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长，但过了70岁，毕竟已是“古稀之年”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尤其如此。诚然，即便到了80多岁还在继续创作的作家不是没有，但像尤凤伟这样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把小说写得越来越精彩的作家，恐怕并不多见。依敝人的浅识，一个作家的生命力，首先应该体现在他对社会、对人生敏锐的感觉、深刻的洞察和矢志不渝的情怀上。倘若一个作家对社会对人生感觉迟钝、熟视无睹且漠然处之，或者一味卖弄些花里胡哨的语言和“技巧”，那就真的说明他确实已经老了，只能靠以往的“名声”来勉强维持自己的文学生命。
后来我移居青岛了，按说应该认识一下这位知名作家了，用“江湖”上的话说，怎么也该“拜拜码头”吧？但我这人一向疏于交际，再说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件纯个人的事情。因此，在10多年里与他并无什么交往，“认识”依然是在他的小说里。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小说经历了所谓的“伤痕”“反思”“寻根”“现代（或曰“先锋”）”等一系列的变化，可我发现凤伟却并不为任何时尚的文风所动，只顾沉浸在自己对小说的感觉和认知之中，坚持他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性的挖掘与思索，而且每隔几年就有一个不为人所察觉的飞跃。你很难用一个什么“类型”、什么“派”去界定他，但他的小说又明显地师承了俄罗斯和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不少评论家都喜欢把凤伟说成是一个“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我却并不认为“会讲故事”是对一位小说家的褒扬;因为“故事”并不等于“小说”，会讲故事的人多了去了，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也时常会讲出一些趣味盎然的故事来。过于拿凤伟小说的故事性说事，无疑是一种误读，会抹杀淡化他的小说内在的丰富人文内涵和强劲批判精神。像《中国1957》和《衣钵》这两部堪称杰作的长篇，要说故事还真没多少奇崛之处，而从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反右”和“土改”这两起当代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讲，恐怕在当代小说中尚无出其右者。不少论者都特别推崇《中国1957》，认为仅此书名就足以传世了。其实，《衣钵》的成就也不可小觑，它的颠覆性，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它的双线结构，则是将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闪烁着普世价值的光芒。前年问世的中篇小说《中山装》，延续了这一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衣钵》的封面是隋建国先生的雕塑作品“中山装”的图片（该雕塑的题目就叫“衣钵”），而《中山装》就直接用这一“衣”名了。个中意味之深长，读者是可以品咂出来的。我总觉得凤伟的笔犹如一杆焊枪，焊接着历史与现实，而且焊接得严丝合缝。“石门”系列也好，“抗战”系列也好，“土改”系列也好，“五七”系列也好，无不如此。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一个一个的系列中，去感受7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去体悟至今仍然存在的各种社会病灶的深层诱因。
前面说了“小说”不等于“故事”，但好的小说又往往不能没有好的故事;关键在于小说家是为讲故事而编故事呢，还是以合情合理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塑造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命运？凤伟小说中的故事无疑属于后者。他的叙述从来都是不紧不慢，乃至不动声色，决不会单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去猎奇和生编滥造。像他的《为国瑞兄弟善后》，简直就是在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可在那娓娓道来的后面，暗含的却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件。弱者的无奈与无告，全都隐于对一家一家的“善后”过程中去了，真是令人欲哭无泪，深感一种透心的悲凉。人们都称赞他的小说结尾十分出彩，但这些结尾亦非为了追求某种意外的离奇效果，而完全是出于深化小说主题和凸现人物性格的需要。比如《晴日雪》《风雪迷蒙》《门牙》《替妹妹柳枝报仇》《空白》等等，哪一篇的结尾不是生活本身潜在的逻辑使然？却又是那样地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不动声色的叙述是凤伟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他的叙述语言也好，人物语言也好，都很干净、很有节制，从不卖弄，从不故弄玄虚，也没有那些叠加起来没完没了的修饰语和排比句，一点都不“汪洋恣肆”。我始终把“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当作文学的两个经典定义，而凤伟的小说恰恰在这两方面展示了他的思想、情怀和才华。
小说写得不动声色，为人处世同样不动声色，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品即人品”吧？我和凤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1990年，那时即墨有位企业家在他开发的“天下第一村”里，建了一座“青岛作家楼”，意在为青岛作家提供一个安静写作的地方。那年春天，青岛作协替我请了创作假，安排我去作家楼专心写作。去的那天就是凤伟送我去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他“正式”交往，之后才逐渐频繁起来，但真正“密切”则是退休之后，想想从那时至今也有二十几年了。就像他的叙述那样不动声色、他的语言那样平淡节制，凤伟的为人处世乃至他的衣食住行也都是如此。别看他写起小说来一篇接一篇，平时却少言寡语，往往是别人说得多他说得少。我们也时常就一些社会问题文化现象争论不休，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说来惭愧，我比他要年长两三岁，可每逢此时总是他让着我。周围的人包括比他小一二十岁的，都叫他“老尤”，没谁把他这个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当回事儿。他作为主席也无非就是为大家做点实事，比如为谁的作品开个研讨会啦，搞个小说评奖活动啦，为出书难的作家策划一套丛书啦，但所有的“项目”他本人都不位列其中。我刚认识他时是称呼尤主席的，后来也就自然而然地跟着大家叫他“老尤”了。老尤就是这么随和随意，既不像个领导，也不像个有成就的作家。可你要把他看成一个无原则的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他是从不妥协的，十头牛都拉不回。既心地善良又嫉恶如仇，这才是一个立体的尤凤伟。这些从他的诸多小说中，我们恐怕都早已看到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除了文学之外，他还有什么爱好。平时都懒得出门，窗外就是大海，但他既不钓鱼也不游泳;退休前有时中午还在作协与文友们打打“够级”，退休后连这点爱好也没条件保持了。让谁也没想到的是，他竟开发了一个新“项目”――学开车，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可谓冒严寒、战酷暑，终于考到了驾照。他说是为了接送孙女儿上学，实际上乃是童心未泯，欲圆年轻时的一个梦。如今买了辆小车，开着去他在崂山脚下租住的一处农家屋――在这远离尘嚣的地方，沉思冥想潜心创作，当是他最自在最惬意的事情了。他不止一次地对朋友说：你们要敢坐我的车，我就拉着你们到处逛。大家说不怕，可他却没下文了。大家都知道不是他“吝啬”，而是他对自己的驾技缺乏自信，担心造成意外的伤害。有力的佐证是，只要他女儿在车上，他是绝对不会摸方向盘的，而由他夫人“代驾”。
也许，正因为写小说是他的生命，所以尽管已过古稀之年，佳作依旧频频问世，尤其是一些中短篇是越写越精到。《相望江湖》《岁月有痕》《空白》《残余时间》《中山装》《鸭舌帽》《金山寺》等等，无不脍炙人口，其人文精神与人性关怀更是令人感动。他的这一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仅表现在作品中，也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上。记得2013年年底，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莱芜某铁矿恶意欠薪的新闻，不仅矿上伪造了收条，公安机关还“配合”拘留了若干名讨薪者，欲报批捕关进监狱。如此胆大妄为岂不是无法无天了？新闻播出的当晚，凤伟就给我打电话，约我同去莱芜调查，为农民工兄弟讨还公道。我说，人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被拒之门外，被当地的相关部门推来推去，你我两个无职无权的退休老头，谁理咱们？但他却执意要去，还约请了另外两位朋友，一心想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去披露真相伸张正义。正在商量怎么去的时候，忠于职守的央视记者再次前往莱芜调查，动静一大，上级机关也不得不“高度重视”，于是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不然，老尤真的会不顾春节将近，冒着严寒赶往鲁西呢！你说他都退休10年了，衣食无忧享受着正局级的待遇，不好好待在家里颐养天年，却偏偏要四处奔走呼告，这算是操的哪门子心！可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倘若只是在自己的书写中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公平正义、道德修养，而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具体的邪恶时，却选择的是沉默，这跟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又有什么区别呢？
《魂归何方》，老尤是魂系苍生了。这篇新作可以说是他的又一次突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浓浓的乡情与亲情，不正浓缩了他那一以贯之的大悲悯么？在整个社会对爱失去信念和追求时，凤伟却热情满怀地高歌了一曲属于他的爱的呼唤。年复一年，他总是不断地往自己的小说输送新的血液，注入新的抗体，于是，他也就在自己的小说中永葆青春了。老尤不老，他自己就有句颇自嘲且又自得的话：现在我是老头当成小伙子使。这一点，他的夫人及他那活泼可爱的女儿一朵最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