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胡适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开和发掘，以及研究的深入，胡适感情世界呈现出了令人意外的五光十色。他与美国姑娘艾迪丝・克利福特・韦莲司深情50年的故事已经不新鲜了。但情爱的感人不在于是否为人熟知和古旧，而在于它的强度和深沉。
她是健谈者，也是倾听者
胡适结识韦莲司，一般的说法是1914年。届时韦莲司离开绮色佳的家，在纽约从事现代派绘画活动。因为这个小镇包括韦莲司父母一向有厚待留学生的传统，而胡适又那么惹人喜欢，于是韦莲司父母以真正“家”的温馨欢迎着他，他们相识就不可避免了;并立即互相吸引，频繁接触，密集通信。1939年胡适将自己的留学日记公开出版，赠书予韦莲司，划出提到韦莲司的地方，多达44处。至1917年胡适回国的3年间，胡适给她的信达百余封。这两个异国、异族、异性青年相荡而成涟漪，互击乃生灵光，互相获益，互相塑造，成为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民交往史上最为奇异的景象。
江勇振说，胡适的留学生涯“是他一生思想、为人、处事的转折点”。胡适自己也说“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如果说美国塑造了胡适，韦莲司则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胡适原来认为妇女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贤妻良母，作为日后家庭教育的预备，仍将妇女囿于家庭的狭小圈子中，而韦莲司的观点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属前卫。在与韦莲司的交流中，胡适观点“大变”为：“乃在造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可以化民为俗”，振兴国家。这个理念在今天也仍然是妇女教育的目标和理想。
胡适在他的英文自传《我的信仰及其演变》中，曾特别指出：由于韦莲司的介绍，使他读了Morley的“On Compromise”，而此文成了胡适“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精神影响之一”。
胡适许多恪守终生的理念，比如“用好的方法，做好的事”，反对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容忍”别人的“信仰和观念”;“每一个个人应该有最大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能力，这对全社会的幸福是最有利的”等等，都得益于韦莲司的直接阐述和介绍，以及两人间交谈启发。
韦莲司不仅是个有才华的画家，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她感情奔放，想象瑰丽，善用隐语，敏锐的头脑能发现深刻间的共同联系和细微平常中的同一性。胡适接受韦莲司不要“旁骛太多”的劝告，转学哥伦比亚大学，韦莲司写道“大雨过后，是多么清新和亮丽啊……所有书本里的每一片小书页一定都雀跃，个个都盛装以待”;说起自己亲爱的父亲去世，她悲伤地说“即使这整个世界遍地黄金，当这块巨岩断裂……这些黄金多半已随他而去”;在谈到与胡适的情谊时说“我们彼此的影响就像织进我们外衣上绚丽的线条一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污损或拆卸”，“我想你写了地址的一个空信封也能给我一个宁静的片刻”。
韦莲司阐述、介绍、回应、诘问，是个健谈者;同时也是一个倾听者。这都迫使胡适梳理深化他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思考;或进入新的领域，汲取新鲜的营养，丰富自己;许多概念和思想也从空泛模糊变得具体清楚，然后条理井然地表达出来。胡适告诉韦莲司，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有关这个主题的知识，才真正属于自己的”。
她仍然是心灵的对手
从此，始终囿于小天地中的韦莲司与活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的胡适，在知识思想上的激荡少了，更多的是情感上的慰藉和关爱。韦莲司毫无保留地为朋友取得的成功礼赞，也不加掩饰地表达自惭形秽和自卑。但这并不影响她保有精神世界里已有的疆域，反而深化了她的洞察力――她仍然是胡适心灵上毫不逊色的对手。
虽然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之内，我已写了两封信和一张明信片给你，但还是忍不住要写这封信。
开始还是冷静的，但终究压不住情感的爆发。她写道：“这个情感的巨浪扑向我，我要怎样做才不会灭顶呢？亲爱的适，我不知道去死是不是也太晚了”。“让你走，是如此艰难，老友――但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她甚至冲动地用了西方婚礼上新人的誓言：“我用我的生命对你说：‘相亲相爱，至死不渝’。”
江勇振认为这些信可能根本没有寄出，韦莲司内心汹涌的波涛，只是靠独自的呢喃抚平。很可能要到1933年他们成为身心合一的情侣之后，才拿出来给胡适看。
胡适离开绮色佳后，在丹佛、旧金山、波特兰作了32次讲演，乘船抵达东京都写了信，其中包括那张至为经典的明信片――整个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
1936年8月中旬，胡适为出席在加州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年会又一次来到美国，在绮色佳聚会只有短短4天，但并不愉快，因为胡适的另一个情人曹诚英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显然向韦莲司诉说了她与胡适间的恋情和胡适的不是。
韦莲司一直认为她是胡适婚外的唯一情人，是中国传统陋习阻隔了他们。现在她的幻想破灭了，痛苦直到很久以后才平息。她显然调整了感情，但柔软的心还是将爱留了下来。她请假到纽约又与胡适相聚5天。在以后的信中，有宽容和原谅：“我尊敬我跟你的关系，我认为那是神圣的;我也是用同样的态度，来看你跟其他爱着你的人的关系”;仍然有火样的缠绵：“我爱你。抚触着你的身体的感觉，就像触碰你的爱意一样的真实”。
但以后不久，韦莲司写信告诉胡适，有一个名字缩写为R・S的男士向她求婚，询问意见，胡适立即表示赞成，却又一次伤了韦莲司的心，这一次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伤害。韦莲司原本希望胡适像一个真正的亲人那样，负责任地为她未来的生活细细筹划决策。但胡适更像一个想卸下担子，忙不迭地摆出了“朝后一闪的姿势”。这与韦莲司对胡适无怨无悔、一无所求的纯粹相去太远了，韦莲司真正生气了。她写道：“这是一个中年人的合同，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目前的情况可以令人（你）息肩，但却是极端的无趣”。“你以为如果我结了婚，你就可以解脱了一个负担……我不是你的负担;我也从来没有要你跟我结婚”。“我要告诉你，我是不会为了讨好你而去结婚的！！！”
从此，韦莲司在激情中冷静了下来，与胡适的关系中抽去了爱情的成分。
她回绝了求婚，也拒绝了对生活的妥协和平庸，一直独身――她准备独处，并能够独处;她善于独处，并享受独处。这是一个高贵、成熟的女性。
而胡适虽然也珍视这份感情，却早已有了另外的情人同居。也许，忙碌的大使生涯和知识上的优势，使他不再需要像韦莲司那样“伺候费心”的、刻骨铭心的情人，那样代价太高，而更多地渴求世俗日常的慰藉和关爱。可贵的是，韦莲司是将爱情和友谊严格分开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将一如既往地珍视与胡适的友谊，并慷慨无私地奉献。
1938年初，韦莲司预感到胡适可能长期留在美国，写信询问胡适，是否有把家眷接来的打算，如果她空出来的房子可供使用，她将会非常高兴。（1953年，胡适夫妇终于受邀在韦莲司家中住了近1个月。在那个美丽舒适的小镇，3个老人平静祥和地度过了一段不算太短的时光，那是一幅多么和谐安宁，乃至，也可以说，圣洁的图象啊。）
1949年，韦莲司去纽约看望胡适，恰好天气奇热。她担心胡适心脏不好而影响健康，提议跟胡适同居的情人哈德门各出一半钱，替胡适购置1台窗型空调。韦莲司支票都已开给哈德门了，后因胡适去华盛顿一些日子，胡适又根据中国历书推测，纽约不久就会有好气候而作罢。退回支票的信是哈德门写的。这封现在还保留下来的信，写得非常不得体和伤人，哈德门妇人的占有欲的尖刻表露无遗。
即便如此，韦莲司对胡适不改初衷，隆情高谊依然。
1933年韦莲司曾说“透过你的事业，我也许可以扮演一个奴工的角色”;1937年她告诉胡适，她之所以保持单身的原因之一，是能无牵无挂，在必要时，可以帮助胡适或者其他朋友。现在，她终于践诺了多年前的话。
韦莲司在垂暮之年，将胡适50年来数量极多的信件、电报、信封，以至片纸只字一一摄影，打字细校、复印，寄给江冬秀，并请求胡适纪念馆妥善保管。
胡适去世后，因江冬秀的请求，韦莲司写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自传，又在信中说：我这一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对于思想敏锐的兴趣。任何对艺术、科学、国际事务所做的诚实的观察和清晰的思考，我都致以倾慕和钦佩。这或许是向江冬秀解释与胡适交往的原由，也是实情。――在她心灵清澈的“半亩方塘”里，永远热烈地映照着那些不倦的精神探索者的身影。
1960年，韦莲司卖掉在绮色佳的房子，迁居加勒比海一个小岛巴贝多。胡适到纽约机场为她送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也留下了令人感叹的合影。
1971年，韦莲司去世，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