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高明，就是由于我们总是能够不断继承前人取得的成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进步，而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每一代都从零开始。研究语文教育，也有一个优秀传统的继承问题，先哲说得准确、正确而且又相当透彻的事实或道理，我们倘若不以为意或视而不见，恐怕都不是明智的态度。关于语文与中华传统文化，据我在写作这篇短文时的粗略了解，相关的资料少说也有数十万字，相关的问题也几乎都有涉及，尤其是叶圣陶、吕叔湘等前辈语文教育家所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参考。
任何人都无法割断历史，不管是否愿意，就像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我们也绝对没有可能拒绝传统而不生活在传统的影响之中。同样，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怀抱，我们所应做、能做的是自觉积极地熏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自觉积极”说的是态度，“优秀”指的是内容，两者缺一不可，而且互为因果。当然，我们不是为传承而传承，而是为实现教育的根本日的，即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虽然日前还不是我们教育的现实目标，但毕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而这―努力又哪能离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呢？我们不是鲁迅所说的“孱头”“昏蛋”“废物”，要―把火烧掉祖宗留下的大宅子。当然，传承也不是一定要穿上古人的服装在孔子或父母面前三跪九叩，而是出于造就一代新人的需要。
就中小学教育而言，首先，我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应该也不可能单由语文课程独自大包大揽，有关思想品德、科学、社会的课程都有实施的必要和空间，大家既各有所司又分工合作。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各门课程的教学中不但不应是额外的负担，而且应该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起码不会影响它们完成各自课程标准所赋予的教学任务。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大家常说的古代传统文化，也不应该轻视更不应该忽视或排斥五四新文化以来的传统。再说，传统文化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元的，单就人文学科而言，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文学等都有极其宝贵的遗产。譬如先秦诸子，儒家同然熏要，其他各家也都颇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而汉唐直至五四以来对儒学的反思、批判也有许多闪光的篇什，倘若一慨弃若敝屣，也将使我们成为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平心而论，语文课程应当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课程之一。就说语文教材，如果剔除我们古代的和五四以来的文化瑰宝，就会瘦弱得十分可怜，以致不成样子，贻笑大方。不过我们讨论的重点可能主要还是古代遗产，就是大家常说的古诗文。这里似乎有一点应予提醒，就是不能将古代文化遗产和语文教材里的古诗文完全等同起来，例如孔子、孟子关于“仁义”的论述，不能仅仅被视为“古文”。――是的，它们的的确确是古文；但我们之所以将其选为课文，又不仅仅南于它们是古文，更有古代文化史这一角度的考量，即由于它们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课文还是这几篇课文，但在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心目里，又不仅仅是语文课本里的课文。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衡定唐诗宋词的价值，那也是一个笑话。
语文课程必须培养学生正确理解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用叶圣陶的话来说这是语文课程的“独当之任”，必须努力完成，没有价钱可讲。古代文化遗产都是文言作品，因而从另一面看，学习古代优秀作品也就是在学文言。文言和白话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虽然两者关系甚为密切，学习文言有助于学习白话，学习白话也有助于学习文言，但它们毕竟不能相互取代。我们也根本不可能给文言作品脱下文言的“外衣”而穿上白话的“时装”，因为语言不是作品的衣裳，即使把它翻译成白话，它同时也就失去了原汁原味。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一般而言，“语文”“祖国语文”“祖国语言文字”可以而且也应该包括文言，但实事求是地说，上引课标文字中之所指应该主要就是现代语文、现代白话，而不可能是文言，因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绝对没有可能达到让学生获得基本的文言素养、正确理解和运用文言的程度。这也就决定了义务教育阶段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学必然以现代语文即白话为主，课标的精神应该说和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三老的主张是―致的。文言呢？当然要学，而且非学一点不可。如果一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中国公民，根本不知道孔孟老庄、李杜苏陆为何人，《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为何物，还能算是合格的中国人吗？我以为，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语文教材，都应当有计划地选入我国古代顶尖级思想家、文学家的作品。至于相关部分的教学目的，我觉得教育部高中语文课标必修课程之“阅读与欣赏”部分第九和第十两条“课程目标”已经说得相当清楚、全面、准确，只是第九条似可补上一句关于培养民族自豪感的内容；而且我还认为，语文教材选编古代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同然也就是在学习文言，起码有利于学习文言，但应侧重于其文化内涵。 这里要注意几种比较极端的片面看法。或认为白话三岁儿童就会说了，无须再学，大不了也就是在小学里学会识字而已。其实，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现代语文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精致的语言，和文言相比，它的词汇更丰富，语法更严密，表达也更精确，需要中小学生认真去学。许多优秀的现代语文作品富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或学术价值，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也值得中小学生认真去学。我们千万不能低估白话在我国现代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伟大贡献。另一种片面看法是吕叔湘早已指出的：“说不学文言就学不好白话文”，“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还有人认为，文言典雅，白话浅俗。其实，既有浅俗的文言，也有典雅的白话，雅俗不能光以文白来分。
“比重”问题若能从大的方面定下来，所要商量的就是教材里文言和白话的具体比例问题，为主的“主”颇具弹性。我的建议有三点。一是关于文言篇目的编选一定要慎之又慎，精益求精。如《出师表》无非一个“忠”字而已，且其所忠非人，行政又重在“人治”，从作品思想性而言似可撤下。民国语文教材曾编人的黄宗羲《原君》，闪烁着民主性的光辉，理应把它请同课本。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敢于坚持不一概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语言浅近，文章短小，说理透彻，似可进入待选的行列。我这里只是略举几例而已。由于“名额”有限，十分珍贵，因此必须彻底清除次品。二是文言诗文在课本中的分布问题，小学、初中、高中应逐段增加，每段之内则是逐级增加，到了高三，五五之比似乎可以考虑，“五五”已由“为主”转向“并重”了。三是适量增加有关传统文化的选修课和课外活动，选修要做到真正选修，参加相关课外活动也必须要真正自愿，以便给对传统文化特有兴趣的学生提供一个多学一些的平台。例如，古人非常讲究诗文的声律，《文心雕龙・声律》谓：“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出，唇吻而已。”今人若要真正走进古代诗文的感情世界，绝对不能无视平仄这道门槛。我们的古代诗文教学不讲平仄已经多年，好像已经成为新的传统。这白有它的必然之理，我绝对不主张中小学生去学平仄；但可以甚至应该为欲学者列入相关的选修课作为教学内容，以为今后愿意从事文、史、哲研究者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
教材还有一个编排问题。这次我特地略翻了几种教材，印象是散和乱，古诗文东一单元西一单元，单元内也往往是东一篇文章西一篇文章，随意性较大。教材关于传统文化的编排还有较大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我的想法是相关课文在每册里还是独立成为一个部分为宜，而每册的这一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应当通盘考虑，相互照应，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各自为政，自立山头。例如，上文提到的孔子、孟子有关“仁义”的论述，两个阶段都应当有，但其内容应据两个阶段不同学生的年龄特征而有不同的侧熏。两个阶段内部各自也都应是有机的整体，各年级、各册、各单元乃至各课之问虽各有个性，但都是同一网络里的一个节点，决非乌合之众。换言之，如果将它们从课本里抽取出来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一本极好的有系统的古代文化读物、有代表性的古诗文读物，而不是勉强凑在―起的散兵游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