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和胡适是杜诗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来观照杜诗，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传统杜诗学的研究框架，开启了杜诗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二是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三是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关键词：梁启超；胡适；杜诗学；现代转型
一、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
传统杜诗学的主流是将杜甫作为学诗的最高典范，以能接近或达到杜甫诗歌的境界为最高目标，是向后看的。严羽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①李梦阳云：“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②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诗人的共识。现代学者钱钟书对于中国古代“诗尊子美”的现象深有体会，认为“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③自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将杜甫作为宗师以来，学杜者代不乏人，到了清代，宋诗派以及后来的江西诗派，都秉承江西诗派余绪，以杜甫为宗，大多数诗人以能模拟得最接近杜甫为能事，造成顽固的拟古之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利于诗歌的创新与发展。
文学革命初期，由于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且成就辉煌而成为最难攻克的文体。新旧文学阵营曾就诗歌是否能用白话文体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讨论，胡适作为中心人物更是深有体会。梁启超、胡适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支持白话诗的立场上。胡适率先试写新诗，出版《尝试集》，梁启超读后为之声援：“《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④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使梁启超、胡适在面对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时候，有着破旧开新的学术眼光。他们研究杜甫的宗旨是要从杜甫身上提取出与文学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因素，总结杜甫诗歌创作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寻找新诗的突破口，促进新诗的发展，是指向未来的。梁启超在《情圣杜甫》结尾就当时的“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两派的论争来说学杜的意义：“象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⑤胡适对杜甫白话诗的推崇与对杜甫律诗的贬低都是以是否符合文学进化的方向为标准的，研究杜诗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白话文学的生长。杜诗学宗旨的根本性转变为已经僵化衰落的杜诗学注入新的生命力，带动了杜诗学的研究视角、思路、方法、重点的转变。
二、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
传统杜诗学在对杜甫诗歌价值的评定上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杜甫的思想主题，二是杜诗的艺术成就。就思想主题而论，其主流是对杜甫以“忠君”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肯定。如苏东坡在给王定国的信中说：“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⑥曾噩亦云：“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⑦就艺术成就而论，影响最大的是“集大成”说，唐元稹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旧唐书・杜甫传》云：“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后来者多倾向此说。对杜诗艺术的评价借助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一系列范畴来展开，认为杜诗的艺术价值来源其章法、句法、字法、比兴、用典、音律、风格等，其中能达成广泛共识的是，杜诗从句法上看“以散文入诗”，擅长用典，可谓“无一字无来处”，律诗特别是七律成就最高，其风格是沉郁顿挫。在杜诗的思想与艺术的关系上，传统杜诗学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把艺术形式看作是思想内容的附庸，认为杜甫忠君爱国的精神是杜甫诗歌最重要的价值。这种行为貌似抬高了杜甫，实则是一种错位，淹没了杜甫作为文学家的价值。
梁启超和胡适虽然都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但是在评判杜诗时启用了新的评价标准。
首先，梁启超、胡适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诗圣”说的思想桎梏。梁启超以“情感说”论杜正是对传统“诗圣”说有力的反拨。自宋代“诗圣”一说出，杜甫作为儒家思想在诗歌领域最突出的代表被后世所尊崇。梁启超将杜甫称为“情圣”，使杜甫由“神”重新回归到“人”，一个“情”字更是凸显出杜甫作为诗人身份存在的意义。此外，“诗圣”的定位实际上是把杜甫归为封建统治阶层的最忠诚的一员，看重的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梁启超则强调的是杜甫与贫苦人民的联系，他说：“他的眼睛，常常注视到社会最底下那一层。他最了解穷苦人们的心理。”⑧胡适则更进一步，把杜甫从朝廷拉向平民，称之为“平民的诗人”“我们的诗人”，有意地淡化杜甫与朝廷、与封建官僚体系的关系，拉近杜甫与普通老百姓的距离。这种评价在后来的杜诗研究中影响很大，形成了以“人民性”涵括杜诗的潮流。
其次，梁启超和胡适从不同角度评价杜诗，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为杜诗建立了新的评价标准。梁启超着力挖掘杜诗的美学价值，开启了现代杜诗学中杜诗艺术论的一路，为杜诗建立了以“情感”为中心的美学标准。“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对“文学”这一概念有了新的理解，认识到文学的美学本质，梁启超的杜诗研究正是接受了这种新的文学观念，将情感的真挚程度与情感表达方式的丰富与高超作为新的评价标准来衡定杜诗的价值。梁启超的“情感说”不仅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诗缘情”说的重复，也接受了康德、柏格森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⑨“艺术是情感的表现”⑩，把情感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在论述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是从其情感表达方式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出发的。他认为最能确立杜甫文学史地位的是其融合了异族因素而形成的“回荡的表情法”的运用，这表现出梁启超受进化论的影响，关注点在杜甫诗歌的创新意义上。胡适试图在杜诗的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建立新的评价标准。在思想上，胡适以平民主义为标准来评价杜诗，他说：“杜甫是一个平民的诗人，因为他最能描写平民的生活与痛苦。”在艺术上，胡适以语言的白话程度、写实主义和谐趣的风格为标准。认为杜甫写得最好的诗是古体诗、打油诗和小诗，而对于传统杜诗学极为推崇的杜甫晚年七律《秋兴》《诸将五首》等评价不高，认为“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写实主义”自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大力倡导起，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大主潮，胡适对于杜甫写实主义的挖掘与肯定，与这一文学潮流有莫大关系。胡适看重诙谐的风趣除了认为充满谐趣的打油诗是白话诗的一大源泉外，从更深的层面看，是看到这类诗来自民间，与贵族文学相异的特点，正因其近“俗”，与正统“雅”文学相背离，因而具有“一种解放束缚的力量”，这种心灵上的解放带来的是充沛的感情和鲜活的生命力，所以他说：“杜甫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欣赏的正是这种丰盈的生命活力。
三、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五四”时期，以西方学术的眼光，运用西方学术话语规则来“整理国故”成为一种学术风尚。梁启超、胡适都试图用西方的学术眼光、思维方式、文艺观念、审美情趣来重新阐释杜诗，构建起与传统杜诗学大相异趣的现代杜诗学。
首先，二人研究中贯穿着进化论文学史观。梁启超、胡适都将进化论文学史观引进杜诗学研究，作为杜诗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梁启超把杜甫放在广阔的文学史背景下，探寻杜甫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哪些新的成分。他对于杜甫“回荡的表情法”的特别看重正是看到杜甫诗歌融合了异族文化后逸出正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的特点，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他将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进化的方向，因此极力挖掘杜甫诗歌中的白话成分，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结果。胡适还十分注重杜甫对后世诗人的影响，认为韩愈、元稹、白居易以及宋诗都受到杜甫的影响，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其次，二人研究中渗透着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想。“五四”时期，文学的观念发生了巨变。一是对文学的审美本质的认同，二是新的文学功利观的萌生，即希望通过文学作品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梁启超的杜诗研究遵循的基本上是前者，胡适的杜诗研究则更倾向于后者。梁启超对于杜甫诗歌情感的研究与他早期文艺思想有相通之处，他在论述小说的作用时说小说有“薰、浸、刺、提”的作用，也是强调文学中情感的重要意义。他从情感表达的角度来重新阐释杜诗，对于恢复杜甫的诗人身份，发现杜甫诗歌的审美价值有重大意义。胡适倡导白话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倡导民主与科学等西方文化理念，达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与此相对应，他研究杜甫，主要强调的是杜甫的白话诗、小诗、打油诗、平民主义、写实主义、平实的意境、诙谐的风趣等，彰显杜甫诗歌中与人性解放的时代主题相一致的因素。
最后，用逻辑严密的归纳、推理的批评方法代替了传统杜诗学感悟式的印象批评方法。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区别，在于西方文论用的是科学性解读模式和逻辑分析话语，其特征是明晰、系统、科学、精确，注重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追求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与西方理性的、抽象的、富于思辨的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中国传统文论用的是诗性感悟方式，其特征是模糊性、点悟性、散漫化与诗意化，不注重系统性的建构，充满不确定性与暗示性，传统杜诗学秉承的正是这一路子。梁启超和胡适的杜诗研究和传统杜诗学的研究不同，都试图用一条线索来归整杜诗，是系统性的整体研究，而不是对个别字、句、篇的零散的欣赏。梁启超以“情感”为主线研究杜诗，无论是对杜甫情感内容的叙述，还是对杜甫情感表达方式的辨析，以及对杜甫诗歌产生的文化因素的剖析，都运用了明晰的逻辑性很强的西方学术话语方式。胡适的杜诗研究采用实证主义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先假定中国古代存在白话文学，然后再考察杜诗哪些是白话诗，哪些不是，再分别辨析白话诗的优点和非白话诗的缺陷。他对杜甫生活的分期与对杜甫思想发展的描述都体现了他试图建构完整的体系的努力。这种方法有时不免削足适履，如用“写实主义”“平民主义”“社会问题诗”等新兴语汇来涵括杜诗，有的固然相称，有的则显得牵强了。梁启超在运用现代文论术语时表现出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如他看到杜甫诗歌的叙事有的较为客观，有的却含有深刻的感情，更为小心地将杜甫的诗歌分为“写实派”与“半写实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方文论话语在评论中国古典文学时存在不能一一对应的问题。研究思路、方法的转变也促成了研究方向的转移，传统杜诗学的关注点主要放在杜诗的儒家思想与政治道德功能，音韵、字法、句法和章法上，现代杜诗学则转向对杜甫心理、感情、艺术成就等方面的探讨。这在梁启超、胡适的杜诗研究中都已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