我之谜”时的叙述姿势，则为“观察”、“体验”，甚至“享受”，而非米兰·昆德拉的“勘探”。而且“不要人们干什么”，不认为“作家是先哲”，这又使得“新写实”作家在叙事姿态上少了一份理性的批判目光，的深思和对终极的坚守。正是这种叙事姿势，使其笔下的作品展现了让人亲切得有些骇异的原汁原味的生存画面与状态，但总体上缺乏深厚的启迪与穿透的力量。留在读者心中的“新写实”作家，就不再是“在路上”的求索者，而是“坐实”于现实驻足不前者的形象。
综上所述，本文从叙事态度、叙事气度、叙事姿势三个方面完成了对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叙事姿态的比较研究，从中我们看到，叙事姿态也是影响米兰·昆德拉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文本意蕴不同和不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学术界对此涉及的并不多。事实上，叙述姿态已将批评的视野聚焦在叙述主体的精神层面，不i2．xCd',说以何种界定，小说永远是作家情感与精神的产物。因此，从叙事姿态人笔对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文本进行“诗性”的沉思与比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还真的触及了事物的根本。
叙事态度类属于叙述策略。从小说的叙事策略人手，昆德拉的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的比较，还有很多话可说，有很多层面需进一步的勘探。正如用小说探究“自我之谜”，完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批判与审视，还可以有多种写法，不必如昆德拉和“新写实”。但是，我们仍坚信：“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的。”不但小说，一切精神创作，均如此。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