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为传统市井文化的重镇，以其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博人眼球：例如曲艺、收藏、艺术、饮食等传统文化深蕴民间，使得天津人几乎个个能说会道，堪称天生的相声演员，崔雪涛自然也继承了这种口才优势。崔雪涛的家族生在具有传统文化的天津，同时也是书画世家，崔爷爷就是当时的一方名家。
崔雪涛自小受家学渊源的耳融目染，从小就喜爱上了这种笔墨纸砚的游戏。在真正进入美术学习阶段后，他也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跟着师傅一笔一划地反复练习花草虫鸟，这个学徒过程为他打下了深厚的传统绘画功底。而随后的学院教育，则为他奠定了造型基础。
“传统只是给我们叩开一道门，门里面的内容需要我们亲身体验，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和丰富，去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谈到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的交融与摩擦，对于中西艺术创作方式该如何把握，崔雪涛很明显有自己的想法。
《环球生活》：工笔重彩画在中国现代艺术界占领一个怎样的位置，精修它的原因是什么？
崔雪涛：工笔画在传统的历史艺术长河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艺术发展的今天，它已经蔓延到许许多多的社会角度，描写生活和精神领域的创作越来越丰富。其实我一直觉得现代工笔创作的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期而遇的。我没有主观上选择它，只是找到一种介入当代语境的一种我认为可能的方式。而我认为这种方式与我体验介入当代生活的角度上有某些内心的契合，所以我延续了这种我认为可以“说话”的方式和口吻。
《环球生活》：您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专业，在对人物从写实过渡到抽象化的过程中，您通常会赋予其哪些艺术形式的变化处理？
崔雪涛：从徐氏写实体系到文革体系再到新文人画体系直到现在的主观抽象体系，这一路是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原因的，对此过程我做过许多研究，这点上要说的话太多，单就一点，写实往往在内心精神的契合度上提供不了更多的审美范畴。
《环球生活》：这里的审美范畴除了我们平时所说的肉眼观感，还包括哪些艺术上的特别鉴赏点呢？
崔雪涛：我所说的审美范畴不是我们通常所能看到的眼前的景象，而是由众多综合性的个人及社会因素所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具象语汇到抽象精神的语言转换过程，我所做的就是不依形，而通过对体验所产生的审美范畴，运用具象与抽象的外在形传达出我所认知的世界。
《环球生活》：同类型的工笔重彩画艺术家当中，您自己比较看重或欣赏的有哪些？
崔雪涛：工笔上，我觉得张见先生和王冠军先生画的就非常好，他们两人在新工笔方向的表达中，作出了独到的切入点，所以在文化含量和精神含量上来说是丰沛的，历史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水墨写意上，最近一直在反思，另外在关注一些海派的地域画家们的作品。
崔雪涛认为，一个称得上是“艺术家”的艺术家，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及常人所不及的敏感度。天津人大多有“北京顽主”的脾性，“场面”虽有不及，但热情绝不少了一分，崔雪涛也不例外。但他的“玩”中通常穿插着艺术，艺术创作中也经常流露出生活的点滴，他收藏古董，喜好唐卡。绘画创作之外，他爱好涂鸦，在家具、瓷器等物件上作画，绘画创作对他来说是限定性主题表现，而涂鸦则只是客观物象的灵感性抽取，源于对生活趣味的感知，最终升华成艺术作品的创作。
“用心触碰都市真正的灵魂”。这是崔雪涛师承李孝萱最大的收获。艺术家的作品是否能够直指人心，个人体验的深度决定了它的力量。崔雪涛早年创作的当代工笔画，表现的就是“当代都市人的悸动”。
――这种悸动源于社会的不稳定，人在巨大生存压力下产生的各种不安和压抑。后来，崔雪涛发现，在表现都市人生存状态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题材的过程中，自己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因此，他慢慢尝试转向一种幽默的写意性表达，用一种诙谐生动的方式表现一些生活细节，对他个人而言，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丰富。两种创作方式一张一弛，推动着崔雪涛的艺术蜕变。
《环球生活》：李孝萱老师在艺术创作上给你哪些重要启发？您现在作品里受其影响的痕迹会表现在哪些地方？
崔雪涛：重要的是在场性。受其影响至深的是文化墙概念，而这点也是我所推崇他的原因所在。文化往往会厄制某些精神因素的衍生，而这些精神因素往往又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和面对的。我们采取“直视”的态度去解读某些深层次的现象，往往会遭到非议，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做的是自己的态度。
《环球生活》：请浅谈一下2013年，“暖――新水墨四人展”的发起过程（主要指策展意向，以及一些艺术创作启发的东西）
崔雪涛：新水墨经由这些年的沉淀，产生了一些内在精神层面的变化。另我感到意外的是：新文人画的这一称谓至今还广为流传，虽然新水墨部分延续了新文人画的发展脉络，但又一点不征的事实是：新水墨在个体体验的过程中，伴随着许多“阵痛”，这是创作者所赖以生存的语境所至。而新文人画多延续一种古雅之风，尽管它与现代生活所依傍，但它的倾诉不够彻底和决绝。所以在这样一种对二者关系的深入理解中，就产生了这次暖的初衷
《环球生活》：近期的展览主要展出哪些作品，您认为这些作品具有您自身创作风格的哪些代表性？
崔雪涛：我展出的是新水墨方面的作品。我一直认为风格尽管再重要，如果它带不来你所叙述的真实的“在场性”的审美或审痛体验，那么风格就只从属于一种特定的“符号”，“符号”的意义在于强化，而不一定具有真实性，所以我会在二者中尽可能的倾向于真实的在场性审美审痛体验，不是不要风格，而是不具备文化教养的风格――宁可不要。所谓的“教养”就是你在一种文化秩序中，而不是偏离，这种秩序是从属于创作者内心的心性，又是在文化的演变中具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含量的，不仅仅是一张画那么简单！
《环球生活》：对未来的艺术道路有什么样的规划？
崔雪涛：做最好的作品，多读读书，我发现书不多读，对于理解层面会是一种硬伤。这点上，做艺术创作的同仁们都引以为戒，尤其是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