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本刊封面报道以《长子新生》为题对辽宁省经济振兴进行了深度解码，那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乐观。
时隔五年，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东北经济，他们正在经历短暂繁荣后的阵痛。我们更加关注新一轮东北经济振兴计划将给这片广袤土地带来的“加减乘除”效应，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不是悲观。
相信只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各方进一步解放思想，东北经济一定会渡过难关！
诊脉东北经济
The Economy Diagnoses of Northeast China
文/本刊记者乔欣
今年4月底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辽宁省以1.9%的增速位列全国最后一名，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分别为4.8%和5.8%，虽然情况稍好，不过也在全国后五名之列，这表明，东北地区依然延续了去年的经济下行走势。各界目光再度被拉回中国国土版图最东北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多重原因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典型代表，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便长期担当着我国重要原材料、装备制造、重化工业的生产基地，在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实施的一系列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体制改革，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渐次推行的“沿海开放”“开发浦东”“西部开发”国策影响下，东北老工业基地没有像上海、青岛、武汉等老工业基地那样在改革开放和改造调整方面取得突破。
分析致使东北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因素。一方面，东北地区经济形势与全国一样面临着“三期叠加”的问题与困境，需要适应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可以说它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所言：“又与自身特殊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紧密相关。”
细说特殊性，曾长期关注以东北地区为主的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凤芹分析说：“除了历史因素，即老工业基地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外；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其发展动力仍显不足，是因为其主体功能区定位中，仍体现为以资源、环境和农业为主。首先，资源在区域发展中有优势，但不能忽视‘资源诅咒’，前些年在能源、矿产品资源价格较高之时，一些地区出现快富心理而忽略发展，这是在没有相应体制制度安排条件下市场的选择。其次，东北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定位中发挥着生态文明建设作用。再分析农业，粮食的基础性作用，显而易见，但它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如同森林资源一样，它不仅为本地区也是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服务。以上三方面是东北地区难以像东部地区那样实现经济整体增长的客观因素。这些是制约东北地区未来经济实现较快腾飞的条件和基础。”
韩凤芹表示，国家一直关注东北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振兴东北的政策措施，很多改革措施还具有较强的治本作用，虽然有利于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不过目前阶段政策尚处于消化期，短期难以见效，还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东北地区处于从重工业基地向现代制造业中心和东北亚贸易集散地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再加上客观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制约，东北地区短期仍将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清还“欠账”
如何突围？各方在为东北经济寻找出路时，“解决历史遗留”这个词汇的出现频率很高。
有研究人士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是企业规模大而全，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要快速发展重工业，尤其是重型装备制造业，只有苏联大而全的办法，才能在一个大企业内按生产流程保证成套装备的及时组装供应。然而主要问题不在大而在于全，它违背了工业分工和提高效益的原则。而且各大企业均直属于中央有关部门，与地方部门关系不够密切。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快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使东北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如今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掣肘。
所以，很多东北经济的研究者纷纷表示，在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中，国企改革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央企，更对地方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大幕。此轮改革的实质是确立了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两大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国企管理体制和国企经营方式的市场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日前撰文称，作为国企改革的前提条件，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应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从着重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转向国有资本“产权”构建的改革。
“历史欠账”中，还包括改善民生，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特别是棚户区改造，未来将通过出台更多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支持棚改的措施。
上世纪末，很多老工业城市面临发展困境后纷纷开始探索发展途径，比如成都东郊老工业区把工业企业向市郊分散迁移，在原区位发展第三产业，将东郊的城市功能由工业为主调整为生活居住、物流配送、金融商贸、科技产业、旅游休闲。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区域性调整改造。2002年，辽宁省沈阳市决定让铁西工业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老铁西工业区随后开始了“东搬西建”，当时有发展希望的200多家企业陆续搬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老城区被重新规划。伴随着国务院一系列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出台，国家为其提供了国债专项资金、增值税转型、社保试点、债转股、豁免企业历史欠税、国家政策信贷以及土地收益基数提成等优惠政策，并借此提速了改造步伐。
韩凤芹表示，在东北地区的概念之下，区域内部之间经济发展差异化其实是明显的。沈阳、大连这样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城市可以发挥增长极的示范效应，并以点带面进行跨区域资本运营、创新平台建设，实现版块资源整合、整体联动。 习李“药方”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撰文指出，东北落后的主要原因是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高、第三创新能力较弱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长期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二产比例较大，三产比例偏小。
东北地区自身也已意识到这些问题，黑龙江省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八大经济区构想，试图进行转型。此后，又提出十大产业战略，即在发展传统产业之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辽宁省在2005年提出开发沿海经济带。无奈这些地方自救措施效果尚不明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吉林省代表团审议时，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为新一轮东北经济振兴开出“药方”，
“加法”。从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度提升。但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枝独秀，对经济贡献率超过60%。财税来源中，房地产一业独大，在许多地区占比达到四成多。
“减法”。一些本该淘汰、限制和转型的落后产能，投资规模不降反升。如钢铁、水泥、造船等扩张迅速。有的省水泥过剩产能最高时达到45%。
“乘法”。从投资拉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然而实际上，东北工业“一柱擎天”和结构单一的“二人转”状况没得到根本改变，传统产业和产品仍占大头，“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仍在爬坡过坎。
“除法”。从管制到服务，政府简政放权会对提高市场效率产生除数效应。但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对经济工作“管、把、看”的老问题没有根本去除，导致全社会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经济大多忙于“搞配套”和“跑龙套”，营商环境仍是短板。
不过习近平指出了东北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现在加法多，其他少，亟待补课”。
其实更早些时候，在2014年7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时也为振兴东北开出了“三味药”：一是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为企业经营和创新创业提供公平市场环境；二是加强民生保障，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三是紧扣转方式、调结构，做强实体经济。
之后一周，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意见》包括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进一步深化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依靠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等11方面共35条政策措施。有分析人士指出，《意见》虽然不乏给钱、给项目、给政策的意图，但是不可否定的是从本轮振兴举措开始，东北地区将正式走上由内而外的自我振兴之路。与此前多个振兴方案相比，本轮振兴举措更注重激发东北地区的改革创新：通过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活力，通过央企、国企改革消解国有经济弊端，通过加强对外开放增强自主创新驱动力等。
“药方”既出，为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注入了强心针，不过韩凤芹同时提醒，过去的财政支持措施值得反思，特别是企业已经形成惯性思维认为政策支持等于“财政补贴”，把补贴当做“唐僧肉”，资金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激发其创新和转型升级能力，所以接下来要转变改革理念，实现权责对等，从政府角度而言，就是要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转变职能，创新体制机制，实现政府财政资金提质增效。
