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子用了《且说李国涛》这个题目，大家一看便知是套用李国涛先生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且说山药蛋派》的题目来的。之所以叫“且说”，是因为实在不敢说对李国涛先生有所研究，只是因为看到新出版的《李国涛文存》，引起我对同李国涛先生交往的回忆，也想说说对李国涛先生的印象，就写了这篇稿子，因对李国涛先生没有深入研究，姑且成文，故曰《且说李国涛》。
我同李国涛先生的交往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那时他在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学术通讯》，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任助教。省社科所在省委党校院内，和山西大学同在城南坞城路，两个单位一街之隔，步行可到，往来甚是方便。李国涛常来系里组稿，也给我在《学术通讯》上发过几篇文章。当时李国涛先生正年轻，身材高挑，风度翩翩，一表人才，由于是文人相惜，很能谈得来，便同李国涛先生结识并有了交往。
这是我同李国涛先生最直接的几次文字之交，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人和蔼亲切，温文尔雅，一派学者模样。
李国涛先生近六十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研究范围包括鲁迅研究、汪曾祺研究、小说文体研究、山西作家作品研究各个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李国涛的文学评论涉及面广、研究领域宽，但他始终以研究山西的作家作品为主。在对山西文学的研究中，又以提出和确立“山药蛋派”在文学界的地位，扩大“山药蛋派”在全国的影响为最重要的贡献。我们常说“著书立说”，李国涛不仅有多部大作问世，而且做到了“立说”，就是从理论上确立了“山药蛋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0年4月3日，马烽同志在省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说：山西“各个作家通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探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们一些风格相近的作家，也就逐渐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对于这个流派，外地的同志有的把它称为‘山西派’或‘《火花》派’，也有人把它贬为‘山药蛋派’。但山药蛋也是一种食物，同样富有营养，在全国众多文学流派之中，作为一种流派也没有什么不好。”马烽同志讲得非常中肯。“山药蛋派”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以农民为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运用质朴通俗的语言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为全国文学界所公认的。
在李国涛的评论中还有一部分值得重视的是他写的《编稿手记》。李国涛说：“我在《汾水》和《山西文学》做编辑工作的时候，常有一些偶然产生的感想。这些感想，大都是由于看稿、改稿、编稿而引起的。这些感想，有时也还有点意思。要把这点意思写成评论或随笔来发表也未始不可，但是自己没有这样从容的时间，刊物也没有这样从容的篇幅。所以我就想出‘编稿手记’这样的小栏目。”“这些小文章，有时向读者谈谈，有时又向作者谈谈，有时就诉说点编者自己的心情。”“所言都无高论，然而皆系实话；每则大都仅仅三五百字，所以必须少说废话；又欲引起读者的兴味去读有关的作品，就力求写得有点趣味。”“我甚至觉得，编辑在编稿过程中的一些随时的感想，对作者对读者往往都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因为编辑是第一个读者，读起来又较为细心。可惜不是每一位编辑都有写这类手记的兴趣和机会，这使许多编辑的许多好想法只在脑子里一闪，永不为他人所知。”李国涛就写《编稿手记》说得够清楚了，展现的是一位编辑同志的良苦用心和责任担当。 《编稿手记》在李国涛的《文坛边鼓集》中选了24则，这是真正起到了文学评论要启迪作者和引导读者的作用的小文章。他点评的对象有老作家李束为、胡正，有青年作家张石山、成一、马骏、权文学等，也有一些不知名的作者发表的处女作，他都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汾水》1980年第8期发表了张石山的短篇小说《镢柄韩宝山》，李国涛说，张石山的这篇小说“是写农村生活的，又带有‘山药蛋派’的意趣”。《汾水》1981年第5期发表了梁衡的评论《关于山水散文的两点意见》，李国涛说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笔下很有文采，“作者确是有感而发，且是积学而成。听他侃侃而谈，令你频频颔首。”他说：“我喜欢这样的评论文章。评论文章应当文情并茂，有艺术性，并且可以有作者个人的风格。我国文学理论的宝库中，多的是这样的文章，它们本身常常就是灿如珠玉的漂亮的散文。”李国涛真是慧眼识珠，对梁衡三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评论竟如此赏识，而如今梁衡已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大家。
李国涛作为评论家他强调的就是要为年轻作者“鼓吹”，所以他1986年出的一个集子就叫《文坛边鼓集》。在这个集子里，李国涛有多篇文章是评论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老作家的，还评论过焦祖尧、成一、张石山等。此外，他还著文评论到李锐、蒋韵、柯云路的小说，潞潞、秦岭、梁志宏的诗歌，赵瑜的报告文学。让我惊奇的是李国涛在上世纪80年代年写的《大同的作家们》一文中竟然关注到那么多的大同作家，有焦祖尧、九孩、陆桑、黄树芳、郭书琪、张枚同、程琪，等等。
在这篇文章中，李国涛特别提到曹乃谦的小说《温家窑风景》，说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一共四千字，但是由五个短篇组成，短的六百字，长的也才一千字。”“在写法上这是很地道的‘截取生活横断面’方式，所以能集中一点。而由于集中，又不重在细细叙事。讲究跳跃和含蓄，每篇都深有情趣。”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在《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一文中说到曹乃谦，“他的著作中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他会用不超过五百个字，把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灾难都写出来。”马悦然的话是2005年说的，而李国涛早在1988年写的文章里就对曹乃谦小说的特点作出了与后来马悦然相似的评价。
李国涛用了很大篇幅评论的另一位大同作家是王祥夫。他说：“王祥夫是最近几年间写得最多、进步也最快的青年作家。在王祥夫的身上已经表现出一种艺术上的成熟。”“他写出的小说大体都能保持一定的水平。”李国涛在文中重点分析了引起山西文学界讨论的王祥夫的一个中篇《永不回归的姑母》，认为“这是一篇好小说。在王祥夫的小说里属上等的。”李国涛说：“王祥夫的一贯写法是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多写凡人小事，写亲切、温暖又带一些凄凉的人生。”李国涛评论王祥夫的最后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王祥夫开头挺顺。但现在应当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色彩，在当代小说创作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难度很大。但是我觉得他行。”李国涛说对了，王祥夫确实是行。他在中国小说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王祥夫成为获得“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全国知名作家。
李国涛先生作为评论家，对山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如此关注，深入研究，撰文著书，真是难得，体现了一位评论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李国涛评论过的老作家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评论过的中青年作家现在都是山西作家群中的中坚力量。这就是一位评论家的价值和贡献。
李国涛先生的另一个成就是他的小说和散文。
李国涛的小说创作大都以古城徐州为背景，再现徐州特有的民俗风情，描写旧人形象，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和鲜明的地域特色，表现了作家浓厚的乡土情结。
李国涛近年来写的文化散文，反映了他阅读的广泛和文笔的老到。他读的书很多很杂，几乎是每读一部书，都能读出学问，写出文章，见诸报端，令人称奇。这些文化散文大都收在“文存”的两卷随笔里，“老年情怀”“大题小作”“书里情趣”“窗外风光”等栏目所收的文章，无不语颇隽永，耐人寻味，可谓脍炙人口的美文佳作。
李国涛先生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对当代山西文学的关注，对家乡本土的热爱，对学问的追求，读书不断，笔耕不辍，为山西文学评论界所尊崇。
特别应当提到的还有李国涛先生做人的低调，做学问的高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省里组建作家系列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省委宣传部决定请李国涛担任评委，但他谢绝参加，因为他不愿意为读书写作之外的事情所干扰，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能够担任高评委说明组织上对这一同志专业成就上的肯定和秉公办事作风的认可，并且有一定的报酬，这在许多同志来说是都会欣然接受的，但是李国涛谢绝了。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反映了李国涛先生的独特个性和人生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