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小说《红字》改编的名为《绿帽子》的话剧在中国上演，剧中将女主人胸前佩戴的“红字”变成了戴在头上的“绿帽子”。话剧演出的商业性决定了它的翻译不能用传统的标准。将“The Scarlet Letter”翻译成“绿帽子”所体现出的文化翻译观，包括翻译需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以及关于“赞助人”和“改写”的文化翻译观。
关键词：红字;绿帽子;文化翻译观
一、引言
2002年春节，由小说《红字》改编的名为《绿帽子》的话剧在北京进行演出，剧中将女主人胸前佩戴的“红字”变成了戴在头上的“绿帽子”。因文化的差异将原来的“The Scarlet Letter”翻译成“绿帽子”是否合适，众说纷纭。有的人评论说，这种改动犹如美女穿上了恶魔装招摇过市，认为这与把《茶花女》改成《一个妓女的自白》，或是把《水浒传》翻译成《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一样滑稽可笑1。也有一些人认为此次的改动很成功，首先引起了观众的兴趣，进而在观众看过话剧之后引发观众更好地领悟作品地精髓。译者则有自己的考虑，认为在霍桑小说中，出现的 “A”字绣是在通奸者胸前的而且是红色表示出轨的人，而恰好对应的是中国里面的“绿帽子”，这样强烈的红绿对比，成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化。作为翻译作品的小说，《红字》需要读者仔细咀嚼才能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部《绿帽子》则能吸引我们进入剧场。我们应该看出的是表层之下真正的寓意，看出单纯情节之下的多层次的复杂的思想内容。改编之后的话剧脚本是想通过戏剧演出的特质，以活人的艺术方式，生动地再现霍桑作品。从“红字”到“绿帽子”体现了哪些文化翻译观，本文将据此进行论述。
二、“红”“绿”中西涵义如此不同
三、“绿帽子”体现的文化翻译观
3.1翻译需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
3.2符合赞助人利益
除非是一些公益演出，一般的话剧演出都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利益，这也是投资话剧演出的赞助人的目的。话剧演出的商业性决定了它的翻译不能用传统的标准。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不可低估。赞助人对译者施加权威性的影响。赞助人可能有助于译文的产生和传播，也有可能妨碍、禁止，甚至毁灭翻译文本。赞助人的力量由三种音素组成，即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和地位音素。在特殊宣传之前绝大部分中国观众对于“红字”的含义几乎没有了解，赞助人这里应该就是投资商想要尽快让观众理解“红字”的含义必定要做一番宣传。想要尽快拉观众进剧场，就要用最短的时间让观众知道这部话剧的主要内容。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容易产生认同感是出于本能的。“绿帽子”是中国传统的惯用语，其含义对于中国观众不言而喻。把“红字”翻译成“绿帽子”极有可能是是赞助人出于利益考虑而促成的。这符合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赞助人的文化翻译观。
3.3实现以译文为中心的改写
勒菲弗尔认为著作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强调“改写”作为文学发展推动力的重要作用，另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需要进一步研究“改写”这种现象的必要性。改写是一种控制，是为权力服务的。其积极的方面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进步。改写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样式、新的方法。3话剧作为一种表演的文学艺术，话剧的形式、内容以及话剧语言都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红字”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严格意义对等的词语，也没有与之相关方面对等的词语。译者通过胸前的“红字”到头上的“绿帽子”成功地对文本的进行了改写，包括再现人物角色，改变人物台词，都以译文为中心，以改编之后的话剧为中心。改编之后的话剧脚本通过戏剧演出的特质，以活人的艺术方式，生动地再现了霍桑作品，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话剧中的一些新意上。
四、小 结
从“红字”到“绿帽子”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涉及到诸多的文化差异问题。而文化差异必将给话剧演出带来困难。4话剧演出的商业性决定了它的翻译不能用传统的标准。从“红字”到“绿帽子”符合翻译需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的翻译观，是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赞助人利益的观点的体现，更实现了不以原著为中心的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