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随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次年鲁迅又发表了《狂人日记》，自此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二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引发了关于白话文、文学革命及其本质的讨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师从美国学者杜威先生，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学界，在哲学、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胡适拥有哲学、历史研究的根基，20世纪前期，在学术领域中，他凭借着革故鼎新、孜孜不倦的积极态度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在文学领域中，其在理性、反思、逻辑观念的构建中具有很大建树。之后他继续致力于文学理论、文学思想史观的建设，先后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另外，他提倡新文学，相继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如诗集《尝试集》和《真如岛》《我的车和我的车夫》等白话短篇小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一、提倡八事规范，自由创作
陈独秀和胡适同为安徽人，虽然胡适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便离开了中国，但是陈独秀可能早就对其有所注意。1916年，胡适给陈独秀写过一封关于翻译的信，信中指出，西方名著是新闻学创造中不可缺少的，因此，要选择一些与中国人心理相近的好作品，并把自己翻译的俄国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同年，胡适就八事理论在《寄陈独秀》一信中做了简单阐述，并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中。《文学改良刍议》是一篇古文，旨在文学改良，文中胡适提倡文学界突破规范、自由创作，并经过认真研思，与友朋辩论之后，提出了八条操作性极强的文学规范，即须言之有物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不摹仿古人不讲对仗等。在他看来，这八条都是文学上的根本问题，每一条都清晰明了，并且能在诗论、史论中找到影子，直指文学的最根本。在信中，胡适指出他读了《新青年》某君被记者称为代表国人精神的稀世之音的一首长律，不管诗句的格调如何，单单就使用古典套语来说，诗中至少涉及一百事，单句用典不当，文法不通，上下用典不切等问题层出不穷。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文学腐败达到了极点，违背了陈独秀的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为了追随押韵，文学作品华而不实。而南社的陈伯严之流，均为观摩古人，滥而不精，无可称道，虽被推崇，但是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徒为文学界增加几件赝品而已。胡适认为，为了拯救这种局面，要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因此，他提倡思想、精神、意义的提升，列出了八事原则，并将八事分为精神上的革命与形式上的革命。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将须言之有物列为第一条。对于物的理解，胡适受西方哲学、西方文学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古代文论，由此他建立了一条公式：文学=情感+思想，认为须言之有物的物就是情感和思想。如果文学没有情感，就如同人没有灵魂一样，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包含见地、识力和理想，并不仅是依靠文学的力量。但是在传达思想、构建人类智慧层面上，文学能够发挥珍贵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当然，诸如庄周之文与杜甫之诗，借助优美的文辞，也能传达出美妙的哲思和韵味，从而使他们的思想更为雅致。因此，他感叹道：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文学如果没有了情感和思想，即使容貌娇美、体态丰盈也没有作用。在胡适看来，因为言之无物文人沾沾与声调字句之间就是近世文学的衰微，只有以情感与思想胜文，才能拯救此弊端。胡适经过深思熟虑，将须言之有物列为文学改良第一要务，简要的论述使人明了内涵，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随后他提出了不摹仿古人的主张，以文学随时代不断进化之理，主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这一言论让当时文学创作者坚定地选择了文学的方向，鼓舞了他们的心灵。另外，去滥调套语不讲对仗等条，胡适也都做出了细致详实的说明，条条精练明晰，操作性极强，容易令人掌握。《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原则在国内及海外华人学术圈引起了很大反响，白话文写作从此逐步深入人心。如1919年，全国白话报有四百多种，并且教育部于1920年下令全国一、二年级的学生通用白话文。很快，周作人、郁达夫、鲁迅等人都开始用白话进行写作。随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白话文写作扩大了范围、规模，一举攻克了文人的头脑，在学者们身体力行的号召下，文人摒弃了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束缚，开始创造新时代的文学。
二、探求文学本质，主张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
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真正意义是促进了文学思想的建设，并不是仅仅推动了文本、文学形态上的变迁。在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一批思想家的努力下，近代文学不再晦涩，反而在思想表达层面上突破了层层阻碍，显得易于理解和掌握。思想的力量一步步发挥出变革历史、变化心性的作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就在于探求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看来，建立新文学是文学革命的本质，新就是思想的新，精神上的自由，心灵上的自由，就是要从语言、规范章法上进行创新，显然，胡适一系列文章中的主张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对于任何时代文学事业的推进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个月之后，陈独秀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确立了文学革命的宣言：建设新鲜的立诚写读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1917年，胡适读了这篇《文学革命论》之后，对林琴南、钱玄同的文学见解和陈文推崇的三大主义进行了叙述，并阐述了自己的同异观念，另外他也借鉴了陆放翁的尝试成功自古无一句，将实地实验、白话诗词集《尝试集》以尝试为名进行了叙述，充分表达了自己开拓新局面的豪勇之气。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还主张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并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8年，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原则明确为八不主义，并发表了白话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胡适看来，有了文学的国语，国语文学才算真正的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才有了文学的国语。胡适称《建设文学论》就是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只有通过文学，国语才具有价值和生命力，才能得到发展。而两千年来，中国其他文人所造的文学都是用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只有接近白话或用白话写作的文学才是活文学。在白话文盛行的趋势下，胡适的八项主张及死文学与活文学等文学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更加具有号召力。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以南社陈伯严的一首五律作为批判对象，他认为陈伯严是摹仿古人心理的代表，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他认为以陈伯严为首的第一流诗人们都是以半岁秃千毫的功夫作古人的抄胥奴婢，可见胡适对摹仿古人的文学创作者是何等鄙夷与不屑。他认为，如果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当然，用文学史观来阐释文学现象时，我们要避免让文学史现象成为阐释某种史观概念的材料，不能忽视文学历史自身的独特性，要坚持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说到底，文学史观就是研究者所持的历史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胡适的文学史观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他认为只有白话小说实写社会情状，不摹拟古人，因此堪与世界第一流文学相较，有志于文学的人应该致力于新时代的新语言、新文学，摒弃崇拜古人的奴性，应该在如何创作白话小说上面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学真正的变革。当然，以清代同光诗人中的魁首、陈寅恪之父陈散原为反证，来论证他建立新文学白话小说的重要意义，也多少有些冤枉。胡适认为，应该从实写社会情状的角度来写白话小说，要致力于新时代的新语言、新文学，抛却崇拜古人的奴性，才能实现文学真正的变革。
三、主张务去滥调套语，强调自己铸词状物
事实上，白话文写作远没有胡适所言之不易，但是在时代转型时期，一种新语言的使用，都是先让人们进入到制度规范的限制范围之内，胡适的策略大概是让大家先接受白话文。在务去滥调套语一条中，胡适强调作者要自己铸词状物，即作者要凝练出新词新语，要具有创造力、想象力;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胡适希望能将白话文发扬光大。但是要完全摒弃古文，也显得太过心切。胡适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作了他文学主张的试验品白话诗集《尝试集》。在最初的一年，他会不自觉地受到古典诗歌句法整齐的限制，无论怎么大胆地创作，都被钱玄同评为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始终也没有跳出旧诗的范围。如《蝴蝶》中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俨然是一首没有韵脚的五言律诗。而经过了一系列的反思和突破之后，在第二遍的时候，胡适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都打开，开始诗体的大解放，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什么就说什么。并且他也真正地明白了白话诗不是整齐划一的，如果充分使用白话字和白话文法，就要长短不一。这一时期，他的诗通畅自然，可长可短，具有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色彩，如《鸽子》中的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读来颇有一番清丽旷远之感。在胡适的生命中，提倡白话文成了一项重要的目标。
梅觐庄反对胡适的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的观念，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提到，在最守旧的梅觐庄的反对下，他开始仔细思考自己的作品。从数量、质量上来说，胡适的文学创作虽然比不上同期的作家，但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文学主张、文学思想观念激励和影响着一代代为文学、文明付出努力与思考的人。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与梅觐庄的讨论中提到，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他们乱谈谈出来的，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总而言之，饱受西方文学、哲学熏陶的胡适以新语言、新词、新文学规范为金钥匙，提倡新文学的改良与革命，塑造了一套全新的中国文学理念，使人们产生了全新的文学思想、崭新的文学观念。虽然以今人的眼光观之，胡适的文学思想并非尽善尽美，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胡适在中国文学转型过程中的贡献毋庸置疑。正是在胡适等先辈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文学、诗词创作才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一波压倒一波，求新求变的态势蔚为壮观，寻根热、魔幻现实主义热等热点前沿充斥于文学界。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把握和理解，失去了本质上的自信自觉。因此，在空前繁荣的现象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成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深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