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享有晚清“小说界巨子”美誉的吴趼人，不仅以多产的小说创作实绩盛名于晚清文坛，而且其多维化的小说理论建构对晚清文学格局的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描述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演进路径，凸显其小说理论形态的独特个性，透视其主体建构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与疏离，藉此可全面审视晚清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特点和规律。
[关键词]晚清；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
晚清时期，正是民族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激化、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文章与世变相因”①，随着晚清时期“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的“三界”文学理论的提出，文学面貌亦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新颖形态。其中，由梁启超直接倡导掀起的“小说界革命”声势浩大，深人人心，自此小说肩负着改良群治、改良社会的重任正式步人了文学的殿堂。而伴随着印刷出版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专门刊载小说及小说理论的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同时职业小说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开创了晚清时期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空前繁荣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格局，晚清小说理论亦悄然发生了迥异于传统的变化，梁启超、夏曾佑、林纾、吴趼人、徐念慈、黄摩西等人在进行小说创作翻译的同时亦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阐述建构着晚清小说理论的现代品质。迄今为止，以上诸位大多有专门论文涉及其小说理论的特点、成就、影响等。惟吴趼人鲜有专论涉及其小说理论及其现代建构的特征和意义。
吴趼人，享有“小说界巨子”的美誉。一生共创作18部中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5部文言笔记小说，4部笑话集，2部戏曲传奇等。论其一生的创作成就，无论是创作的种类、数量还是艺术敏感性与开拓性方面都无疑是晚清文学的一面旗帜。不仅如此，创作之余的吴趼人也非常注意小说理论的研究，其小说理论主要散见在《小说丛话》、《说小说・杂说》、《月月小说序》、《历史小说总序》等文章内，及有关创作或衍义的小说评点或序跋中，对小说的创作任务、小说的社会作用及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等方面都发表过相关的理论见解，其小说理论对晚清文学从近代向现代过渡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全面系统地专论吴趼人小说理论的现代特征，可以凸显其小说理论形态的独特个性，透视其主体建构与晚清社会现实的关联与疏离，触摸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与焦虑、不舍与痛苦，藉①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诗文》，湖南：岳麓书社，1986年，第247页。此可全面审视晚清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特点和规律。
一、呼应小说“改良群治”之主张
吴趼人小说理论的现代建构，首先表现在积极响应并实践梁启超“改良群治”的政治小说主张，强调文学社会改良之功效。
1897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了《游戏报》，专刊载以消闲娱乐为主旨的“游戏文章”。生性“磊落不羁，滑稽玩世”的吴趼人很快与李伯元结为至交。同年，32岁的吴趼人离开整整服务了14年的江南制造局，受聘刚刚发行的《消闲报》笔政，开始了短暂而丰富的报人生涯。期间，吴趼人曾担任上海多家日报笔政，意在以启发民智为己任，然而尽管“游戏文章”的本意是以“觉世”为目的，但“游戏”时间过久，藏匿内心的焦虑与愤懑便会挤压流淌喷发。1902年3月，吴趼人毅然辞去《寓言报》主笔职，“闭门谢客，瞑然僵卧”①，反思之余写下五十七则小品文《吴趼人哭》，以诙谐讽刺之辞写尽天下不平之事。他为自己专注于供人消遣的“游戏文章”而羞愧，亦痛惜“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②很显然，吴趼人迫切希望重新进行自我设计，以新的姿态加入社会进步的行列。
此时，文学界涌动着“小说界革命”的风潮。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考察了日本政治小说及其理论，并写出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强调政治小说的重要性。他在阐述《新小说》之宗旨时宣称：“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③1902年，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毫无疑问，梁启超关于“新民”的政治小说理论，充分契合了吴趼人焦虑迷惘的精神需求，吴趼人遂振作起来，开始显露出巨大的小说创作潜能。1903年，李伯元、刘鹗的《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开始在报上连载并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李伯元曾被后世学者誉为“第一个站在改革的历史高度，对官僚体制弊端进行揭露和抨击的文学家”④。从梁启超手中接过《新小说》杂志主笔重任的吴趼人也创作了许多“谴责小说”，将批判之矛头指向腐朽的晚清政府，仔细描摹社会的种种“怪现状”，揭露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新小说》后期几乎每期都有吴趼人的作品，总篇幅有时甚至占了一半以上，如此丰富多产的创作态势使得他名声大振，成为晚清时期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可以说是“小说界革命”开启了吴趼人小说创作、小说理论建构的新阶段。
吴趼人强调社会改良的小说主张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898年，《消闲报》开始连载吴趼人创作的首部章回体长篇小说《海上名媛四大金刚奇书》，小说序中有云：“出言而不关于经济性命之学者，君子宁默。故是风云月露之词，壮夫当鄙为雕虫小技，引稗官野史徒以供人谈笑者哉。……起伏线索之中，暗隐报施因果之理。虽于风俗劝惩无所裨益或亦吾伤于风俗劝惩乎！”⑤可见此时的吴趼人依然保持着传统小说观念，重视搜奇志异，以耸视听，呼应市民读者娱乐消遣的需求，以达到劝惩告诫的写作宗旨。此为吴趼人早期小说理解，对小说的社会功能认识不足。然在“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政治上倾向于改良派的吴趼人，其小说创作和理论主张明显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以梁启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0页。②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八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③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④欧阳健：《李伯元的定位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⑤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六卷，第378页。超为首的维新派素来将通俗易晓、饶有趣味的历史小说当作启迪民心的重要工具，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小说”结合社会发展与时代需求，根据自身的主观愿望对历史进行艺术处理，淡化“历史小说”的史料性与文献性，目的是为了更容易深入人心，体现“新民”、“启智”的政治要求。吴趼人积极呼应梁启超政治小说改良之宗旨，在其担任《新小说》杂志总撰述员之初，即挥笔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痛史》，借南宋灭亡，元军入主中原，权奸卖国求荣，忠臣义士奋勇抗元的历史故事发兴亡之感。文中大段政治化议论说教文字，批判色彩极其明显，直接指向腐朽无能的晚清统治阶级，并对国民的懦弱愚昧表示愤慨，欲借《痛史》式的历史演义故事引导国民能够联众一心，坚决抵御外敌侮侵，不当亡国奴。除《痛史》以外，吴趼人还创作了《两晋演义》、《云南野乘》等历史小说，并连续发表《月月小说序》、《历史小说总序》、《两晋演义序》等理论文章，进一步详细论述其历史小说创作理论。传统历史小说观念坚持“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次谬”①。而吴趼人在创作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历史小说不可能完全忠于史实，只有当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趣味性相统一，才能使小说具有可读性与趣味性。随着吴趼人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之思考不断深入，其历史小说理论已初具完整形态。 随着吴趼人对小说“群治”、“新民”、“改良”等功能认识进一步拓展，他逐渐超越了借古鉴今的历史小说创作格局，而更加关注晚清社会现实，并创作出一系列描摹“社会种种怪状”的长篇社会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瞎骗奇闻》、《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等。此类社会小说描写社会现实之广度与深度更为复杂深刻，似一面社会显微镜，将晚清社会种种“怪现状”纤毫毕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同时，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吴趼人等晚清文人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动荡与发展，曾经的报人生涯及分期连载刊登的杂志形式使得他们偏好极具“时事性”的小说，常常将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社会焦点问题及时提炼纳入小说题材，细致描摹，直指当下，其及时性与新闻性更容易赢得普通民众的共鸣。当清政府于1906年下诏宣布预备立宪，维新改良派欢欣鼓舞之时，吴趼人创作了一系列以立宪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庆祝立宪》、《预备立宪》、《大改革》、《立宪万岁》等，集中揭露和批判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骗局，戳穿清廷统治阶级的政治阴谋，反映了赞成立宪、但坚决反对假立宪的社会呼声，表现了吴趼人不盲从维新改良派，政治思想具有独立性的一面。
吴趼人关于“小说界革命”、“政治小说”等理论主张，没有专门之作，更无系统阐述。但其以多产的小说创作积极响应和实践着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的理论主张，功莫大焉。梁启超登高一呼，吴趼人等人迅速呼应，其日：“吾人于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②，拉开了晚清小说如火如荼之序幕，颠覆了几千年来小说为“稗史野说”的末流地位，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和现代意义。“政治小说”虽然可以视同古代文论“文以载道”的延伸，但晚清进步知识分子所求之道绝不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之道、“温柔敦厚”之道，而是变法图强之道，新民启蒙之道。这一主张经过梁启超、吴趼人等人的深刻阐述和具体描绘，承载了特殊时期苦难中国的社会诉求和民族呼唤，体现了古今中西汇通视域下进步士人的价值选择和现代超越。
二、重视小说“道德教化”之作用吴趼人小说理论的现代建构，其次体现为重视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强调小说的审美教育功能。①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90页。②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88页。
吴趼人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先驱，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坚定追随者。如其于1905年发表《新石头记》时的署名“中国老少年”，应该是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的影响；又如小说《胡宝玉》也明显受到梁启超传记文学《李鸿章》的影响，吴趼人的好友周桂笙在为《胡宝玉》撰写的书评中称：“仿《李鸿章》之例，其体裁亦取法于泰西新史。”①不过吴趼人与梁启超之间的相应相随，并不意味着吴趼人只是一味盲目迎合而不作自主思考，缺少独立认知。事实上，两人之间无论在小说创作实践还是理论建构方面均有合有离，时同时异。这些差异与疏离源自两人不同的身份、追求和视域。梁启超既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更是维新派政治家，他之所以倡导小说是由于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小说“新民”、“启蒙”的政治化功效；而吴趼人则不同，他是倾向于改良派的传统知识分子，在《月月小说・序》中，他一方面对“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的繁荣现象表示肯定，同时也不免对当时小说界一边倒的“政治化诉求”的现状表示担忧，他反对无助于改良社会和佐群治之进化的小说，更不赞同小说创作违背反映真实生活的原则。吴趼人开始意识到除了政治化的“启蒙”、“新民”功效外，小说的诉求应该还有其他愿景，或许应该在更深层次上探索民族国家想象的路径和结构。
其实，在吴趼人灵魂深处，一直潜伏着以道德教化改良社会的心理元素。他提出：“吾既欲持此小说以分教员之一席，则不敢不审慎以出之。历史小说而外，如社会小说，家庭小说及科学冒险等，或奇言之，或正言之，务使导之入于道德范围之内，即艳情小说一种亦必轨于正道乃入选焉。”②早在1905年创作的小说《新石头记》中吴趼人即提出“文明专制”之说，而德育则是“文明专制”的核心与灵魂。并在《上海游骖录》跋文中进一步申明：“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故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③这一曾被“政治小说”遮蔽的潜在道德元素被重新激活，在吴趼人看来，晚清社会的诸多怪诞腐败，种种弊端丑陋，盖因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皆因中国国民缺乏完美的传统道德教育。而导致传统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古贱儒，附会圣经，著书立说，偏重臣子之节，而专制之毒愈结而愈深；晚近士者，偏重功利之学，道德一涂，置焉而弗讲，遂渐沦丧”。④吴趼人意图借助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及感染力，向民众灌输先进的文明知识，以此转化社会不良风气、提高国民素质、恢复传统道德规范。
怀揣着“道德救国”的理想，吴趼人不再聚焦于社会表面“道德沦亡”的种种怪现状，而是企望通过恢复传统道德规范来重新整饬晚清混乱的社会秩序，以此挽救士风和开启民智。而这样的道德教化思想与吴趼人心中的传统情结是分不开的。首先吴趼人是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熟悉其中经义，其耳濡目染的乃是儒家思想之精华“孔孟之道”；其次故乡岭南良好淳朴的民风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十八岁时因为家庭的变故，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上海谋职求生，然而上海都市的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坑蒙拐骗、人心险诈、见利忘义、淫风大炽等丑恶现状，让吴趼人对故乡岭南的风土人情以及故乡“木鱼书”式的传统教化一直难以忘怀，其在《小说丛话》中云：“惟吾粤几不知有‘淫风’二字，偶有不贞者，则不复齿于人类。初不解吾粤何以独得此良风俗也，继思之，此亦小说家之伟功。弹词曲本之类，粤人谓之‘木鱼书’。此等木鱼书，虽皆附会无稽之作，要其大旨，无一非陈说忠孝节义者……妇人女子习看此等书，遂暗受其教育。风俗亦因之以良也。惜乎此等木鱼书限于方言，不能远播耳！”⑤故乡“木鱼书“早已让吴趼人认识到“小说家之伟功”，更深①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②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88页。③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三卷，第491页。④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九卷，第234页。⑤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八卷，第216-217页。切地意识到道德教化在“新民”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浓烈的故乡情结甚至促使吴趼人打破方言局限，意图创作写情小说实现道德教化的传承远播。他声称其创作的“写情小说”不是儿女私情，而是置于时代背景下的包含万物的“大情”。如《恨海》、《劫馀灰》、《情变》等小说中只将言情作为线索，而着重笔墨于动荡的社会政治，表明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安危休戚相关，政治动乱、社会不安定是导致主人公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其小说以“家国之情”淹没“儿女之情”，涵盖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吴趼人开创的“写情小说”理论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然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情结却常常导致徘徊于新文明与旧道德之间的吴趼人内心充满焦虑和矛盾。在他为好友周桂笙的翻译小说《自由结婚》所写评语中，曾明确表示：“余与译者论时事，每格格不相人，盖译者主输入新文明，余则主恢复旧道德也。”①吴趼人支持不缠足，兴女学等运动，却坚决反对伴随这殷西方文化思潮深化而来的“自由结婚”，甚至认为正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才导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沦落。可见，吴趼人虽有着合乎维新改良新潮流的一面，却受传统旧道德影响颇深。他谈及《恨海》的创作时曾说：“然其中之言论思想，大都陈腐长谈，殊无新趣，良用自叹。所喜全书虽是写情，犹未脱道德范围，或不致为大雅君子所唾弃耳。”②他所描摹的“情”必须纳入“传统旧道德”的范畴，以“忠孝慈义”为核心内蕴，这与清中期《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颇有近似之处，后者虽以赞许的口吻摹写了许多才女形象，并在《镜花缘》中对世俗观念予以抨击，“但这不意味着李汝珍有弘扬女权、塑造新人的心态与意识。相反，李汝珍依然喜欢用男性制定的文化规范要求女性，流露出维护封建礼教的倾向”。他们都不免暴露出其创作观念的局限性。③
晚清处于社会动荡转型期，传统道德已逐渐失去了以往的约束力，吴趼人为何依然如此悲壮地举起“旧道德”之大旗呢？一方面因其时代局限和自身地位的束缚而无法找到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吴趼人亦对旧道德作出了新阐释。其日：“吾国旧道德，本完全无缺，不过散见各书，有出于经者，有出于子者，未汇成专书，以供研究耳。……而恰当此欧风东渐之际，后生小子于祖国古书曾无一斑之见，而先慑于强国，谓为其文明所致，于是见异思迁，尽忘其本。呜呼！抑何妄也？④可见，吴趼人心目中固有之“旧道德”，不是中古贱儒附会圣经、偏重臣子之节的专制论说，不是晚清士人偏重功利之学、导致道德沦丧的狂热蛊惑，而是散见于各书的精髓，需“读破万卷”方可求得的优秀传统文化。他坚守旧道德，惟在忧惧后生小子慑于强国而见异思迁，尽忘其本。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作为晚清大多乍新还旧的传统知识分子代表，吴趼人依然坚持“中体西用”是文学领域实践的合理模式，表现出勇于坚守和维护自身文化主体意识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根基的知识分子情怀。
其实，吴趼人的“旧道德”范畴里，并不完全排斥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他一直期望能够在新与旧、中与西、体与用之间探索出平衡之道，由此寄托了其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奢望以道德救世的爱国情怀。正如《上海游骖录》中李若愚所言：“我主张德育普及，并不是死守旧学，正是要望道德昌明之后，不为外界摇动，然后输入文明，方可有利无害的意思。”吴趼人认为，在儒家文化传统中，早就存在着民权思想。其引《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经书语录，意在说明民权思想古以有之，只不过“当日有其义而未著其名耳”。⑤尽管吴趼人之民权与西方现代之民主尚有距离与差异，但足以见出其开通的视域和中体西用的原则。他深深忧虑西学西风强烈的冲击对中国传统道德风尚的负面影响，担心其会导致中国社会道德根基的动摇。因①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九卷，第233-235页。②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第326-327页。③尚继武：《（聊斋志异）（镜花缘）女性形象异同论》，《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④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九卷，第233-235页。⑤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八卷，第235页。此，他认为唯有结合中国传统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才能挽救岌岌可危的晚清社会。
三、强调小说“审美趣味”之功能
吴趼人小说理论之现代建构，还体现在提出小说“趣味”观，重视小说的审美趣味功能。
“小说界革命”寄寓了晚清时期救国济民的政治诉求，梁启超登高一呼激发了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邦济世情怀，迎来了政治小说的繁荣。不可否认，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他还亲自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劫灰梦传奇》、《侠情记传奇》、《新罗马传奇》等小说，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不过由于政治宣教色彩过浓，暴露出这类政治小说描写粗糙，命意直露，充满说教，单薄稚嫩的不足之处。严格说来，政治小说算不上纯文学，既没有耐人寻味的艺术感染力，亦没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冲击力，难以让大众读者长期接受，因此必须寻找更为恰当的文学形式更好地承载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在梁启超心目中，“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将“道德、知识、经世的追求完美融合，乃政论家与文人的结合体，正是现代小说家理想人格之体现”①。其时，不愿“随声附和”的吴趼人，在追随梁启超小说理念的同时，恰因其缺少政治参与权利的民间文人的身份，而导致其具有与梁启超不同的认知路径和思考角度。吴趼人先是开出“道德救国”之一途，但如何避免空洞枯燥的口号说教，让理想道德“润物细无声”地潜人心田，涵咏熏陶？吴趼人将视角敏锐地投向审美趣味。
1906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明确肯定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熏、浸、刺、提”之说，其云：“小说之与群治之关系，时彦既言之详矣。吾于群治之关系之外，复索得其特别之能力焉。一日：足以补助记忆力也。……一日：易输入知识也。……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入之而不自觉也。……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道德之一助云尔。”②这样一段文字，不妨可以如此诠释：吴趼人认同小说的认识功能（政治诉求），但于认识功能外，还强调小说的教化功能（道德教化），更有审美功能（审美趣味）。而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寓于审美功能之中，需要通过审美趣味性和通俗性才能够潜移默化，深人人心，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文学的作用，实现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
吴趼人提出小说“趣味”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戊戌变法失败后，社会政治改革无法推进，维新派的现代变革探求化为泡影。“小说界革命”之初以政治小说当作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带来了小说表面的畸形繁荣，但晚清愈加腐败的现实迫使吴趼人等传统文人开始新的思考与探求，到处弥漫的迷茫沮丧的情绪需要寻求其他文学形式予以释放排解，传统小说中的娱乐消遣功能逐渐被重新发现和挖掘。同时随着印刷业的发达、稿费制度的建立、市民阶层的兴起、都市商业的繁荣，大众读者如潮水般淹没了狭窄的士人读者群体，游戏文学、娱乐文化迅速发展。吴趼人于此时提出小说“趣味”观，是在纵览中国文化演进轨迹、敏锐洞察阅读习惯和接受期待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正如罗c重在《月月小说叙》中所言：“夫人类之普通性质，法言难入，巽与易受，惮庄言而喜谈谐，故小说使人览之忘倦，嗜之成癖，习闻其说，久而陷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未有不染者也。”③因此，生性诙谐幽默的吴趼人将自己的小说创作描绘成“徒播弄此墨床笔架，为嬉笑怒骂之文，以供谈笑之资①邹晓霞：《论梁启超的个性人格与小说界革命之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3期，第220页。②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87页。③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90页。料”。①吴趼人任《月月小说》总撰述员期间，更是将杂志视为其积极实践追求小说“趣味”的创作平台。在其“趣味观”的影响下，《月月小说》杂志在小说门类上增加了滑稽小说、寓言小说、诙谐小说、游戏小说等，此外还刊载了杂录《讥谈》、《西笑林》、《俏皮话》等。小说家们常常借故事中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不满与嘲弄，针砭当时社会种种不平现象，有时更是忍不住跳出来毫无顾忌地品头论足一番。如《新封神榜》中借八戒之口痛骂为官者媚上欺下、横行于世：“人原来是人，但是他的心却是个野兽，他因为随常吃不来人，搅不来世界，所以借这衣冠禽兽的样子，来暗中吸天下人的脂膏……”；《平步青云》中则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口吻讲述了一位官僚朋友将出洋大臣赠送的洋人溺器当珍奇贡品来供养的“趣事”。当然这样的戏谑怒骂虽有时显得肆无忌惮，言过其实，但其对于晚清社会及官场黑暗腐败内幕的揭露与批判，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 为了丰富充实趣味性的内涵，吴趼人还提出了“笑话小说”概念。1904年，其在《新笑林广记・自序》中有云：“迩来学者，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竟言小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人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②在晚清特殊文学语境下，他将笑话与小说联系起来，在对毫无生气活力的旧笑话予以总结批判后，提出以“奇言”、“谐词”、“谲谏”为特征的新笑话改良的主张。吴趼人的笑话小说主要关涉官场、士林、时事、世态、风俗等。如时任鄂督的张之洞、南洋水师统领郭宝昌、太守陈宝渠、上海租界会审事朱璜等人无一幸免的出现在他的笑话小说题材中，成为其毫无顾忌嘲弄嬉笑的对象；也有对封建旧俗弊端的批判，同时对盲目模仿西俗而不伦不类的可笑现象进行不遗余力的讽刺挖苦，如“排满党实行政策”、“和尚宜蓄发辫”、“绝鸦片妙法”等；另外在《俏皮话》中，多次出现将蛇、猪、猫、狗、羊等动物比拟于众生态，如“苍蝇被逐”、“猪讲天理”、“狗懂官场”、“狼施威”、“蛇想做官”等，其讽喻之义显而易见，但有时言辞不免过于流俗。吴趼人从1903年起在《新小说》中刊发《新笑史》、《新笑林广记》；1906年起在《月月小说》上刊载《讥谈》、《西笑林》、《俏皮话》直至1909年杂志停刊；而至1910年又继续在《舆论时事报》连载《滑稽谈》，其间吴趼人不禁感慨“怅怀时局，无限伤心，恢诡之文耶，忧时之作也”，③可见其之所以对此类小说钟情无比，笔耕不辍，实乃其欲借此类小说实现“灌输文明，洗濯蒙蔽”之功效。
总之，“趣味性”的笑话小说文体自由、笔意滑稽深刻、文风幽默诙谐。其在艺术手法上也注意大胆创新，借用寓言的传统，充分运用比拟、象征等形式，“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斑斓瑰丽的想象之门，它是中国自古代至近代浪漫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同时也在讽刺文学中大放异彩”。④吴趼人提倡“笑话小说”，添加了小说“趣味”元素，重视并探索将“新意识”寓于“新趣味”之中，激活了晚清小说政治功能之外的其他艺术元素，体现出超越时代的审美期待和艺术追求，为开启鸳鸯蝴蝶派文学思潮、建构趣味文学传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结语
上文从三个维度具体描述了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演进路径，直观地呈现其在小说理论现代化进程中的跋涉轨迹，努力彰显其在民族危机及小说发展方向之特殊背景下建构现代小说理论的①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88页。②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第278页。③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七卷，第335页。④杜新艳：《吴趼人的笑话小说》，《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关注焦点、内心焦虑和鲜明个性。 吴趼人小说理论建构经过了由外到内――即由社会学批评至审美学判断的一个过程。受聘于《新小说》杂志期问，吴趼人的小说理论思想重心是启蒙、新民，政治改良色彩较为浓厚，与梁启超较为接近。后来逐渐转型，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审美趣味。当然，其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亦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如早期谴责小说中，其道德教化色彩亦十分鲜明。某种程度上，吴趼人以儒家道德标准对公共道德、职业道德、个人道德提出了尖锐激烈的批评。即使后期的笑话小说，亦重视在“新趣味”中包孕“新意识”。而且，如果将吴趼人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考察，则可发现，吴趼人小说理论建构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其政治、道德、趣味三个维度皆统一于小说革命的民族国家主体建构，这一点，吴趼人本人也直言不讳，“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道德之一助”、“补教科之不及”。甚至其言情小说中设计的故事背景大多为战乱逃难、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其中“潜伏”的政治民族叙事意蕴不难窥出。这种目的论与方法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疏离与融合，我们可以理解为时代之局限，但也可以诠释为时代使然。
吴趼人小说理论的建构形态与其个性气质、环境经历、心理结构密切相关。他生性耿介，放达小羁，与物无竟，无意仕途。传统文人、职业作家的身份才有可能让他“酒后论天下事，慷慨激昂，不可一世”。否则，他那幽默诙谐、倾倒四座的语言天赋没有用武之地；他那驰骋文字、妙笔生花的潜能无法开发；他所目睹的上海洋场之淫风怪状，所经历的童年少年之炎凉冷暖便无法倾诉。在梁启超兴起的新民救国的“小说界革命”中，吴趼人无疑是冲锋陷阵的先锋，是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先行者。然政治小说生存空间日趋狭窄，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报人生涯的游戏趣味，这一切驱使着不肯“随声附利”的吴趼人另辟蹊径，拓展小说的题材领域和表现空间。
吴趼人的小说理论，推动了中国小说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他以自己擅长的领域和独特的视角，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有效缓解了小说政治化的同时也让政治小说非小说化的畸形态势得到有效的遏制。他的道德教化理论，尽管不时受到趋于保守的诟病，但在当时却显得理性成熟而稳健，独显真知灼见，更具前瞻意识，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他重视小说的通俗性、趣味性，迎来了小说界由重视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建构向现代个人主体建构的转变，由对外部世界的观照对内心世界开掘的跨越，推动了小说向文学本体的回归，导致此后的小说向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更加新颖的领域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