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小说”这一名称最早起源于日本，指的是一种篇幅极短的小说。匈牙利称之为一分钟小说，美国称之为瞬间小说，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称呼则为小小说或微型小说。
那么，李黎的这组短小说，为何名之以“掌小说”而不是“小小说”或“微型小说”？中国“小小说”的兴起可以说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多元的大众文化语境为具有形制短小、语言精练、情节反转等特征的小小说提供了消费的可能。
特别是随着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盛行，审美倾向上的娱乐幽默成为越来越多的小小说创作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黎对“掌小说”的重提便具有了颇值得咀嚼的意味。
川端康成的创作为日本的“掌小说”确立了美学范式，其最大的特点之一便在于强调一种锐利的锋芒。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李黎的“掌小说”与日本“掌小说”的真正相通之处。
李黎的这组掌小说有着相当宽泛的内容指涉与明确的现实指向。从城市到农村，从回忆到当下，从临空高蹈的信仰到无比沉重的肉身，李黎在其一贯擅长的戏谑式幽默中，或从农村基层选举中的某个断面来揭露权利运行中的虚假与腐败，或从营业员毫无道德感的谎言推销中管窥当下社会的诚信危机，又或者从对农村丧事的条分缕析中暗讽现代化语境下的人情淡漠，显示出极具讽刺性的批判锋芒。
但是，李黎并不满足仅仅停留于表层的问题揭露，他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无限放大造成的戏剧性效果中，观照当下人类的生存与精神困境。这也正是其掌小说锋芒的真正锐利之处。
从对“让目光如何把自己送到天上”的郑重其事的设想，到对于“杯子丢失”这件日常小事饶有兴致的种种假设，从营业员无限拉长的喋喋不休，到“我”与“母亲”无限放大的痛感，李黎就在这种细节的放大中，一方面对当下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进行隐喻式揭露：《您就是选择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中营业员的推销理由恰恰隐藏着社会的评价体系对人隐形而野蛮的绑架;《十多年的伙伴》中，一个杯子的失踪引发的轩然大波暗示着对于某种“惯常”的过度精神依赖;《原来的我》与《沉重的肉身》中的“我”皆有着冠冕与卑琐的两副面孔;而《一个信徒》则直接对如大山般沉重的所谓理想进行了嘲讽式解构。另外一方面，李黎又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某些试图突围困境的努力的虚假性与无效性：《严密》中安娜对“门被风突然关上”而带来的无助感的期待以及《让目光把自己送到天上》中的“我”煞有介事地去实践“让目光将自己拽上云端”，事实上都暗示着“我们”试图突破某种生存困境的渴望，但最后安娜的“带了钥匙”与我的“原路返回”标志着这种努力仅仅只是一种浅尝辄止式的“放松”，而《小学毕业之际》中年少的“我”在挑战成人世界绝对权威后的“失聪”，则代表着这种努力的彻底失败。
“我”不是“我”，或“我”不能成为“我”，或许已经成为当下人类生存的最大困境。
李黎对于生活细节的种种敏锐捕捉，又常常以诗意而奇特的想象方式呈现出来，这使得李黎的掌小说在锐利的锋芒之外，又往往伴随着奇异的抒情性与哲理性。生存巨大的疼痛背后或许就是“雪花落在水面上”的轻盈与美丽，而虚妄的“白日梦”中也有着“白云、飞鸟以及深邃的蓝色”，这或许得益于李黎早期的写诗经历，事实上，掌小说形式上的这种“极简”，与诗歌的断裂之美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