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最为丰富多彩。器乐作为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呈示民族文化的重任。纵观蒙古族音乐文化历史，元代器乐最为繁盛。四胡，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古老传统乐器之一，属于胡琴一类，不但盛传于我国大江南北，而且随着数年来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广泛流传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于四胡，古今中外各国的史料中均有不同的记载，各国音乐学家对此音乐形式也有诸多不同的论述。四胡最为蒙古族传统乐器四大件之首，拥有着独特的品性、丰富的表现力以及优美的音色和特殊的演奏法，在传统器乐合奏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蒙古族；民间乐器；四胡
基金项目：本文为内蒙古社科项目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民间器乐的旋法与合奏织体研究系列论文，课题编号：2014B062，项目类型：一般项目。
蒙古族的音乐源于大自然，源于它悠久的历史，源于广褒空旷的环境。蒙古族对天地的敬畏和亲和，对万物的崇尚和天赋，充溢在爱的音乐中。通过音，元代蒙古族的器乐艺术最为繁盛。四胡，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乐，我们能够感受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大气、自由、空旷。在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老传统乐器之一，现为我国蒙古族、汉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等民族普遍采用的鸣弦乐器。四胡属于胡琴一类，不但盛传于我国大江南北，而且由于千百年来中外音乐文化的广泛交流，也盛传于我国周边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朝鲜半岛的奚琴，日本清乐中的胡琴，柬埔寨的变种三弦，的丐弹胡琴，泰国的三弦萨乌山寨，缅甸的三弦等等。
一、源流追溯
数年来，胡琴类乐器一直在中国及周边的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专业音乐文化领域和普通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各国的音乐史料中都有着不同的记载和文献，众多的音乐学家对此乐器也有着非常多的论述与研究。擦弦类，又称“四弦”、“四股弦”、“二夹弦”，蒙古族习惯称为“胡兀尔”，亦称“侯勒禾胡兀尔”，即意四弦胡琴。胡兀尔，在蒙古语中既是专指四胡，又包括了潮尔、马头琴在内的所有拉弦乐器。
“胡兀尔“的前身，最早可以追踪溯源到我国唐代的奚琴。宋代陈D《乐书》记载“奚琴，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而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照此说法，就是以竹片在两弦之间擦弦发音。宋朝时期欧阳修也有《和杨师皋给事伤小姬英英》的诗词“见学胡琴见艺成，今朝追想几伤情。酉一ㄏ鲁市虑。放拨灯前谢改名。但是好花皆易落，从来尤物不长生。鸾台夜直衣衾冷，云雨无因入禁城。”这里胡琴指的是弹拨乐器。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的《宴荣山人池亭》中记载“甲第开金穴，荣期乐自多。枥嘶支遁马，池养右军鹅。竹引嵇琴入，花邀载酒过。山公来取醉，时唱接x歌。”诗句中所指的嵇琴应是用竹片擦奏的弓弦乐器奚琴。这些都是宋朝中原地区关于奚琴和嵇琴的历史论述。
二、胡兀而（四胡）与潮兀尔（马头琴）
诸多史料证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马尾胡琴。宋末元初胡兀尔（胡琴），已广泛应用于宫廷、祭祀和军乐中，胡兀尔与潮尔（马头琴的前身）共同出现在一首成吉思汗的挽歌中。清初著名蒙古族历史学家罗卜桑丹津在他的巨著《黄金史》中记载：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途中病逝了，当蒙古骑兵护送灵车返回故乡不儿罕山的时候，军中最著名的歌手吉洛阔台在献给他的君主成吉思汗的歌中唱到：“您化作雄鹰的翅膀，乘风归去了，我贤明的可汗，您那胡尔、潮尔奏出的美曲佳音，您那广阔无垠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还有那山川河流、富饶的草原，都在哪里啊？”这里的胡兀尔指的是胡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胡。
对于潮兀尔，史学界颇有争议，一直以来，大家把潮兀尔看作是马头琴的祖先，马头琴的前身，但是最近蒙古族学者乌兰杰教授经考证，认为应是冒顿潮尔，即胡笳。关于胡兀尔的形制，到元明清时代，才逐渐有了胡兀尔与潮兀尔比较清楚的区别和对比的记载。《元史・礼乐志》中说“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以弦以马尾”，这显然是梨形的胡琴――潮兀尔。潮兀尔一词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是“共鸣”的意思。根据众多的史料记载分析，潮兀尔可以为分为三种：一是拉弦类潮尔，二是“人声类”浩林潮尔即“呼麦”，三是吹奏类乐器冒顿潮尔即胡笳。潮兀尔这件古老的乐器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人们对它进行着不断深入的研究，它留给世人宝贵的文化遗产，等待着后人们的继承。专家考证“马头琴”这一名词只有近几十年才起用。地域辽阔的蒙古各部落对潮尔（马头琴）的名称从古到今均有各自的叫法。而在《钦定大清会典图》记载的“胡琴，番部合奏用者，竹柄面以桐。通长三尺零七分二厘，柄长二尺七寸八分四厘，高二寸一分六厘。纳弦，以两轴绾之，俱在右，以竹弓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这无疑指的是筒形胡兀尔，也就是我们说的四胡。现在的四胡都是四根弦，乐器弦数的改革发生在清末或者更早的一些时候，清《律吕正义后编》称为“提琴”。《清会典》记载：1632年5月”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获其乐列为燕乐，是曰《蒙古乐曲》。（察哈尔，据蒙文文献记载是古突厥语，意为“汗之宫殿的侍卫”，全称为“好陈察罕儿”，起源于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及妻唆鲁禾帖尼的属民。察哈尔在蒙古各部落中，应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部分。他的部民主体始于成吉思汗创立怯薛军，建立常备的护卫军，于北元达延汗中兴，建立大汗护卫军；衰于林丹汗抗金失败，部众离散衰微）。在《蒙古乐曲》中的《番部合奏》所用的15件乐器中，就有胡琴四胡。这15件乐器与《元史・礼乐志》所载的“宴乐”相比较，其中有11件乐器都是一样的，它们分别是火不思、筝、轧筝、琵琶、胡琴、以及笙、笛、萧、管、云H、拍板。而在《清朝文献通考》《西域图志》中，则称四胡为“披帕・胡兀尔”，详细记载了卫拉特蒙古部宫廷音乐中的四胡及其形制。“披帕・胡兀尔，即提琴四胡也，圆木为槽，冒以蟒皮，柄上穿四直孔以设弦轴，四弦共贯以小环，束之于柄。竹片为弓，马尾双弦，夹四弦间而轧之。”这里所详细叙述的乐器与现在我们看到的四胡相差无几。
三、蒙古族器乐合奏中的四胡
自清朝中叶以来后，蒙古族宫廷和民间乐器发展得如火如荼。蒙古族合奏乐又分为鄂尔多斯丝竹乐、科尔沁丝竹乐、锡林郭勒丝竹乐等，蒙古族传统器乐合奏的三种形式，代表着内蒙古地区三个不同风格地域的音乐文化，与蒙古族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每逢大型节日、祭敖包、举办重大的礼仪性活动时，人民便载歌载舞，持几件乐器坐到一起，演奏大家熟悉的民歌，也有少部分汉族的器乐曲牌。这些作品广泛流传在蒙古族劳动人民生活工作学习中，称为大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特别是在蒙古族传统器乐合奏中，四胡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作为蒙古族传统乐器四大件之首的四胡，有着其独特的品性、丰富的表现力以及优美的音色和特殊的演奏法。
四、鄂尔多斯“乃日”中的四胡
鄂尔多斯丝竹乐――鄂尔多斯“乃日”是草原器乐文化与一定的内地器乐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传统的鄂尔多斯“乃日”是由歌手和乐队组成的乐歌形式，专门在盛大的宴会上表演。传统的鄂尔多斯“乃日”乐队编制为拉弦乐器――小四胡、弹拨乐器――扬琴、吹管乐器――笛子和弹拨乐器――三弦组成，基本具备了传统民族器乐合奏的乐器编制要求，也是合奏乐的典型编制。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声音组合”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了，所以又加入了西洋乐器――手风琴、电声乐器――电子琴、古老的蒙古族拉弦乐器――马头琴等，以此来丰富乐队音色。
蒙古语“乃日”一词本意为“宴”，还有“联欢”、“喜庆”之意。所以，鄂尔多斯地区习惯把歌手、乐队通通称之为“乃日”。在传统民俗文化中，“乃日”必须有囊括“礼”、“宴”、“乐”三个层面的意思。印证了“有宴必有歌，有歌必有乐”的生活习俗。“乃日”以宴会为依托，以演唱民歌、演奏乐器相伴的形式得以表现。虽然有时会出现以乐队演奏为主、以演唱为辅的情形，但在更多地情况下，“乃日”乐队承担为演唱伴奏的角色。四胡这件乐器在“乃日”乐队中处于核心地位，类似于西洋管弦乐队中的首席小提琴，地位重要，而且这件乐器被认为是鄂尔多斯民歌风格的精华所在，就像被贴了标签一样，与歌唱水乳交融。“乃日”四件传统乐器四胡、三弦、笛子、扬琴在鄂尔多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稍微上点儿年纪的人们都会演奏，普及率极高，备受广大人民所喜爱，是各种庆典活动的必演节目。同时也是牧民自娱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无专业班社或专业艺人。一到晚上，许多蒙古包内歌声乐声此起彼伏，奶茶飘雪，热闹非凡。遇上喜庆节日，更是通宵达旦。
从人类音乐发展轨迹来看，声乐艺术的产生与发展要早于器乐艺术的发展。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工艺发展进程、乐器制作材料等等方面的制约，这就形成了器乐艺术的早期势必依赖于声乐而存在。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器乐艺术才能逐渐成为独立的音乐艺术而存在。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够在独立的器乐作品中看到声乐艺术的影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内蒙古卷》鄂尔多斯丝竹乐30首作品中，全部来源于民歌，改编于民歌，因此器乐化程度有所欠缺，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各件乐器的优势，展示其华彩的演奏法。但是由于四胡不仅仅是非常有个性的民族乐器，而且音区宽广，能够演奏大型的音乐作品，所以在30首作品中全部承担起旋律角色，发挥着乐队“一号”的作用。中高音四胡发挥着主导作用，高音四胡是乐队中唯一的高音乐器，主要承担乐队首席的角色，在作品中演奏高声部的旋律和solo独奏部分，其声音嘹亮、刚劲有力，音色穿透力极强，具有典型的旋律性乐器的特点。中音四胡音色清脆婉转，具有叙事性与歌唱性特点，低音四胡音色深沉有力，具有陈述性特点。
五、结语：
以上从不同角度对四胡这件乐器进行了讨论阐述，可以看出，四胡是蒙古族历史上产生最早的乐器之一，在蒙古族传统器乐独奏，合奏中扮演着的重要的角色，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更是昭乌达音乐风格区的民间合奏、察哈尔锡林郭勒音乐风格区的阿斯尔、鄂尔多斯音乐风格区的乃日合奏、科尔沁音乐文化区的东蒙合奏乐及乐歌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但是目前在蒙古族器乐文化理论研究及演奏技术中，四胡好像被淹没在马头琴中，滞后于马头琴的发展。因此蒙古族四胡艺术的研究，需要从“共性中找差异”，“从整体中找个别”，将其放置放在“蒙古族传统合奏乐”这一整体中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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