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里的人力三轮车。图/黄金国/FOTOE
说起老北京，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的不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也不是蓝天白云下的天坛祈年殿，而是前门外湿井胡同那个狭长的“三合院”：七十多年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杂院坐东朝西的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间屋子半间炕，下地就出门，门外过道的那一边是半人高的西墙，隔墙相望，像住在一个院里;夜深人静，时时传来隔壁街坊的咳嗽声。
过去，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是生在胡同、长在胡同里的。胡同里有家，有生火做饭的炉灶，有睡觉的土炕，有忘不了的惊恐饥饿和数不清的亲人笑语。一条条大大小小的胡同，承载着一辈辈北京人的苦乐生死。胡同是维系老北京生命的血脉，胡同里门挨门、户连户的四合院，就是北京城生生不息的细胞。
胡同的历史沿革
胡同是元大都的产物，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比“北京”这个名称的出现还要早100多年。
早先，胡同不叫“胡同”，居民聚居的地方叫“坊”。直到现在，老北京人还把邻居叫做“街坊”;与邻居搞好关系，叫做“处街坊”。
坊是由东西南北四条街道分隔开的一块长方形的居民住宅区，也叫街区。每个坊的内部有许多小巷，供本坊居民自由通行。坊的四周筑有坊墙和坊门，只准本坊的居民出入，以保护坊内居民人身和财物安全。坊，类似一个小型的城，因此也叫“城坊”。古代中国，大到城，小到坊，都是封闭式的建筑。
坊这种居住形式，来源于古代的“阁里”，历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几个朝代。到了宋代，由于商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坊的封闭结构逐步被打破。
到了辽代，当年南京（燕京）析津府虽然是陪都，可繁盛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四个京城，人口有三十多万，城区面积不大，城内有26个坊，形式依然是封闭的。
到了金中都的时候，人口已增至40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内有60个坊。金中都在规划设计上，正处于由封闭式坊制向开放式街巷过渡的重要时期。金中都城中既有封闭的城坊，也有开放的街巷，不少沿街的建筑被改成商铺，出现了热闹的街市，严整密闭的都城渐渐融入活泼兴旺的商业成分。这成了金中都城的特色，为元建大都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1276年大都城建好了，规模宏大。忽必烈决定从原金中都的旧城中迁徙部分居民进住大都，并规定了以房院“八亩一分”为单位构建的胡同、街道的间隔、距离，乃至全城的格局。
元大都是当时最宏伟、最繁华的大都会。城内街道整齐如棋盘，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宽阔的大街，大街两旁修有或明或暗的排水沟。沿街开设商店，一派繁荣景象。在南北向大街的东西两侧，有小街和胡同平行地排列着。
居民分住50坊，住房坐北朝南，整齐划一。今天长安街以北的街道，除局部地区受自然条件或历史原因制约成斜街外，仍然可以看出元大都“九经九纬”棋盘式的格局。全城共有南北、东西干道各九条，主干道宽37米，小街宽18米，胡同宽9米。考古钻探证明，现在位居北京东城区的东四头条至十二条胡同地区的街道、胡同排列、宽窄都与元时基本一致。几个出土的元宅基院遗址的面积也恰恰是八亩。这证明了北京的内城街巷，基本保存了元大都街区的格局。
明清以后，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元大都整齐宽阔的棋盘式街道格局渐次改变。特别是前三门外，大街小巷胡同里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正阳门瓮城东西两侧、前门大街东西两侧也被摊贩占领：先支摊，后搭篷，再建房，生生地各自挤出一条胡同来。在宽阔的前门瓮城两侧挤出了东西荷包巷;大街东侧挤出肉市、布巷子、果子市、草市;西侧挤出粮食店、纸巷子、铺陈市等胡同。
清末民初，北京的胡同虽然多了，但受住房大小不
一、方位不齐的影响，胡同的长短、宽窄、方向也没了规矩，出现了九道弯、大转圈、不通气的死胡同等奇形怪状的胡同。
胡同称谓的由来
“胡同”两个字本来不挨边儿，拼成一个词该怎么讲呢？《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注释都是：“巷，小的街道。”词义了然，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明代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在为官之余，写了本《宛署杂记》。他记述了明代北京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风俗掌故，是研究老北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对于胡同，他解释说：“胡同本元人语……盖取胡人大同之意。”这种望文生义的牵强解释，不能服众。
更多的解释是，“胡同”是蒙古语“水井”（hottog）的借字表音。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拉着勒勒车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进入中原后，依然很注重水源。因此见着有水井的地方就呼之为hottog，汉人不明就里，记做“胡同”，如此这般就传开了。
蒙古人把有水井的地方叫“胡同”，很有道理。我出生的地方不是就叫湿井胡同吗？只是湿井这个名字起得很怪，水井哪有不湿的，难道还有干井吗？这里有个缘故。原来与湿井胡同相邻的另一条胡同就叫“甘井胡同”。北京历来缺水，有口井不易，有口甜水井就更不易，取名甘井足以炫耀其美味难得;而我住的胡同是口苦水井，这多少令人有点沮丧。那该叫什么呢？先是含混不清地叫“井儿胡同”吧，不行，北京有好几个井儿胡同呢。谁知道你这个井儿在哪儿？后经高人指点，取名“湿井胡同”，既“湿”意盎然，又与“甘井胡同”分庭抗礼，岂不快哉！
因为是借字表音，类似hottog的写法还有胡洞、湖洞、胡通、火弄、火幢、火巷等。如此问题又来了，说水井怎么记成火弄、火幢、火巷哪？水火不容吗？有学者考证，元之初不叫胡同，叫火弄、火巷。建造大都时，依据古来做法，在建筑物之间留出一定的间隔距离，平时当做人来人往的通道，发生火灾时就成了防火隔离带，所以叫火弄、火巷。蒙古人说火弄、火巷，音不准就成了“胡同”。此乃专家的推测，或为另一说。 还有的专家以为hottog是蒙语的“浩特”，指居民聚落之意。原来的聚落很小，只几个毡包，渐而增多，成为村镇、城市，比如今天的乌兰浩特、呼和浩特、锡林浩特等等。当初的浩特即胡同，此又是一说。
但在北京，胡同文化所展示的丰富内涵和京城特色却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从胡同一词的介入、延展，到拿来我用、化他为我，体现了北京的襟怀宽广，“肚大能容”，消化吸收的能力很强。北京古往今来就是个移民城市，既有接纳四方的宽容，又有改良创新的锐气。
胡同的命名
从胡同的起名和更名，既可以看出北京街巷胡同的变化，又能反映不同时期北京人的心理变化。
1.按地形、河道命名 出了太阳晒被子是北京胡同里的一大景观。图/李江树/FOTOE
1988年，北京胡同里的两家人。图/朱宪民/FOTOE
前门大街路东，有条东西向的短街叫鲜鱼口，是条繁荣的商业街，吃喝玩乐样样齐全，据说“先有鲜鱼口，后有大栅栏”。顺着鲜鱼口往东走，折向南的桥湾儿，三里河、水道子、龙潭湖，这一串相关的地名，隐现出一条古河道。元大都时，通惠河自积水潭由北向东，再向南，而后向东南，流入通州张家湾的京杭大运河。明朝建皇宫时，河道中间一段纳入宫墙内，水运中止，但河道仍存，直到清朝后期河水才枯竭。《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正阳门外东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河水拐弯处有汉白玉“三里河桥”（1953年珠市口东大街修马路时出土）。鲜鱼口是河边鱼市，桥湾儿正好是河道由南向东处，路北有古刹铁山寺，河水再经三里河、水道子东入龙潭湖。
再如，鼓楼东大街的锣鼓巷是一条南北向长街，被鼓楼东大街切断，分南北两个锣鼓巷。其实原来叫罗锅巷，因地势中间高、两头低，像个罗锅，后来谐音叫成了锣鼓巷。今天南锣鼓巷已经整修成文化一条街了，游人如织，颇具胡同的新老风采。
2.按建筑、设施命名
西四丁字街路西，有个砖塔胡同，很有名，因为有一座元代的万松老人塔。砖塔为九级、八角，实心。万松老人，名万松行秀，是金元时期佛教曹洞派大师，名重一时。当年，曾经辅佐成吉思汗、窝阔台两代君主的宰相耶律楚材心向往之，拜他为师。元明清三代帝王都很崇敬他，屡次修缮塔院。乾隆时，把七级改为至高的九级。
砖塔胡同有名，还因为它最早出现在元杂剧《沙门岛张羽煮海》里。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这说明砖塔胡同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前门大街路西的大栅栏，名扬中外，是京城聚集“老字号”最多的商业街。如今在街东口支起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上书“大栅栏”三个字。它说明原来坊墙拆除后，坊门仍作为坊的出入口和标志（牌坊）保留。栅栏有木质和铁质的，每天定时开启和关闭，大栅栏里商店多，为了确保坊内安全，装的铁栅栏门，高而大。
3.按集市、商店、商品、作坊命名
这一类最多，可以说包罗万象。比如，米市大街、菜市口、骡马市、钱粮胡同、鹁鸽市、花市、缸瓦市、闹市口、大市、小市、油坊胡同、糖坊胡同、豆腐巷、剃头棚胡同等等。
鼓楼大街西侧有条烟袋斜街，向西直通什刹海的银锭桥，不长，却古老而著名。新近街东口还建了座牌坊，更显眼了。过去斜街里有几家经营烟袋烟具的店铺，门外挂着一支支乌木杆儿、白铜锅的大烟袋，特别醒目。有人谣传当年慈禧太后的烟袋就经常拿到这里的“同泰盛”和“双盛泰”的两家商号来通洗，让胡同沾上皇气，贴金出名。这条街因受湖岸制约，自东向西的走向是斜的，故称烟袋斜街。街虽窄却是闹市，商铺密集。过去街中多古玩店、茶馆、酒肆、西服店、浴池，有小“大栅栏”之称。路北鑫园浴池，相传是大太监李连英的后人李福庆所开。街中旧有龙王庙（已毁）和保存较好的道教宫观广福观。
北京最长、最宽的大街是东西长安街;北京最长的胡同当然是与长安街并行的东、西交民巷。原来东交民巷使馆多;西交民巷银行多，两巷洋式高楼鳞次栉比，仿佛古城界外的洋胡同。中西合璧，洋人众多，起名交民，很是切题。其实它原名江米巷，后来由江米改名交民，有一段国家衰落的心酸史。
早在元代，这里临近大都城南垣，又是通惠河卸下从江南运来漕米的码头，所以叫江米巷。明代建北京城，南垣南移紧邻江米巷，这条昔日的漕运码头就成了黄金地段：朝廷的五府六部、翰林院、鸿胪寺、四译馆、太医院等机构，都设在这里。清代，一些王公大臣也选中了这条上朝近便、宁静宜人、秀水潺潺的地方，建府修宅。如，肃亲王府、梁公府、庆公府、大学士徐桐官邸等，朝廷把宗人府也设在这里。 1999年，北京胡同。图/李江树/FOTOE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各国强行选定了在紫禁城边的东江米巷建使馆。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只好忍辱允诺。江米巷改名交民巷。徐桐自撰楹联“与鬼为邻，望洋兴叹”贴于门上，以泄不满。1900年义和团攻打交民巷，损伤惨重。肃亲王雅好收藏，奇珍异宝付之一炬。 事变后，东交民巷一带按《辛丑条约》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土木，建使馆、兵营，筑围墙、修碉堡、炮台，路口装大铁门，枪口外向，气势汹汹。洋人还拆毁衙署、祠堂、民房、仓库，就近扒开城墙，以图进出方便。洋人横行京城，为所欲为，无人敢问，成了堵在国门跟前的都中之都。
4.按官府、衙署命名
北京内城多元明清三朝以及民国时的官府、衙署，且占地较大，目标显著，蕴藏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比如东城区安定门内的成贤街，就是一条保存较好、历经六百多年的古街。街不长，680米，建有元代的国子监、孔庙，遵循“左庙右学”的原则，比肩相连，足足占了半条街。难得的是，一条街陆续排着四座木牌坊，上书“成贤街”和“国子监”，古色古香，独一无二。更难得的是，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曾走出元明清三朝支撑时政、倒挽狂澜的五万余名进士;响彻过三代君主驾幸学宫劝学建功的圣谕。
明代迁都北京后，在内城设立了东西南北中五城的兵马司，负责捕盗拿贼，维护治安。清代在京师设立过五个巡捕营，由提督九门步兵巡捕五营统领维护京师治安。至今，北京有几个兵马司胡同和巡捕厅胡同。类似驻军、守卫的还有营房胡同、校尉营胡同、四川营胡同、校场口胡同等。
5.按寺庙、道观命名
北京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护国寺，当年都显赫非常，后来成了京城东西两个最热闹的庙市（庙会），如今宏大的皇寺早已不存，只留下街名。
今天西城的护国寺大街，不长，东头路北有梅兰芳故居;路南有以演京剧为主的人民剧场，有点京剧一条街的味道。清代，蒙古王公贝勒出资修建庙院，护国寺成了喇嘛庙。护国寺自元至清，累代加恩修缮，规模宏大，寺分前后两部分，九进院落。特别是每月的初
七、初八两日庙会时，商贾云集，百技献艺，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是老北京的特有节目。
6.按人名、职业命名
老北京名人多。那么，名人何以成名呢？有皇上封的，有政府任命的，有自己闯的，也有老百姓叫起来的。以名人命名的胡同，虽然名字高高在上，挂在胡同口，却也算是留得英名万古传，载入了史册，尤其是植入了民众的口碑，这恐怕比印在书本里还响亮。
比如，纪念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文丞相胡同;为纪念抗日牺牲的爱国将领，命名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在北京城还有大批以名人命名的街巷胡同，如端王府夹道、遂安伯胡同、石驸马大街、张皇亲胡同等。
有趣的是，许许多多不入流的工匠、手艺人，甚至一文不名的穷汉也有幸入名人胡同籍，留在胡同的门牌上。
以人名、职业起名的街巷胡同就有意思了，如，豆腐池（陈）胡同、赵锥子胡同、棚匠刘胡同、馓子王胡同、李纱帽胡同等。
7.按动物、物品命名
以动物起名的，有金鱼胡同、金鱼池、鲤鱼胡同、双鱼胡同、干鱼胡同（甘雨胡同）、骆驼胡同、驴驹胡同、鸦儿胡同、鹞儿胡同、大鹁鸽胡同、黄雀胡同等;
以食品起名的，有羊肉胡同、熟肉胡同、烂面胡同、干面胡同、黄米胡同、豆芽胡同、豆角胡同、茄子胡同、烧酒胡同、茶叶胡同等;
有的胡同一头进，中间分了叉，两头出，像裤子，就有了裤子胡同、皮裤胡同、裤腿胡同、裤裆胡同、裤脚胡同等。
还有一些以日用品命名的胡同。当年不可缺少的取灯（火柴）、胭脂、胰子（肥皂）、褡裢（扛在肩上、两头装钱物的口袋，又叫“捎码子”）、马勺、柳罐、水瓢等物件，到今天几乎都成了文物，但这些以此命名的胡同还在，提醒人们记住走过来的路。
当然，北京也有一些很美、很雅、很吉利的胡同名字，如福长街、平安里、安乐林、芳草地、杏花天、百花深处、什锦花园等等。近年来，有些不雅、过俗，或不吉利的地名都改了或准备改，对此意见不一。其实，街巷胡同既是历史的遗存，也是现实的通道，要发展就必然推陈出新。出新要出在根基上，不可丢弃的是老北京老胡同的神髓，是存活在一代代老北京人心头的那份人境和谐的情，天人合一的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