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统的古史叙事结构中，傅说是仅次于伊尹的商代名相。然而傅说传说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不合理的成分，例如傅说出身低微，在“以亲以贵”的商代职官体系中根本不可能登坛拜相；与傅说同时代或前后的商代著名政治人物，如巫咸、伊尹、甘盘等均见于甲骨文祀谱，而最为著名的傅说本人却在商代祀谱中不见踪迹；周初周公论史于武丁朝仅提到甘盘，不及傅说。这些传世及出土文献之间的矛盾并非流传已久而渐歧出那么简单。从战国时代有关傅说传说资料的基础上可以看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
关键词：傅说；说命；商代
傅说作为商代名相，存在于多种古史文献中，如《国语・楚语上》《墨子・尚贤中、下》《孟子・告子下》《庄子・大宗师》《荀子・非相》等篇。此外，《史记・殷本纪》《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文献对傅说事迹有详细记载。但傅说出身寒微，在商代能登相位，又与当时的选官体制存在矛盾，而一些出土文献中又没有傅说事迹的记载，我们认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矛盾并非是流传日久而渐歧出那么简单。本文拟对战国时代有关傅说传说资料进行爬梳整理，探讨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在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中的演变过程，以此推论出傅说事迹的广泛流传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
一、文献中有关傅说的资料
1.《尚书》中《说命》篇与《君》篇的矛盾
今传的古文《尚书》有《说命》三篇，上篇述殷高宗武丁即位，三年谅，梦得傅说为相，其关于傅说的出身及位登宰相的故事十分完整；中篇记傅说对策治国方略；下篇则讲商王以甘盘的事迹训导傅说。从《说命》三篇文字中可以看出，武丁曾经师事甘般（盘），后者是傅说拜相之前的一位颇为重要的商朝大臣。但是《尚书》的《商书》部分却没有专篇记述甘盘事迹，而只有《说命》。
《尚书・君》记载周公列举殷商六位贤臣：“公曰：‘君，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六贤臣与商王的对应关系如下：大乙――伊尹；大戊――伊陟、臣扈、巫咸；祖乙――巫贤；武丁――甘盘。尽管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录了傅说的故事，但在《燕召公世家》中也引用了《君》这段话，可见，在周公的记忆体系中，武丁朝的贤臣只重甘盘而轻傅说。孔颖达在《君》一篇的疏中也对周公的观点发生了疑问：“此惟数六人，不言傅说，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因。”
《周书・君》中说：“在武丁，时则有甘般。”孔《传》云：“高宗即位，甘盘佐之，后有傅说。”孔《疏》云：“《说命》篇高宗云：‘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已有甘般，免丧不言，乃求傅说，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盘佐之，甘盘卒后有傅说。”而《说命》上篇中言高宗免丧之后即求傅说，似乎是说此时甘盘已卒。于此，则与《传》《疏》有所不同。
2.甲骨卜辞中没有有关傅说的相关信息
殷墟甲骨卜辞有不少关于商汤以来贤臣的卜问，其中包括伊尹、伊陟、巫咸、师般等。董作宾、陈梦家等前辈学者都认为“师般”就是《尚书》之甘盘。宾组卜辞所见以“乎甘般”“命甘般”者为多，所涉事由有“征伐工方”“取于某地”以及师般是否有祸患等，说明当时师般仍在世。殷卜辞中与“兑”（说）字有关者很少，有与“王”连读之“兑”：翌日戊，王兑田，大启。①这里的“兑”似当读为动词“阅”，训为巡视，与傅说无涉。
殷墟甲骨一期刻辞，与宾组同时或略早的还有师组卜辞。其贞人“师”，或有认为即是师般。理由是贞人“师”卜问事由多条与“王曰”之事有关，为其他贞人所不及，似只有师、保之类的官员才有可能。贞人师若是宾组卜辞之师般，那么师般在卜辞中显现的地位要远高于傅说。
3.战国文献中的傅说
战国文献中傅说记载有三类。
其一，文献中征引《说命》。今本古文《尚书・说命》是东晋梅赜伪造，已成为定谳②。就今本《说命》内容来看，固多伪妄，但作为篇名还是保留在古本的《尚书》文献中。《墨子・尚同中》云：“是以先王之书《术命》之道曰：‘惟口出好兴戎。’”查今古文《尚书》中没有《术命》篇。旧注指出引文出自《大禹谟》。孙诒让《间诂》曰：“‘术命’当是‘说命’之假字。……‘术’‘说’、‘令’‘命’音并相近，必一书也。晋人作伪古文《书》不悟，乃以窜入《大禹谟》，疏缪殊甚。”③孙诒让根据《礼记・缁衣》所引《尚书》及“术令”字音，认为《墨子》所引即《说命》原文，而梅赜造伪古文《尚书》时误将此句窜入《大禹谟》篇中。《礼记・缁衣》：“《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郑玄注云：“‘兑’当为‘说’，谓殷高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高宗，《尚书》篇名也。”《缁衣》所引此一段《兑命》在今本《说命》三篇之上篇，与上述《墨子》所引《术命》意义相近，可以证明《术命》即《说命》无疑。此外，《礼记》中之《坊记》《文王世子》《学记》诸篇皆引《兑命》（《说命》），字句与今本《说命》略有出入。关于《尚书》篇目数量，历来有“伏生二十九篇”“孔壁二十九篇”“五十七篇”“百篇”等数种说法。其中“伏生二十九篇”是今文《尚书》，内中不含《说命》三篇。而“孔壁二十九篇”中则有《说命》篇，是古文《尚书》所本，且在梅赜古文《尚书》之前。东汉时期所谓的“百篇尚书”，亦有《说命》三篇。综上所述，《说命》文字已见于两汉文献，被时人征引；孔子宅壁中《说命》为战国时之《尚书》文字。自战国至东汉的《尚书》定本中，《说命》三篇应在其中，只不过内容上与伪古文《尚书》的该篇内容上有出入。
二、战国时期选贤思想与傅说传说
通过以上举例可以看出，传世文献中提及傅说身世及相武丁之经过甚多，但基本上均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文本。卜辞祀谱中有伊尹、巫咸、甘盘等商代重臣，而无傅说痕迹，说明至少在商人的历史记忆中是否有傅说其人尚存疑问。而且通过对比此时期文本，傅说身份被一致认定为社会地位极低，通过君臣知遇，平步青云、建立功业。而且与傅说传说同时兴起的，还有商汤宰相伊尹、大禹的法官皋陶等，而且均是出身低微而终得高位。这种人生际遇根本不可能在商代晚期乃至西周、春秋社会出现，但恰恰是战国时代那些布衣卿相的真实经验。可以说，战国时代出现的傅说故事，带有强烈的战国时代烙印，是战国时代集体意识的集中体现。这绝非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与彼时整个士人阶层的崛起有密切关系。打破贵族世袭对权力的垄断，摆脱自身阶层的社会身份桎梏，跻身政治高层分享权力，是士人阶层发出的要求。然而如何重新建构历史，如何使出身低微的人进入统治阶层具有合法性？“选贤”思潮应当是这一思想运动的突破口。
春秋以后，从周天子到各国诸侯，君主继承制度遭受到篡位、弑君等非常态系列事件的冲击而变得危机四伏，进而导致社会的动荡。崛起的士人阶层站在局外的角度开始普遍反思君主制度本身应该如何应对危机。
选贤思想，相信是士人基于商周以来世袭制度在春秋时期的衰落和被破坏进行深入思考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断的篡弑使得人们不仅怀疑世袭君主制度，进而对于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世卿世禄制度也发生质疑。两者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出身分配权力。当这一等级化的秩序遭到觊觎和破坏时（所谓僭越造成的礼崩乐坏），人们自然试图用其他方式、构想其他的秩序格局取而代之。选贤的前提预设并不是在贵族内部圈子范围内进行选择，而是突破贵族阶层，将选择范围扩展至平民。无论是“舜发于畎亩之中”还是“尧处于丹府陵之间”，这种将天子候选人目标指向社会底层的言论，激进地要求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为什么此时会有如此激进的主张？
这与观点提出者的身份密切相关。自从王官之学下移，民间教育兴起，社会形成了一个通过接受教育而掌握知识的群体。这一知识群体的出身多为处于贵族阶层底端的“士”阶层，后来逐渐扩展至平民阶层。先秦士人组成的知识群体并非以专职研究学术为目的，而是以入仕、改造国家为己任。孔子时代，其门徒入仕还仅仅是作大贵族的家臣。进入战国，随着诸侯“礼贤运动”，士人们以帝王师、诸侯友的身份进入国家权力核心层。有的士人甚至梦想成为君主。这并非是知识阶层狂妄自大。相反，原因在于，西周以来确立的政权合法性基础――“天命”观、“天道”观在经历了礼崩乐坏之后，其解释权从贵族转移到了知识群体手中。夺得了话语权的知识阶层，根据自己的出身，在重新建构的历史资源基础上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从而，我们在诸子文献中读到的出身寒微的贤人，自然就是诸子们自己。
在现实中的禅让彻底失败后，士人们虽然放弃了君主之位的奢望，但是对于出任位高权重的执政大臣还是充满自信。荀子在其政治思想中，认为君主应当充分信任所选择的大臣，赋予大臣充分的职权处理具体的行政任务，而君主最好能够无为――不干涉。这就在理论上肯定了大臣分享甚至包揽权力的可能，从而为士人阶层跻身权力核心奠定基础。韩非子虽然与荀子相反，处处提醒君主应当防范大臣对绝对权力的挑战。他为君主能够完全掌握权力开出两剂药方：其一，依靠完美（而独立）的行政体系；其二，君主不以一己的情感、私利干涉、左右行政事务，从而做出表率。但就是这套方案，却恰恰使得君主与大臣的分权得以实现。不能不说，韩非子与荀子从相反方向提出了殊途同归的政治模式。
清华简《良臣》篇径述：“黄帝之师：女和、人、保侗。尧之相舜，又有禹。禹有伯夷，又有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皋陶？）。”如果清华简不是伪作的话，那么被认为是作于战国中晚期之际的这篇简文，已经不再强调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而是侧重在谈作为君主应当重视手下的“良臣”。即从良臣的角度重新定位士人，不再角逐君主的地位，而是在臣的岗位上如何尽其所能。
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士人这套看似分享权力的政治方案，其实恰符合自身的政治利益。春秋末期至战国初，贵族宗法、分封体制造成的“陪臣执国命”现象，最终演变成外姓大族篡立成为诸侯的现实。这些突破周礼底线的君主们（如韩、赵、魏、田齐），希望能够避免在自己身上发生相同的事件。同时，由于春秋数百年的战争与政争，旧有贵族无论从人数还是势力方面都十分衰弱。吸纳低阶层士人进入权力网络，可以有效避免家族势力的重新培植，也可以使君主在需要的时候任意改变人事任免。君主在士人勾画的政治蓝图中也是获益者。的确，从历史记载来看，战国时代发生的篡位事件要比春秋时期少得多。上层政治的稳定，证明了这种互相选择的有效。 在这一“政治共识”下，作为集权官僚体制的首脑，宰相一职开始出现，如秦有相、相邦、左右丞相，齐有相，楚有令尹，燕有相等。成为列国之相的多为布衣、游士，如张仪、范雎相秦、苏秦相齐、蔺相如相赵等。掌握相权便掌握一国国政，上者可以开疆拓土、纵横捭阖，下者可以富贵荣华，与国君分庭抗礼。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多系于相的贤能与否。
在相权成立和扩张的时代，对于那些随时有可能并且准备着出将入相的游士群体来说，一个“举于版筑之间”的“胥靡”傅说，在武丁的慧眼下成为中兴殷商的贤相的传说，是非常有利的，足以说动人君启用当下的“傅说”、登坛拜相。因此，傅说其人是否存在于武丁一朝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的传说恰恰在战国时期大行其道，这与相权兴起和游士群体的壮大密切相关。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