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定语――“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可被看做是水墨作品内涵上的“当代”性。伴随着生活环境和衣着服饰等等的变化发展，传统人物画的表述半径已无法覆盖到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传统水墨的继承和发扬，笔墨语言和人物造型的消化和转换成为当代水墨人物画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它所担当的使命已远超山水画和花鸟画，其“人物画”的特质更决定了它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站在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视野对当代水墨人物画现状重新进行审视是理性的正确选择，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二十世纪初期，针对当时的人物画“远离现实生活的病症”，新文化运动开始推动中国画变革，意在复兴人物画与生活的联系，开启了改良中国画的道路。徐悲鸿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1]的艺术主张，将沉睡多年的人物画从憨甜的睡梦中敲醒，拖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作为中西绘画的焊接点，水墨人物画形成了造型深入准确又能兼顾传统笔墨的价值体系，然而，这种价值体系本身，涵盖了中西方两种文化学养，是高难度的艺技交融。在这样的探索和交融过程中，人物画家们用实践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技艺高峰”，同时也不断地加固和完善水墨人物画的价值体系。然而对现实生活有深刻感悟，对社会责任敢于担当的艺术家是少数，上个世纪末走出来的年轻画家开始偏离了这个价值体系。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中国水墨人物画出现了良莠不齐的多元风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
在这里，我们单从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的现状进行研究。之所以以“写实”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上述的其它两种取向与现实生活关乎甚少，不是人物画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也无法肩负人物画的使命，故其研究价值与写实水墨人物画相比不言而喻。
当代水墨人物画作品较之传统水墨人物画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当代水墨人物画在矛盾中迷失自我、寻求自我。
一方面，自从引入西方造型观改良中国画从根本上拯救了传统人物画千百年来形成的千人一面的程式化造型问题，弥补了水墨人物画的短板，让画面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准确、耐看。但这样的造型观若不加以重新的整合理解而直接植入到作品当中很容易造成“照相机”似的复制，丧失传统绘画“以形写神”“传神阿堵”意象造型的能力和自信。所以，一部分当代水墨人物作品中出现了忽视人物本身的精神而照搬生活和形象的现象，致使绘画缺乏感人的形象和生活的气息。水墨人物画，在中西融合的过程中，艺术本质的问题，并没有通过简单的文化嫁接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造型问题上，中西方绘画怎样包容、怎样取舍？水墨人物画怎样坚守民族属性、精神底线和文化魅力？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有待艺术家们的探索和思考。
另一方面，“笔墨语言”被看做是与“人物造型”同等重要的问题。“以书入画”的绘画自觉日见消解。同时面对严谨的造型，笔墨语言又难以找到既有的规律可以继承，所以出现用传统语言无力表现现实生活的尴尬。在这种面对传统的汗颜和无力感的催生下，艺术家们试图尝试符合当下语境的中国画的绘画形式和绘画观念。比如田黎明运用花鸟画的没骨方法来强调画面的平面化和光感，抛弃笔墨与人物结构之间的关系。周京新则用笔墨堆砌人物体面，专注于笔性的运笔、虚实、浓淡、速度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令“人物”退居其次。
其次，水墨人物画价值观的偏离。
人物造型和笔墨语言构构成水墨人物画的表现主体，但就人物画的本身价值来看，其艺术精神更为重要。现如今，在当代的水墨人物作品中很难看到像历时十载创作的人物画长卷《走出巴颜喀拉》的万古豪情，也难见《人民与总理》中面对灾难，党和国家给予人民的温暖和关爱，更难见《流民图》那种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带给观者的震撼。然而现今的人物画出现更多的是只要“语言”，不要“精神”的偏离的价值观。人物形象的内在和精神不再作为表现的重点而让位于画面效果。作为人物画改良的价值标准“造型严谨”、“传神阿堵”、“主题思想”在当下人物画的品评标准中失语，随之被各种“视觉冲击力”“个人风格”替代。面对当代水墨人物画精神的失落以及价值观的失衡，我们有必要认真深入的研究下这种现状的成因。
一方面， “85思潮”，涌入了大量否定中国传统绘画的新思潮，新的美术形态被试图建立，人物画家们也积极地进行水墨当代性的各种尝试，同时被文人画禁锢的反叛情结促使绘画品格转向世俗生活，追求风格和多元化的趋势越加明显。与此同时，中国画出现了非传统的欲望、恐慌、荒诞、无聊、冷漠等前人不曾表现的情绪。如李津的“饮食男女”系列体现了传统文人对享受生活和人性欲望的强化和凸显。刘庆和的画笔搜寻的都是难以言说的都市男女的神情状态，他无意写实严肃的主题和虚假的表情，而将兴趣点投放到那些没有进入画面的，比较不堪入目的另类生活状态。人物画家们的人文情感和人文关怀并没有建立在对社会现象或文化上进行的理性判断，他们不愿继续承担文化反思的重任，更不愿遵循以往的艺术规范和要求，与此同时，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认可也更加鼓励了艺术家们对本性的探讨和尊重。
问题是当下的绘画作品注重表达世俗生活中呈现出的“视觉图像”，人物被物像甚至被丑化，即便是城市中的俊男美女，也都散发着怪异、痴呆、茫然的精神状态。我们不能否认像田黎明、刘庆和、李孝萱、周京新等画家在表达现代人物形象上，探索出独有的个性语言和人物形象，但我们总难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找出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这种用“语言”替代“精神”和“心理”的绘画，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人物语言符号”而不是被表现的人物或者群体的内在精神和独特个性。这种世俗化的价值观已经和写实人物画的价值观产生了明显的区别。
另一方面，对于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价值观的偏离还体现在市场成为绘画作品价值的“试金石”。艺术市场对于艺术作品的反作用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美术界的权威，中国美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代水墨人物画的风向标，网络媒体，画评画展所追捧的“一线人物”创造着一个个书画神话。在无数受画商关注的展览中，在竞价此起彼伏的拍卖场中，充斥着与艺术无关的“群众性”书画热，然而，这股热潮却让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血脉喷张，失去自我，于是，那些被市场肯定的“功成名就”的绘画题材、样式符号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复制范本。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体现自信的缺乏，更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民族气节的缺失。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应当抱有怎样的艺术自主性创作出有价值而非仅有价格的绘画作品？
而作为水墨人物画的主力阵营，在学院派的教学中，一直沿袭着“造型”、“笔墨”以及之间的关系的训练，由于对传统的继承中规中矩令一种面面俱到的完美成为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艺术家往往缺少创作的冲动和表达的欲望，一辈子都在做一些平淡无味的艺术实践。除此之外，在掌握艺术的话语权的美院教师的影响下，其成熟的艺术见解和绘画风格很容易影响到学生，造成了大部分学生在艺术主张、笔墨造型、语言图式等方面或多或少的保留师辈们的影子。这种种过度的复制出来的艺术风格是艺术之完善亦或是艺术之死亡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
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进行的，而现如今，个人对物质生活的狂热追求已然已经渗透到了绘画领域，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物质生活高于精神生活、自我价值高于一切、实惠大于信仰的时代。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造就的艺术家所背负的困惑和迷惘。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和演变确实偏离了人物画原有的价值系统，但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水墨人物画的现状，以自然宽广的心态面对传统、当下和未来，用“线型墨色”去表现人物形体情态以及精神气质。以独有的观察方式和表现手段让写实人物画成为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一枝独秀”，凸显中国画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王泽庆.《徐悲鸿评传》 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