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回国，跟早已订婚的同乡女子江冬秀完婚。
胡思杜堂兄胡恒立在回忆儿时的胡思杜时，说他的脸圆圆的，异常的活泼搞怪，常常妙语连珠，是大家的开心果。
然而胡思杜在成年后却不怎么好读书，喜欢玩乐，结交朋友，什么朋友都交。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在西南联大学习航空机械专业的胡祖望去美国留学，进入其父胡适曾就读过的名校―――康乃尔大学。胡思杜则随母亲江冬秀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三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在此之前，胡适每次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总要不时提醒她少打牌，“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候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脾气，我颇不放心，所以要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儿子”。无奈，江冬秀整日一门心思沉湎在牌桌上，无时间也无精力去管教儿子，加之胡适又长期不在身边，这样就使得无拘无束的胡思杜在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免不了沾染上一些不良嗜好。
胡适在1941年5月托人将胡思杜带去美国。胡思杜在国内学的文科，曾先后在上海大学、东吴大学读社会科学。到美国后，胡适将他送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历史。
胡思杜在美国连续上了两个大学，但均未毕业，只得于1948年夏随胡适的一个朋友回到了北平，来到早已归国的父亲胡适身边。回国的原因，据罗尔纲先生说，是因为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而荒废了学业，被学校驱逐。
胡思杜回国后，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子上，纷纷请他到他们的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胡适皆以“思杜学业未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那可是个读书长学问的好地方。他果然一改常态，埋头读书，也真应了那句“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古语。
二
胡适实在舍不下东厂胡同（即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几大间屋子的书籍，很想有人照看这些被其视为生命的书，现在既然小三思杜不愿走，那留下照看一阵子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在他看来有美国人撑腰的国民党政权，迟早还会卷土重来。所以他只挑选了他视为宝贝的一部16回残本的《石头记》抄本和《水经注》稿本随身。而江冬秀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对骨肉分离感到非常难过，留下一箱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日后结婚用。
最终也只有梅贻琦、陈寅恪等少数知名学者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哪知，几个月后，竟翻天覆地，沧海变桑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组学习。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社会，为了做一个脱胎换骨的为新政权所需要的干部，他主动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财物，各方面表现得均很积极和进步，并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他还将胡适留下的书籍装进108个大木箱献给新中国，这些书成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的“镇库宝物”。学习期间，在组织的启发下，他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他这种迫切要求进步的举动，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赏，使他得以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后，作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又名马列部）教历史。胡思杜原来就是学社会科学的，现在学有所用了。
当初，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批他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另一方面又频频向他示好，希望他能为新社会服务。在胡适南飞前夕，中共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他不要离开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不仅如此，还派潜伏在北大的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冒险去当面劝诫他。胡适的反应是微微一笑，说：“他们要我吗？”结果胡适南飞了。这样，政策也就由拉拢而转向批判了。 胡适到了南京后，被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以非官方的民间使者的身份派往美国寻求援助。
身在美国的胡适，看到陈垣这封统战意向十分鲜明的吁请他回归人民阵营的公开信后，公开表示鄙夷。经过分析，他认定这是一封“伪书”，因为陈垣不会写白话文，这肯定有人捉刀。于是他在1950年1月9日，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以作为回应，对陈文逐条予以驳斥，说陈垣他们现在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明确表示不可能和他在一条路上相见。
文章说，胡适“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文章还罗列了他这位“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他还表示，“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虽然“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
胡思杜的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的海外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读了胡思杜公开斥责其父胡适的文章后，禁不住破口大骂其“不成器”！胡适本人所受的打击就可想而知了。但他很快就从大为尴尬中平静下来，他不相信这是儿子的真心话，和陈垣的公开信一样，他都认为是捉刀之作，所以他并未表露心迹，只是平静地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刊物上转载，接踵而来的便是大陆方面以此为契机，兴起了第一轮批判胡适高潮。当新中国需要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时，胡适自然就成了一个靶子。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升级，这种批判越来越严厉，几乎所有胡适的旧友、弟子也都参加了这种不得不参加、不得不以此摆脱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其间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而胡思杜的文章对大陆学人也起了“启发”的作用，比如胡适的弟子罗尔纲先生，拜读了胡思杜的文章，“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即“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这个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
因为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此时的胡思杜思想开朗，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反动的父亲“赎罪”，同时也强烈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对他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上全国上下正在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胡思杜这才知道，作为“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儿子，他的压力有多大！
胡思杜曾有一个女朋友，在贵州，但后来这个女朋友不知何故跟他分手了。因为出身不好，以后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就不同意了。但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不让人觉察他背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仍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地向党组织靠拢，按照组织上的要求，积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三
时间到了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以帮助党整风。胡思杜认为对党作出新贡献的机会来了，于是就响应号召，一马当先地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他所提的意见，立即遭到反右积极分子们的迎头痛击。
胡思杜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在北京的亲戚如堂兄胡恒立、堂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民盟盟员。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与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则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可怕的。
唐山铁道学院给跟胡思杜来往最多的胡思孟打了电报，让他速来唐山。后来胡思孟回忆道：他到唐山铁道学院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胡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跟思杜在一个系工作的一位党员教师告诉我，思杜死前曾给我留了一封遗书，写好后压在了他的枕头下。组织上也告诉我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我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我要带走遗书，但单位的人不肯，只给我抄了一份”。遗书满纸辛酸，多年以后，粗识几个大字的胡思孟，在接受读者采访时还能一字不漏地将它背下来：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料理完胡思杜的后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籍和衣物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胡思孟讲，“后来，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现在只剩有十几本外文书了”。因为有胡适的社会关系，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被赶出铁道部北京印刷厂，押送到宝鸡去修铁路。至于胡思杜那个浸满血泪的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吓得撕掉了，只保留下残存的一角，那上面还可以依稀地看到这样的话，（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58年3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胡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只是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他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初，胡适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还是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中看到胡思杜已于“去年8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倒地下。但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猜想可能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因为按照他小儿子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是不可能自杀的。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死了，且已死去了8个多月。
胡适一直不相信他的小儿子会先他而去。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国纽约预立遗嘱时还在第六条里写道：“去世之后，如果留下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女士先行去世，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均已去世，则留给孙子。”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在大陆的堂舅父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的弟弟胡思杜是否还活着？
被人誉为数学泰斗的江泽涵在北大执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但因与胡适的社会关系，在“文革”中被整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贸然给胡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而惹出新的祸端来。于是就把胡祖望给他的这封信交给学校领导，征求领导意见，学校领导却一直没有明确回复江教授夫妇，这样他也就不敢回信告诉实情。后来胡祖望终于托人（陶孟和之女陶维达）打听到了实情。生活在美国的胡祖望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
胡适长子胡祖望先生于2005年3月12日病逝于美国，享年86岁，遗妻子曾淑昭和独子胡复。
胡祖望生前曾表示，愿死后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并与弟弟相伴。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胡祖望泐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