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弄清的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据《明皇杂录》载，唐玄宗素晓音律，当时的著名歌唱家（时称“乐工”）李龟年“特承恩遇”，被唐玄宗聘为御前乐师。
后因安史之乱，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客闻之，莫不感慨以至掩泣。
杜甫诗中提到的歧王，即李范，为睿宗之子，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崔九，即时任殿中监的崔涤，素与玄宗交往密切，且常出入“禁中”。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正值“开元盛世”的少年时期，其因才华横溢受到歧王李范和殿中监崔涤的礼遇，得以常常出入于他们的府邸，观赏过李龟年献歌的盛况。
这便是诗的前两句所指。后两句则“跳跃”到三十多年以后，遭逢社会变乱的老诗人杜甫与同样衰老的歌唱家李龟年，于风景虽好却时局不佳的“落花时节”，恰又在江南重逢。
这后两句诗，因时代的变迁，又遭逢离乱之世，故只道“重逢”，不言其它；实则欲说还休，蕴深意于不言之中。其间，纠结着时代沧桑、社会遭际与人生感喟，足够后世读者去体察、去品味、去联想了。
所以，历代诗评家认为，这首诗是杜甫绝句中颇富情韵也颇具内涵的一首代表作，诗中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千百年来为读者所品赏玩味，慨叹不已。不过，当我收到戴卫书赠的这首诗时，我首先想到的还只是诗中“友谊”的主旨。
我甚至联想到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题后小引曰：“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戴兄赠诗，或许出于随意为之，信手书写；或许也是“反其意而用之”，将杜诗原旨中隐含的衰境之叹衍化成了盛景之颂，且只取其诗中所表述的“友情”之“义”了。
回过头来，再说说戴树良先生书赠的联语。据说，此联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时任《国民公报》主笔的谭创之先生所撰。
下联中的“李龟年”，前面谈杜诗时已讲过，不再赘言，要说的是上联中的“贾瞎子”。据戴树良讲，此指当时成都的竹琴圣手贾树三，1894年出生，1951年病故。
其人幼时目盲，十来岁就拜师学艺，竹琴、扬琴工夫都十分了得，后长期在东城根街锦春茶楼卖艺为生。当时成都有“茶楼三绝”之说，指的便是贾瞎子的竹琴、徐麻子的掺茶技艺（可高举长嘴茶壶，同时摆开十几个茶碗掺茶而滴水不漏）、施胖子的花生米（颜色鲜红、既脆且香）。
戴树良是成都人，从小就听长辈说起过贾瞎子的故事，拱服贾为“成都的瞎子阿炳”（注：阿炳，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蜚声艺坛的二胡圣手）。在解放前的成都曲艺界，贾瞎子常常以民间的悲欢离合为情事内容，演唱一些世态炎凉的市井故事，“赚”取了听众不少眼泪，故而极受热捧。
这便是谭创之所撰上联“唱罢悲欢离合，回首依然贾瞎子”的由来。
当我被上述的一诗、一联所吸引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据此查找了一些轶闻、典故，弄清了李龟年、贾瞎子的来龙去脉，对二位朋友的赠诗、赠联，自是不胜感激。细想起来，二位画界朋友，与我不仅交情甚笃，且早年都曾赠我画作，而二位都是成都人，又都姓戴，不亦巧乎？二位书赠我的两首诗中，又都关涉唐时乐师李龟年，并由此而牵出竹琴手贾瞎子，使我能饶有兴致地查勘一段成都旧事，顺理成章地衍而成文，不亦奇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