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交融冲突对胡适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途径起了启发触动作用。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实际上是中国固有之学术研究方法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再发展。本文主要对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的具体提出过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关键词]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一生谈治学，自始至终言必称方法，并且胡适几十年来，又总喜欢把科学方法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把“科学法则”看作是学术研究，乃至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其所谓“科学法则”说起来实际上又非常简单，不外乎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许也正因其高度简化，所以易于传播和为人所接受，最终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一提到科学方法，往往还会想起胡适。
一、1919年，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思维方法的进一步简化
1919年是胡适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或许可以被称为胡适的学术方法年。胡适在同年发表的《实验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论国故学》及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几篇文章几乎成了胡适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的根基，此后胡适大多数关于治学方法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后来收入《胡适文存》时又改题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根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3月上旬胡适在教育部会场演讲《实验主义》，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总结为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所在，假设解决方法，决定何者有效，证明。同年6月下旬，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讲《中国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国的逻辑”，所谓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胡适在演讲中强调：“‘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胡适最终在此次演讲中将科学方法的要点简单总结为三个观念：“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至此，胡适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学术条件下，要想把繁琐的实验主义系统深入地介绍给国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胡适的演讲把杜威并不简单的思想方法简化为事实归纳、提出假设、试验求证三个环节，并且冠之以“科学方法”的名称，作为“少年中国的逻辑”来宣传。
二、1919年前后，胡适对口号、标语思想宣传作用的重视
时至1919年8月，胡适撰成《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即《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其中第六章有这样的论述：“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 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诂有科学的价值。”胡适在这里强调清代汉学家的训诂方法之所以有科学价值，就是因为其具有“假设”和“证实”的特点，胡适科学方法的要素此时已渐渐浓缩和集中为“假设”和“证实”。
四、关于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源起的另一种说法
五、结语
对于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一方面，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其实是中国化的实验主义，并没有跳出清代朴学的老圈子。梁启超说胡适“亦用清儒的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清代学术概论》），这实际上是把胡适看作西学背景下乾嘉学派的尾声；而另一方面，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将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在理论上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之具有近代学术的面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谈起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时曾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的因素。”“远在他接触杜威之前，新典范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萌芽了。”唐德刚也曾分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1]胡适自己则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认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1]胡适尝试着把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进行沟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其将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与清代朴学嫁接后的产物。
通过分析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的具体提出过程，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现代化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