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潘雨桐与李天葆是以阴柔风格见称的马华当代男性小说家。然而，阴柔主调的张扬，是否代表作者对父权制所主张之阳刚特质的质疑？本文即以康奈尔理论为依据，探讨潘雨桐与李天葆小说人物的男性气质，并从而窥探作者的男性意识。
关键词：潘雨桐;李天葆;男性气质;父权制
前言
在马华小说家中，潘雨桐与李天葆是以阴柔风格见称的两位男性作家。他们小说的故事主线同样多以男女情事为骨干;在语言风格和艺术格调方面都倾向细腻繁复，华丽婉约①;另外，他们也惯常以女性的观点和视角来开展叙事，揣摩女性的情感和思想，并关怀女性的处境和命运②。然而，阴柔的主调是否代表对阳刚的质疑？换言之，他们的小说是否从根本上表现出对男性气质的偏离？
康奈尔（R.W.Connell）在其代表作《男性气质》③中主张，对男性气质的研究，须从两性的关系模式――即权力关系、生产关系和情感关系着手。父权制通过性别分工，将男性与女性分别塑造成养家者与受养者。养家者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的牺牲或贡献，使之获得支配受养者的权力;而掌握支配权的男性，往往就利用这种权力迫使女性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劣势。因此，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与生产关系经常处于循环的结构中。而情感关系则是形塑与实现欲望的实践活动，以异性恋男性以女性为性或爱的对象为普遍结构。本文即以康奈尔理论为依据，探讨潘雨桐与李天葆小说人物的男性气质，并从而窥探作者的男性意识。
建构：不自觉的拥抱
普遍上，男性总是被视为父权制度的受益者④。然而，男性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并不一定能获得父权制所提供的利益。父权制将男性和女性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手段，乃通过性别气质的划分而达成⑤，因此只有达成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男性，才能受益于父权制。这种最具影响力、且最为主流社会认可的男性气质类型，克拉特鲍（Kenneth Clatterbaugh）称之为“保守派男性气质”，而康奈尔则称之为“支配性男性气质”。⑥
性别气质的划分暗藏了男优女劣的观念，它使人们相信，男性气质带有理智、刚强、光明的、积极的特质;相对的，女性气质则有情绪化、柔弱、阴暗的、消极的特质。按此逻辑，男人显得比女人更具支配的优势与合理性⑦;因此，支配女性，就可被视为男性拥有男性气质的具体表现（如果不是“嘉奖”的话）。然而，支配性的获得同时也以男性是否扮演养家者的角色为前提。诚如康奈尔所言：“个人的男性气质与他是否为家计负担者有关。对于那些无法养家糊口的男性来说，男性气质将会受到压力。”⑧由此看来，男性气质对男性的作用是双重的：它一方面给予男性支配受养女性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让男性推诿不掉承担家计的压力。
潘雨桐在他的小说中，鲜少主张男性支配女性的合理性，甚至在情感关系方面亦极力批判以女性作为纯粹的性对象的男性。对展现明显男性霸权的角色，潘雨桐无疑是抱持批判态度的。他或在小说中安排相关人物自食恶果的结局，如《咀嚼死亡》中狩猎过“像落花一样”⑨数不清的女色并引以为豪的男主角，最后因感染艾滋病毒的疑虑而惶惶不可终日;或致力凸显霸权男性的缺陷与丑恶，如《逆旅风情》⑩讥笑有钱“买下”女人为禁脔的陈宏是个性无能者，而《野店》{11}中剥削妻儿的林阿成，则被刻画成丑态尽露的小人。
尽管如此，潘雨桐对男性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期待，却还是服膺于传统的性别分工的。他笔下不少男性角色都被施加养家的重担。《冬夜》{12}的小储和《一水天涯》{13}的陈凡皆因养家之需，孤身到陌生的环境里工作而尝尽压力与寂寞。他们将重视家庭和男性养家的职责划上等号，是以对此并无怨怼。挣钱养家固然可视为男性对其家庭的承担，然而一旦承担被固定成不可置疑与不可分担的“美德”，就不免变成男性一种宿命似的压力。
在《旱魃》{14}一文中，“男人”最初选择娃希达是因为以为她“好养”，不料成家后才醒觉，多好养的女人都需要挣钱养活。由于生产关系作为男性支配女性的先决条件之一，所以当男性的能力不足以应付需索，不但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会有所动摇，男性的尊严也会随之受损。因此，当“男人”的收入未臻理想，就被娃希达挑战似的提醒：“你是男人”，并要他“拿点本事出来”{15}。于是“男人”冒着犯禁的危险，接下砍伐伯公树的工作，最终不幸被倒下的枝桠压死。与其说他是死于锯木，不如说他是亡于巨压――养家的巨压。
没有被赋予名字的“男人”的悲哀，也许某个程度上暗示了普遍男性潜在的悲哀。潘雨桐在《河岸传说》一书中还刻画其他多名与上述角色类似的男性劳工，如铁头和阿楚等，他们同样接受男性的性别分工，承受养家的压力，而不得不置身山林，面对种种自然危机和资本家的剥削。其中，阿楚甚至在他女人萝伊丝动辄粗暴以待的情形下，都没有放弃赡养她的责任。
在另一篇小说《南门桥下的流水》{16}里，女主角因曾遭男性伤害，因而怨恨男性，并变得只相信物质。她不断压榨生活水平不高的丈夫，在丈夫拿不出钱的时候甚至用言语侮辱或几近虐待的方式来对待他。作者通过描述丈夫诸如翻箱倒柜寻找可典当的物品、被当铺压价、寻思从非法途径获得狗肉做生意等的行为，表现了男性角色对养家一职的执着心态，与其无力独撑而生的挫败感。潘雨桐笔下的女性被指常以自我的“他性”来获取物质上的利益，有自我物化的现象{17}。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正是这样的女性，让其间的男性在养家方面备感沉重的压迫。
上文提及，潘雨桐对男性霸权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这批判却又有其限度。比如在一篇写男女可通过契约达成“短期婚姻”的小说《雪嘉玛渡头》{22}中，对男方定期付出家用以购得女方的身体服务，而女方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处于被动、甚至可被男方随意转让的情况，潘雨桐无疑是不能苟同的。但是，小说结尾处，当娜芙珊趁林瑞祥不在的时候，利用身体来诱惑其他男人，这种契约的不公就不觉被稀释淡化了。签约的双方都不讲究诚信――林瑞祥染指娜芙珊的妹妹莎夏拉，娜芙珊诱惑其他男人，使契约本身变成不重要的约束，再讨论其合理与否似乎显得多余。而它所潜藏的男性霸权，在这个时候，就得以成功隐匿。
另外，潘雨桐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处境及其面对压迫的心态的处理，亦往往无形中使得小说中的男性霸权得以合理存在。比如在《那个西双版纳来的女人叫蒂奴》{23}中，为了成全作者心目中伟大的女性，男性霸权甚至升华成看不见的父爱。无论张小燕的父亲作出任何恶劣的行为，张小燕却仍能认为父亲是将她们“疼在心里”。作者以女性的伟大谅解了父亲的偏执和暴虐，这也同时消解了他对男性霸权的批判。{24}
潘雨桐对男性霸权有着批判和不予批判两种态度。这种暧昧的态度，并非出于他对男性霸权的肯定，而是在于他对男性气质的认同。他多篇小说的人物语言，不经意道出了他心中认可的男性特质。这些特质在小说中的合理性，几乎是“不容辩驳”的。《乡关》{25}的老赵在鲁汉云得知阿仙为妓的真相后，劝他作为男人要承受得住打击;《静水大雪》{26}中，李蔷指吴怡南作为男人，自有理想和抱负;《何日君再来》{27}的女主角认为作为男人就要有事业;迪南则在露嘉西雅面前表明，身为男人就不须他人的照顾。可见对潘雨桐来说，除了作为有担待的养家者以外，男人也须有可以承受得住一切的坚强性格、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有事业、能自立等特质。这些特质使男人“成为男人”，因此也使他们“有别于女人”。易言之，他显然认同了分化性别气质的基本规则，即男性在某些方面优于女性。而这样的观点，其实不自觉地与男性霸权所主张的某个层面相合――既然女性在天生的特质上劣于男性，因此“应当”接受男性的统治。当男性在权力关系上表现出极端的一面时，潘雨桐基于其人道主义价值观，清楚意识到男性统治对女性带来的伤害。然而，当他汲汲让笔下的男性人物（无论正面或负面），都以建构男性气质为目标时，他又对男性气质和父权制之间的亲密关系意识模糊，显然未认知到建构男性气质的合理性，其实即代表对父权制的基本认同。
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可见，然而它对较为弱势的男性的钳制和迫害，却往往不为人们辨识。由于男性被期待必须支配和赡养女性，在这两方面有所不足的男性，就须承受沉重的压力――来自社会、女性，甚至自发性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虽然潘雨桐在小说中表现了对弱势男性和女性的关怀，可是他仍然摆脱不了男性气质对笔下人物的压迫。
消弭：不完全的疏离
相对于潘雨桐，李天葆笔下的男性与男性气质的关系较为疏离。那些小说人物对自己在权力关系和生产关系上的位置并不太在意，这与一般男性力求支配女性和养家活口的情况相悖，所以他们常被人认为是缺乏男性气质的。也有论者认为李天葆有意阉割他笔下的男性，以残疾或死于非命的方式让他们消音;而他们之缺乏生命力，乃为成就作者对女性的拥护和讴歌。{28}
尽管李天葆小说中的男性人物所占篇幅不及女性角色，然他们在这些以男女情事为骨干的文本中始终有着一定的重要性。与其把男性气质的欠缺当作是李天葆对男性的阉割或消音，本文更乐意将之解释为是李天葆对男性气质之压制男性的一种（不自觉的）体悟。
在父权制的观点中，夫妻间理想的权力关系，是丈夫在日常生活中引领、甚至支配妻子。人们总是容易把对丈夫千依百顺的妻子当作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而反过来把事事听从妻子之言的丈夫说成是夫纲不振的老婆奴。人们又总是一厢情愿地认定，女性对男性的顺从是出于爱意，而男性对女性的顺从则是由于无能。李天葆《双女情歌》{29}中的唐铭忠、《盛世天光》{30}中的钟贵生与范舟桥，及《花田错》{31}中的花继仁，即是在这样的观点中被去势的。一般认为，类似这种遭“阉割”的男性在生活上一定是悲惨的，然而证之李天葆的小说，却不见得如此。以上述男性角色为例，他们被认为缺乏男性气质，然而不一定真是脱离了男性气质;再者，他们的生活也不一定真的悲惨。
唐铭忠为躲开妻子张石榴的唠叨，“每天宁愿摸黑出门喝早茶”{32}。钟贵生则是个有名的纨绔子弟，妻子杨金蕊一手打理家族生意，远比他精练能干，以致家中的工人不将他放在眼里，外面的人更暗地里取笑他。然而，实际上，唐铭忠和钟贵生并不完全受女性支配。张石榴在外人面前时时顾及唐铭忠的面子，不与他正面冲突，甚至还极力强调其“校长夫人”的身份――完全没意识到那其实是对她的附属性的强调。而杨金蕊再怎么跋扈，也须要刻意放软姿态、尽力讨好钟贵生，以达致她为钟家传宗接代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目的。由此看来，唐、钟二人其实仍高度享有父权制为男性而设的利益。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具备支配的优势，却没行使支配的权力――违背了人们对父权制逻辑的理解，才构成观者/小说中其他人物，无法不对他们表示轻蔑的原因。 “夫纲不振”的角色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花继仁。他被夹在妻子田赛红和姐姐花大姐之间进退两难。两个女人明争暗斗，但往往还未击中对方就已为花继仁带来伤害，而他总是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花继仁对此并非毫无自觉，他也知道自己“没用”，连小辈都看不起他。虽然如此，在两个女人没有进行争斗的时候，他与田赛红之间的相处还是和谐融洽的。作者在小说中描述了花继仁对妻子的欣赏和爱护，可见他在权力关系方面受妻子压制，除了是因为他和平忍让的性格使然，也是出于他对田赛红的爱。与此相似，唐铭忠对悍妻的忍让，大约也与对她的迷恋不减当年有关。
范舟桥的情况亦与花继仁相仿。他与妻子惜妹有着相互守护的决心，平日的相处也是和谐的。在家中，惜妹会为一些小事而惩罚他、揶揄他;然而在外面，惜妹却会在丈夫遭人取笑时会反唇相讥。尽管范舟桥与惜妹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分处支配与被支配的两端，然而惜妹处处都显得较丈夫强势。吉力根（James Gilligan）{33}曾指出，男性的理想特质是具侵略性的，所以安分守己的男性会被认为缺乏、或无法拥有那些气质，人们从不把抗拒拥有侵略性视为男性自主的意愿。因此，范舟桥的“示弱”尽管是出于对妻子的爱护，是主动的选择，但是这样的和平主义已足以让范舟桥被轻视。而他被认为缺乏男性气质的另一个原因，则与他乐于助人的性格有关。他常为了帮人完成各种琐碎事而抛下正职不理，但是由于作为公共空间的职场是属于男性的{34}，再加上男性必须透过工作来完成养家活口的责任，所以不重视自己的工作，自可被当作没有男性气质的表现。
李天葆笔下也有不少生产关系不理想的男性，但他们和潘雨桐笔下的男性不一样。李天葆小说中的男性纵然身处经济困境之中，也似安于现状，没有为此而冒险或寻求突破。这样的消极态度也是和男性气质不符的。除了范舟桥，《桃红刺青》{35}的油漆匠阿商也是如此。阿商是个释囚（被富人陷害），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苦。他和颇为同病相怜的妓女桃红相爱，被人讥笑为吃软饭，他也不以此为耻，这种坦荡的态度反而让人对他有点敬佩。
阿商和范舟桥在小说中都有不幸的结局：阿商在桃红被强暴后为她报复不遂而被杀，范舟桥则在帮岳父修理屋顶时被坍塌的屋顶压死。不过，故事中的死亡在此并不可视为作者对“雄性”的有意消泯。他们虽然在权力关系或生产关系方面有所缺失，但作者在处理这些男性人物时，非未带着批判的态度，反而彰显他们善良的特质：范舟桥乐于助人;阿商坦荡自立。他致力挖掘他们性格中温和、无害的一面，从而凸显这类男性在社会的偏颇视角下的悲剧性。
与此同理，生理上的残疾也未必是象征性的阉割。《旧乐园巷》{36}中的跛脚阿杨，开着一家小书店，曾因为经济能力不足而错失了与张兰影的恋情，但他最后却也另有所获，过上美好的生活。作者虽然将阿杨形塑为身有残障，在生活作风上也不太有雄赳赳的表现，然而他在生产关系方面乃稳坐于养家者的位置，况且妻子琼花也与他相敬如宾。作者对阿杨在权力关系方面的内敛姿态，并无作出责难与批判。
从表面观之，李天葆笔下的男性人物确实与男性气质保持明显疏离的关系。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在意――或至少不执着于自身的权力与生产关系上的位阶使然。而男性人物在权力关系与生产关系方面的退让或放松，正好使李天葆小说呈现出一种消弭男性气质的效果。然而，从总体书写而言，李天葆小说对性别气质的压迫本质未必有多大的自觉。这一点或许可反证之于他对女性角色的处理：其小说中的女性容易互相仇视，容易“由于自身所受轻蔑被深层意识化”而去鄙视自己与别的女人{37}。她们往往将存在价值投注于自己的容貌和才华，换言之，即更求彰显自身的女性气质。这种举动，究其实正是强调自己足以成为依附男性的客体的本钱。因此，看似采取主动的女性，其实也仍然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结语
潘雨桐与李天葆对两性的关怀毋庸置疑。他们对身处劣境的男性或女性都倾注了同情，可是他们无论对男性或女性的关注，都在男性意识的阻挠下，显现了其限度。潘雨桐批判压迫女性的男性霸权的同时，也要求其男性人物展现明显的男性气质，“像个男人”。殊不知男性追求男性气质的过程如同遭受鞭策，而男性气质过分膨胀的时候，也可能对女性产生更多的压迫。
而李天葆允许他笔下的男性欠缺男性气质，且不视他们为悲剧人物，这显现了他对男性气质的一种疏离。这种疏离若称得上反思，则其反思也是极有限度的――其小说男性对自己“夫纲不振”始终暗自介怀，即已揭示男性对彻底地抛开其对权力关系的欲望之不易。
两位作者对男性气质的认同或部分认同都揭示了他们的男性意识。这也说明他们的书写虽带有阴柔主调，却不一定是质疑阳刚的表现――他们的小说，归根究底，并未得真正脱离男性气质对男性的纠缠。
② 黄锦树：《新/后遗民：漂泊经验、族群关系与闺阁美感――论潘雨桐的小说》。李振辉：《往事只能错位――小说李天葆的怀旧美学》，《蕉风》2006年，第495期，第82页-第93页。
③⑧ R.W.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④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舒小菲译，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苏珊・布朗米勒：《女性特质》，徐飚、朱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⑤ 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菡、周丽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克拉特鲍曾就不同学者的讨论，将男性气质整理成八种类型，分别是保守派、拥女主义、男权运动、神话创作、社会主义、男同志、非裔美国人和福音派（肯尼斯・克拉特鲍：《男性气概的当代观点》，刘建台、林宗德译，女书文化2003年版。）;而康奈尔则将男性气质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此四种实践类型（康奈尔：《男性气质》）。其中，保守派和支配性男性气质，都是“男性气质”此一术语最初所指涉的特质。 ⑦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布朗米勒：《女性特质》。康奈尔：《男性特质》。
{11} 潘雨桐：《野店》，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
{18} 潘雨桐：《因风飞过蔷薇》，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 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
{21}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第70页。
{24} 关于此点，可参阅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
{28} 李振辉：《往事只能错位――小说李天葆的怀旧美学》。
{29}{32} 李天葆：《民间传奇》，吉隆坡大将事业社2001年版。
{30} 李天葆：《盛世天光》，台北麦田出版2006年版。
{31}{35} 李天葆：《桃花秋千记》，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3年版。
{33} 詹姆斯・吉力根：《暴力失乐园》，李芬芳译，台北时报文化1997年版。
{34} 布尔迪厄：《男性统治》。
{36} 李天葆：《南洋遗事》，吉隆坡中华独中1999年版。
{37} 米利特：《性的政治》，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