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任领导锐意改革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解放日报》在王维和陈念云两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领导下，对“文革”十年给新闻媒体造成的破坏，进行大力拨乱反正，不断推进新闻宣传报道的改革，在全国新闻界创造了许多个历史新时期的“第一”或“最早之一”。
1983年王维因年龄关系退下领导岗位，陈念云接任后，在王维大胆改革新闻报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闻工作第一位的功能是向社会、向读者传播新闻信息，并致力于《解放日报》向“信息密集型”方向发展。1987年下半年，经过“西山会议”的酝酿和决策，《解放日报》进行扩版改版，四版扩为八版。在当时，那是对党报出版模式的一次大胆突破，是新闻宣传报道改革迈出的重大跨越。
我有幸与沈光众、冯士能一起，在1979年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加入《解放日报》编委会，参与了王维、陈念云两任领导对报纸宣传报道的改革工作。当时《解放日报》党委会、编委会大胆颠覆了党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传统理念，在强化党报的新闻性、群众性、社会性上下功夫，努力建立与读者群众的新型关系，提倡与读者靠得近些更近些，改版扩版的宗旨强调“增加信息量、提高可读性、增强群众性”。陈念云继王维之后，在报社大力倡导社会新闻，并就社会新闻定义、社会新闻范围、社会新闻特殊作用，以及社会新闻的采写要求，向报社全体编辑记者作了全面、深刻、有独到见解的论述。因此，《解放日报》的社会新闻一直在全国主流媒体中领风气之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同时《解放日报》又提出16字方针：“扎根机关，深入企业，面向社会，走进家庭”，对新闻报道改革作全面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使党报新闻报道从长期存在的枯燥、呆板、官腔、乏味中走出来，出现更多新鲜、实在、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新开辟的一批专刊和专栏，如“上海市场”、“上海经济透视”、“人民广场”、“祝您健康”、“读者来信”、“解放论坛”等，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品牌，有的仍延续至今，形成了既坚持党性原则、严肃高雅，又活泼可亲、贴近社会群众的新时期党报的鲜明特色。
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党委会、编委会十分重视探索如何把地方型的报纸办成开放型的报纸，正确地处理报道的地方性和全国性、国际性的关系。坚持立足上海，兼顾长江三角洲，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折射出“政治家办报”的大视野。《解放日报》在华东地区建立了一支特约记者队伍。时任上海市长、上海经济区协调办公室主任的汪道涵同志，亲临特约记者组建大会。这支队伍人才济济，他们中间有几位后来成为高级领导干部，有一批成为省地级报纸的老总和地市宣传部长，成为《解放日报》永远的朋友。
对国际新闻报道的重视，也是《解放日报》新闻报道改革实践一大亮点。虽然，限于客观条件，《解放日报》派驻外国记者比别的报纸晚，但《解放日报》最早冲破地方报纸不得评论国际时事的框框，积极与中央新闻单位驻外记者及北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所合作，在《解放日报》国际版，有时是要闻版，经常刊登独家国际新闻和国际时事的评论文章，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良好影响。后来，《解放日报》把布什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实现党报处理国际新闻的历史性突破。在90年代初，又在头版头条发表准确预测海湾战争爆发时间的国际新闻，引起全国报界的轰动。
我参加报社编委会6年多后，于1986年1月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常务）。1989年1月陈念云退下领导岗位后，我又接任了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职务。4年后于1993年4月，我上调北京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从此离开了工作31年的解放日报社。下面，我要着重说一下在《解放日报》新闻报道改革中，自己主导的几次大胆的探索。
领袖漫画的风波
1986年8月中旬，全国各大报总编辑齐聚哈尔滨研讨“全面改革的宣传与新闻改革”这一重大课题，改革气氛浓烈，新闻界颇受鼓舞。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陈念云赴哈尔滨开会，报纸宣传报道工作暂由我主持。一天，美术摄影组负责人赵立群来找我，说上海市美协正举办一个漫画展览，要求《解放日报》配合出一期画刊，并拿了一些漫画作品让我挑选。
我问赵立群，这次漫画展有什么特点和创新的地方。他说有两幅领袖漫画是过去所没有的，引起了大家关注。我马上要他把这两幅漫画拿给我看。一张是画邓小平在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牌》（作者张卫平），一张是画胡耀邦指挥大家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歌的《唱新歌》（作者阿达）。虽然从漫画技巧来说算不上是最佳作品，作者在漫画界也并没有多大名气，但漫画的立意和所表现的主题，很好，很切合时代特点，赞颂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领袖的形象虽有点漫画的幽默味，但恰到好处，也抓到了邓小平与胡耀邦的特点，是严肃的作品。应当说，以漫画手法来表现领袖人物的风采，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时代性和创新性，有一定开创性意义。当时我认为，过去习惯于用漫画来讽刺、丑化人，今天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用漫画的幽默来表现领袖，体现领袖贴近人民群众的民主精神，也是一种可贵的创新。于是，我当即拍板决定在漫画专刊刊登这两幅领袖漫画。 1986年8月15日，在《解放日报》第四版的《上海漫画大赛展选刊》上，两幅领袖漫画被置顶突出刊登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普通的画刊竟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外许多报刊转载了这两幅漫画，并发表评论，认为在中国党报刊登领袖漫画，是新闻报道改革的一个可喜成果，也传出了政治改革的信息，表明中国积极向民主政治迈进。法国电视二台派记者两次专程来上海作现场采访，向我提了为什么发表领袖漫画、发表后读者反映如何等一系列问题，我一一作答。据说，他们的片子到法国电视台播映后，观众反映良好。
国内反映更为强烈。发表当天，就有不少读者来电话、来信表示赞赏，认为漫画的功能不完全是丑化，也可以是幽默和美化，领袖漫画的幽默感使领袖更富人情味，接近群众，接近生活，具有一定民主气息。《华声报》转载了这两幅漫画，并评论说：这是开建国以来风气之先，是改革开放宽松环境下的产物。《文汇报》也接着在新闻版发表了江泽民市长在上海书展上买书的漫画，得到上海读者的好评。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读者以为领袖漫画就是丑化领袖，所以打电话责问报社为什么刊登丑化领导人的漫画。有的语气十分激烈，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用漫画画了一张《百丑图》，极尽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之能事，怎么今天又出现在党报上？有些读者还寄报纸告状到北京中央宣传部。
事隔多年以后，有次我遇到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说起这两幅领袖漫画，他对我说：“你们报纸发表当天，我就接到4个电话，《人民日报》和天津《今晚报》请示转载这两幅漫画。也有的读者提出批评，说‘文革’中的《百丑图》记忆犹新。”朱厚泽部长当时考虑再三，没有同意让《人民日报》和《今晚报》转载，他说宣传不要一哄而上，群众的欣赏习惯还要注意。同时他也对中宣部的同志说，对《解放日报》刊登领袖漫画，不要去批评，这也是一种宣传探索，应当允许。
当时，国内有些报刊随风而起，跃跃欲试，竞相效仿，什么“小平踢足球”等粗劣的领袖漫画作品还见了报。想不到围绕领袖漫画引起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最后闹到了胡耀邦总书记那里。胡耀邦要首都漫画界议论一下，拿出一个意见来。首都漫画界就按胡耀邦意见开了一次座谈会，多数漫画作者认为《解放日报》发表两幅领袖漫画是严肃作品，用意是好的，没有错。但是，领袖漫画目前还不宜一哄而起，推而广之，以免引起领导层的不必要的感情激荡。
这次首都漫画界座谈会的意见报到胡耀邦处，胡耀邦为此作了一大段重要批示：“我国的漫画相当发达，除报刊外，漫画专刊、小册子也不少。画不画国家领导人，只是漫画中一个极小的部分，一个时期不发展，并不会阻碍漫画事业的继续升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历史形成起来的一些独特的习俗，外国有我们没有的东西，不可一概拒绝，也不可一律照搬。反过来说，我国有而外国没有的东西，不可一概废除，也不可一律继承。我们民族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心理承受能力总有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因此，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漫画，还是慎重对待为好。”
我很赞同胡耀邦“还是慎重对待为好”的意见。一哄而起，粗制滥造，赶时髦，确实没有好处。当然，领袖漫画也不是什么异端，如果不是在1986年，而是在今天，我想反响也许不会那么强烈吧！毕竟今天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强得多了。所以，领袖漫画在我国一个时期里不会发展，但决不意味着它永远在中华大地销声匿迹。正如林放在一篇《漫画与民主》的短文中所说的：“有的人，只习惯于接受那些祠堂里挂的祖先神像，却看不惯行乐小照式的传神之笔。我看，是个习惯与修养问题，是可以逐渐培养的。现在第一步，且先画一些社会各界的名流，如英雄、劳模、文坛名人、著名演员……可以优先入画。慢慢地大家看惯了，被画对象的修养也提高了，那就可以扩大范围了，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漫画题材，而且使得我们社会的民主气氛更加活跃。”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漫画也在网上广泛流传了，而且广大网民们习以为常，这说明我们老前辈老报人赵超构先生（即林放）30年前的预见，是正确的了。
历史性突破的隐忧
有趣的是，刊出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消息那天，正好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启正和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来解放日报社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宣布对我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丁锡满担任总编辑兼党委副书记的任命。两位常委、部长看到当天报纸，态度明朗，表示赞赏。他们拿着当天刊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新闻的《解放日报》，与我们一起合影，并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的镜头。
事隔三年，当年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启正已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我们在一个场合相遇，他还记忆犹新地提起三年前这件往事，并对我说了一句语带戏谑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将来抓走资派，我们那张合影倒是一份现成的罪证。”妙哉，此语！“历史性的突破”真还有隐忧哩！尽管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回到“抓走资派”的年代，谈何容易。然而，直至今天类似美国总统大选这样的重大国际新闻，仍然很难上我们报纸的头版头条，这颇有值得我们思索之处。
不过，四年后的1993年1月，当民主党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新总统就职宣誓仪式举行时，我仍不改初衷，坚持把这条重大国际新闻置顶放在头版双头条地位刊出。只是，1993年4月我离开上海到北京工作后，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和贝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新闻，就再也没有能上《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了。
这让我至今都感到困惑：我们的新闻宣传报道的改革是前进了？ 还是倒退了？
党报头版能刊登广告吗？
1989年1月我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党务、社务和一部分编务以后，开始通盘考虑推进新闻报道、版面安排、经营管理、广告发行、报纸印刷，以及编辑记者队伍建设的全面改革。
关于自办发行，我们曾多次与上海市邮电局（甚至与邮电部）协商探索，终因《解放日报》不仅是在上海市发行，有很大一部分要发行到华东六个省，还有一部分要发行到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这样自办发行难度就很大了。后来，邮电部门不接受我们提出的上海市自办发行、华东地区和全国仍靠邮电渠道发行的方案，这样《解放日报》自办发行就胎死腹中了。结果自办发行让《天津日报》独占鳌头，走在全国前列。
我想重点谈一下报纸广告改革的探索。刊登商品广告，是近代报纸诞生的一项重要功能。上海《解放日报》自1949年5月创刊以来，一直保持刊登商品广告的传统，加强发行，不断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直自筹经费，从不向政府伸手要过办报经费。只是到“文革”时期，《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后，才把刊登商品广告当作“封资修”扫除掉。所以，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拨乱反正，推进新闻改革，《解放日报》才在全国首开刊登商品广告的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第一个外国商品广告―― 瑞士雷达表，其实只是品牌广告，瑞士雷达表产品真正进入中国市场，那是四年后的事了。但瑞士雷达表中国区副总裁郑世爵回忆往事时说：“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雷达表公司应用了营销理论上的‘第一品牌’理论，就是争做市场第一人，这样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和时间建立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后来，瑞士雷达表在中国市场销售得十分红火。
8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新闻单位通气会，研究报纸宣传报道的改革，会上提到了《解放日报》头版刊登半版广告的问题。我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并就头版刊登广告注意的几个问题，也在会上提了出来：一是不上头版的上半版，只能刊登下半版;二是广告要宣传成就性、信息性的内容，不能搞杂乱无章、平庸低俗的广告;三是不冲击当天的重大新闻，要选择在头版没有很多重要新闻的条件下刊出。
通气会上各个新闻单位负责人都认可了《解放日报》头版半个版的广告。《文汇报》领导还提出要在头版刊登整版广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也同意让《文汇报》先作头版整版广告的探索，听取社会反应，看看广大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
没有想到，第二天就遭到了上头领导部门的批评，说上海市委机关报怎么能学港台的报纸，把刊登要闻的头版，拿去刊登商品广告了？明确发出了禁令，我也做好了检讨的准备。不过还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只通知我，把这整版的广告费100万元上交捐赠公益事业就可以了，不必做检讨了。
从此，《解放日报》头版整版广告的探索寿终正寝。后来，甚至连头版半版广告也难得看到了。但是，有关主管部门从来也没有明文规定党报头版就不能做整版广告。这就是我国新闻改革中吊诡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